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想千年编著的《政道的一点真骨血(三千年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以中国历代的改革事件为线索，分析了历代改革的成败得失，并总结和概括了历代改革的普遍规律，为当前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价值。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有历史爱好者。

今天，大家都在谈改革，但改革到底改什么，怎么改？改革为什么那么难？其实没有多少人能讲清楚。

默想千年编著的《政道的一点真骨血(三千年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从梳理三千年中国改革大事件入手，通过还原历朝历代的改革真相，如管仲改革、李悝改革、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百日维新等，旨在总结他们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讲透历史大变局中的不变定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在中国如何改革的普遍规律，为当下的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和镜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识病象，何施刀药？

政者，正也。御政之首，鼎新革故。党政机关需要改革，企事业单位同样需要改革，因此，《政道的一点真骨血(三千年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既裨益党政干部，也助力公司领导，是所有改革者必备的参考书。

前言

历史大变局中不变的定律：向《周易》要改革智慧

礼崩乐坏怎么办：周公改制定万世纲常

治国之道先富民：管仲改革成春秋霸业

防民之口，堵不如疏：子产变法育开明政治

向特殊利益集团开刀：李悝改革拔战国头筹

百代皆行秦政法：商鞅变法为万代立极

最好的改革和最大的政治：始皇改制辉煌伴悲剧

统天下者关键在统人心：汉武改革文治武功

书生政治的悲剧：王莽改制就像堂吉诃德

打破做官的垄断局面：隋朝改革开启读书人的通天路

改革越平和越卓越：太宗改革缔造盛世

改革永远是把双刃剑：玄宗改制福中伏祸根

矫枉勿过正，谨防“教训陷阱”：庆历新政为何昙花一现

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王安石变法奈何明月照“沟渠”

用行动政治打倒公文政治：居正“三本账簿”中兴大明

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百日维新”回光难返照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悲愤前行：韩非《孤愤》长啸改革壮怀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盛世衰世的“七有”“七无”

后记

不识病象，何施刀药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他是周成王的叔叔，故称叔旦；因为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

周公为人很好，孝顺、仁厚、笃实；能力也很强，在兄弟中是出类拔萃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属于“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信得过”的领导干部。周公在全力协助周武王灭掉商朝后，被封于鲁之曲阜(今山东曲阜)，故史书又称他为鲁公。

一

笔者第一次了解周公，是读曹操的《短歌行》，里面有句话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时我就想，这个周公怎么会这么忙？他究竟在忙什么呢？这些年断断续续读史书才知道，周公其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持完成的周初的改革，是一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深彻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法制、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在“天下治式、社会模式、行为范式”方面的改革与创举，着实当得起“万世之谋”四个字。

1．天下治式——完善“诸侯封建制”

这是周公在政治建设方面的首要大事。西周的分封制前后实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武王伐纣以后，主要是由武王主持的。第二次则是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由周公亲自谋划落实的。

这种分封，主要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算是核心层，其直接统治的地区叫王畿，由成周(河洛地区，以王城为中心)和宗周(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两部分组成。第二层是分封的“姬姓”王族子弟，算是直系。据考证，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就占了五十三国，比例较大。第三层是分封的功臣子弟，算是嫡系。比如，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的姜尚(姜子牙)，其后裔就封于齐。第四层主要分封的是殷商旧族后裔，算是“统战对象”。比如，周武王时，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管理商的豪族和遗民，并派武王之子管叔、蔡叔、霍叔加以监视，时称“三监”。滑稽的是，后来猫与老鼠同流合污，“三监”与武庚联合发动叛乱。但周公在平定这次叛乱后，仍封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宋，这确实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

由此可见，西周的分封制，实质就是一种以王室为核心、以血亲为纽带、以功臣为辅助、以“统战对象”为黏合剂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的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其中体现的政治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钱穆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这里，有一段历史疑案需要特别说明。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现在通常的分法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分法主要沿袭了西方的古代社会划分法，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至少是很不准确的！为什么呢？

