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启功九十岁以后的口述，经启功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珪整理而成。在本书中，启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旋涡的最中心，过的基本是书斋的生活。但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的特殊才能和地位，使他的书斋生活更为独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瞥见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也可以窥见当时著名文艺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这些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珍贵资料。

启功（1912-2005），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第一章 我的家族
一、我的姓氏和世系
二、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
三、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
第二章 我的童年和求学之路
一、童年生活
二、入学前后
三、我的几位恩师
第三章 我与辅仁大学
一、三进辅仁
二、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
三、辅仁逸事
第四章 我与师大
一、院系调整
二、反右风波
三、艰难岁月
四、老伴之死
五、迟到的春天
第五章 学艺回顾
一、书画创作
二、书画鉴定
三、诗词创作
四、学术著作
结语 “诗言志”
整理后记 赵仁珪

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再现晚清以至近代史的很多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本书为启先生口述整理而成，通过“我的家族”、“我的童年和求学之路“、”我与辅仁大学“、”我与师大“、“学艺回顾”等部分记录了启功先生的一生。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想
协助启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
传性质的书，但出于种种原
因，其中包括启先生自己感
到为难的原因，这一愿望始
终未能及早实现。但我一直
不甘心作罢。后来更多的人
也有类似的呼吁，以至政协
、文史馆、北师大等有关部
门都很关心这件事。因为大
家都深知这是一份宝贵的财
产，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
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
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
；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
再现晚清以至近代史的很多
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
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启先生
又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
，他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
、国学大师，就总体成就而
言，绝不是随便一个时代随
便就能出现的人才，如能把
他的经历写出来，哪怕挂一
漏万也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有感于大家的殷
切希望，启先生在九十一岁
高龄的时候，改变了初衷。
可惜此时先生目疾严重，体
弱多病，已不能亲自执笔，
他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
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
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
轨迹可以从一个皇族的家史
中得到生动的展现，很多原
来只是一些概念性的认识，
现在有了重要的实证，更何
况还补充了史书上很多缺载
的东西，这对了解清史和民
国史很有帮助。
听他讲述自己出生后家
族的种种不幸，我们会深感
到一个家族在失去它的社会
基础后会怎样地“家败如山
倒”，这不仅是偶然事件的
频发，而且是命运的必然，
这也许会使我们从另一种角
度来反思一下家和国的关系
。
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
习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
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
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方
面又不能不庆幸他遇到那么
多的恩师、前辈和朋友，从
而体会到一个成功者的背后
会有多少人的支持，一座高
峰的横空出世，往往要出现
在很多的山峰之后。
当我们了解了他在反右
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不
幸之后，既会对那段历史的
错误进行重新的反思，更能
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开阔
的胸襟中汲取人生的智慧，
学会在逆境中怎样积极地生
存，变缺憾为完美。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
学艺上方方面面的成就，我
们就会更深刻地了解什么叫
名家、巨匠，什么叫大师、
国宝，什么叫通才、天才，
什么叫“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是的，启先生的一生并
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
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旋涡的
最中心，更没有亲身经受过
战火和硝烟，即使划为“右
派”也只是“莫须有”地阑入
，他过的基本上是书斋的生
活。他走的只是一个文人所
走过的路，但这也是另一种
生活，也是丰富的社会生活
的一隅，更何况出于他特殊
的家庭背景和他特殊的生活
经历，他的书斋生活更为独
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
窥测到近现代很多著名文艺
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
，这更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
珍贵资料。
启先生的身份虽有他的
特殊性，但他的人格魅力却
可以代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
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
宽容、谦逊、聪慧、睿智；
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
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
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
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
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
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
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
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
待自己的成绩。这些美德也
能从他的回顾中流露出来，
给人以启迪。
我从1978年入北师大中
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系
工作，到现在追随先生左右
已有二十五六年的时间了，
其中有三次最紧密的接触，
一次是为先生的《论书绝句
》一书作注，一次是为《启
功韵语集》作注，再就是为
整理此书。每次先生总是不
厌其烦地为我反复地讲解，
每本书都要花费数十个单元
的时间。这次先生的年事更
高，但仍不惮劳累，为我讲
述，我整理后，又都读给先
生听，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正
，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大谬误
。能这样“登堂入室”地聆听
先生的教诲，得到很多真传
，真是人生的大幸。可惜我
才钝智愚，并不能把这些所
得深入准确地接受和传达出
来，有时还会出现一些不该
有的错误。如果此书仍出现
了这样的错误，皆是由本人
整理的疏漏造成，也敬请关
切此书的同人加以指导。本
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一直照
料启先生生活的内侄章景怀
先生的大力帮助，他还提供
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此
外，本书也借助了侯刚先生
《启功画传》的一些图片。
这些图片和文字共同组成了
全书，这一点是必须声明，
并向他们致谢的。

一、我的姓氏和世系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洲”，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洲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想把满洲族人变成“满洲国”人，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洲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洲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洲族，但不是“满洲国”的族；我们是满洲族的人，但不是“满洲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洲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改译少数民族姓名事》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姓和名，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是“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上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唯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新中国成立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
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
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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