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深受其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将其归纳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指出：“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总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本书收录了胡适谈治学方法的代表性文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徽州绩溪人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主要著有《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胡适日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齐白石年谱》《先秦名学史》等。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致罗尔纲
治学“四字诀”——复陈之藩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具
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
教育家。他在文、史、哲等
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
“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
术最深的历史人物。他活跃
于社会政治领域，是中国自
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
。胡适生前在北京大学从事
教学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年之
久，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
长、校长等职。他对北大情
有独钟，遗嘱中交待将他留
在大陆的书籍和文件捐赠给
北大图书馆。为反映这位文
化巨人一生博大精深的文化
建树，本社在北大百年校庆
的1998年曾隆重推出一套
大型胡适作品集——《胡适
文集》（12册），对所收作
品均作了文字订正和校刊，
其中有一部分作品，采用了
胡适本人后来的校订本或北
大的收藏本，具有很高的文
献价值，受到学界和广大读
者的欢迎。
因早已售缺，多年来，
一直有要求重印的呼声。此
次重印，此套书的编者著名
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先生
又精心做了许多工作，包括
对照已出各种版本的优长，
重核胡适本人原始和修订版
的文字等，力求呈现最接近
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
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从《
胡适文集》之中精选部分内
容，另外推出“胡适作品系
列”。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深
受其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
响，将其归纳为“细心搜求
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
心求实证”，在《清代学者
的治学方法》中指出：“他
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
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
，（2）小心的求证。”总之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本书收录了胡适谈治学方法
的代表性文章。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研
究视角与方法不同，因此本
书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描述和
解释，与通行的说法有不尽
相同之处，对这些说法，我
们未作删改，这并不代表我
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说法，请
读者在阅读时认真鉴别。本
书的人名、地名、标点等，
有的与现行用法不同，为保
存原貌，亦未加修改。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
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多提
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本书收录与治学有关的文章，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治学“四字诀”——致陈之藩、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致罗尔纲言、《国学季刊》发刊微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清华周刊》记者来书等。
本书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胡适著作选本。
著名设计师陆智昌担纲设计，精装典藏。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1］
——致罗尔纲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
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滑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适之
（原载罗尔纲《师门五年记》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出版）
治学“四字诀”［1］
——复陈之藩
之藩：
对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我还没答复，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复。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hard-nindcd与soft-minded两大区别。费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潜刚克”与“高明柔克”的两大类（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类）。
同样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练，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人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治物理学，那是他的训练。他信鬼，信灵魂，那就是性情流露与他的训练没有大关系
我在《丁传》里（页五五一五九，九七一一○七）（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你所说“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无大误”，很可能的是这种训练的一点点成绩，也就是你所谓“由于你的谨严的精神”。
你曾看见我写给王重民的一封信吗？（曾发在抗战时期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做官）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