这种分法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都称为“封建社会”，问题恰恰是：其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实行的才是封建制。这一点，《吕氏春秋》说得很明白，“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天下太大了不好管，不如“多建封”，分成许多小国方便管理。显然，这里所谓的“上世”，也就是指夏、商、周三代。

其二，自秦朝开始，封建制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读过秦史的人都知道，秦灭六国以后，曾为“治式”问题，也就是实行诸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一点，李斯在《仓颉篇》中写得很清楚，“华夏九州，兵戈止息，封建不再，万民康宁”。

既然从那时起“封建不再”了，那么把秦朝至清朝的这段历史说成是“封建社会”，又怎么会准确呢？那么，准确的分法是什么？笔者认为，如果以政治管理体制为标准，则可以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个时代或三个社会，即氏族部落时代(社会)，诸侯封建时代(社会)和帝国集权时代(社会)。

我的这个观点，与李泽厚先生的看法颇为相同。他在《论语今读》中也说过一段话：“数十年来，套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说中国历史，削足适履，扦格难通，并引起古史分期、长期停滞诸假问题之大争论，似应重新考虑，改弦史张。”

另外，我的这个观点，还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得到了印证。他在《国史大纲》第三章“封建帝国之创新”中明确地说：“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他在第七章第二节“国家民族之抟成”中，则对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状况做了详尽而生动地论述。原文如下：

“封建制逐步破坏，郡县制逐步推行，自春秋至战国已然。秦以下，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堕于地不止。汉初先则有异姓封王，继则封王惟限于同姓，又次则诸王惟得衣租食税，同于富人；此自景、武下逮东汉，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

至魏则并邑入亦薄。晋矫魏孤立，大封同姓，并许自选官属，然刘颂言其‘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盖亦徒享封土，不治吏民，乃西汉景、武以后法度耳。至晋惠帝立后，诸王或镇雄藩，或专朝政，遂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P2-5

历史大变局中不变的定律：向《周易》要改革智慧

当我对中国历代改革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惊奇地发现，《周易·革卦》中关于改革的论述是那样的平实而朴素，精到而深刻，以至于三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其失败的教训，都能从中得到印证。

改革，在当今时代，是一个时髦的话题；

改革，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回顾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无一不是充满了波澜，充满了曲折，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甚至充满了血雨腥风……

然而，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还是离不开改革，离不开对改革者的迫切需要，离不开对改革道路和改革方略的艰深思考和探究……

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总能从最平常的事物中发现最深刻的哲理。他们把广大的社会看作是一口清冽的水井，强调“井道不可不革”，必须定期维修，经常清洗，才能保证水的活力，保证水的清澈，保证水的甘甜；否则，就会导致泥土淤积，井水秽浊，甚至腐化变臭，最终不得不被填埋。

我们的老祖宗很负责，总是没有忘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把自己有关改革的思虑、改革的领悟装进了一部古老的典籍——《周易》之中。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六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经典，它全面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也开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之门。诚如《周易·系辞上》中，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当我对中国历代改革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惊奇地发现，《周易·革卦》中关于改革的论述是那样的平实而朴素，精到而深刻，以至于三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其成功的经验都能从中得到印证，其失败的教训也能从中得到印证，真是奇哉！妙也！

与其他古老的大书相比，《周易》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哲学思想是通过一套结构严密的象数符号系统表现出来的，是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奇妙结合。

与其他人论述改革的方式相比，《周易》关于改革思想的阐述，则是通过《革卦》的卦辞、《彖》、《象》和爻辞综合说明的。

《革卦》的卦辞是：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周易》在表述上最大的特点是话少、道理多。以上这段话，堪称改革的总论，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相当于“指导思想”和“原则”。反复咀嚼这七十多个字，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总结出以下四点：

其一，关于改革的形势。这里用了“水火相息，二女同居”的现象来形容，说明矛盾已经激化到相当的程度，协调并济的平衡已经被破坏，冲突加剧，危机四伏，必须进行变革，方可重新建立新秩序，获得新的平衡与稳定。

其二，关于改革的标准。这里用了“‘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来形容，意思是，待改革完成之时，应当使民众普遍感到自己获得了收益、满足了愿望、得到了实惠，从而得到他们的信任和理解。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判断改革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其三，关于改革的意义。这里引用了汤武革命的例子，指出汤武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发出了“革之时大矣哉”的感叹，令人振奋，荡气回肠。  其四，关于改革的前途。这里指出了两种存在的可能，一是“革而当，其悔乃亡”，取得成功；一是革而不当，遭到失败。于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争取成功，就成了改革的首要问题。

改革，如何才能避免失败而走向成功呢？《周易》通过《革卦》六爻的变化，从改革方略上给了我们生动和具体的启示。

启示之一，《革卦》的初九爻：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这里的“黄牛之革”，泛指坚韧之物。意思是，改革之初，不宜轻举妄动，而要像用黄牛皮革捆牢东西一样，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巩固好基础。

启示之二，《革卦》的六二爻：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这里的“巳日”，指的是时机成熟时。意思是，要等到时机成熟时才能发动变革，只有这样，才会吉祥如意，不会有错。

启示之三，《革卦》的九三爻：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这里的“革言”，指的是改革宣言和改革方案。意思是，对改革的方案要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多次进行修改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的举措符合最广大民众的意愿。这也是改革走向胜利的关键。

启示之四，《革卦》的九四爻：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这里的“信志”，指的是信守改革大志。意思是，只有坚定改革的信念，才能在获得民众信任后，变革不合天命的旧制度并获得吉祥。

启示之五，《革卦》的九五爻：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这里的“大人”，指的是改革时代出现的领袖人物。意思是，伟大的领袖人物领导的巨大变革，像虎皮黑纹一样醒目，其创立的功业彪炳千古。

启示之六，《革卦》的上六爻：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这里的“豹变”，指的是质的变革，彻底的变革；“革面”，指的是表面的变化，没有触及实质的变革。意思是，改革如果只触及表面，就会很危险；只有彻底，才能获得吉祥和最后的胜利。

以上六条，就是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要素和条件。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必须”。

第一，改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打牢基础，不可轻举妄动

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准备工作就很充分。首先是情况的准备。商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走遍秦国各地，真正了解了当时秦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具备的优势，才有针对性地拿出了一套好的改革方案。

其次是思想舆论的准备。变法之前，秦孝公举行了一次朝会，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图强的问题进行了争辩，最后商鞅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基本上统一了思想。

再次是人事的准备。秦孝公在正式启动变法之前，采取温和巧妙的方式，对一些重要朝臣的职务作了调整，形成了有利于变法的人事格局。

第二，改革必须在时机成熟时进行，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

比如王莽的改革，其目的是好的，主要是想解决西汉末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的问题。但他没有选好改革时机。他在自己刚刚篡夺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就急忙进行改革，加之改革举措失当，最终反被强大的改革浪潮吞噬，落得个悲剧的下场。

第三，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纲领和科学的方案，顺应民意，不可失信于民  比如管仲的改革，就是在“富民论”的指导下，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官吏选拔机制、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机制等各项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齐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广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因而，管仲的改革，不仅得到了上层的支持，更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上下同欲，大获成功，首成春秋霸业。

第四，改革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举措得宜，不可半途而废

比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其思路和措施都是对的，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改革举措，可以说是很超前的。其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如反对势力强大、官吏对改革的措施执行走样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最高权力执掌者宋神宗赵顼的改革意志不坚定，决心松动，加之其英年早逝，从而使得变法半途而废。

第五，改革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大力推动，不可畏首畏尾

比如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居正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和意志。面对改革的重重阻难，张居正一无所惧。他多次表示“既以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蔟攒体，不之畏也。如是，才可建立国事”，“故得失毁誉关头打不破，天下事断无可为”。

尽管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家人的遭遇也很惨，但在他奋不顾身的强力推行下，《考成法》和《条编法》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吏治腐败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十年改革，对于延续大明政权的生命，对于造福当时的苍生百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六，改革必须深入彻底，极深研几，不可浅尝辄止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改革可谓风起云涌，比较出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郑国的子产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等。尽管这些改革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很快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改革都不全面、不彻底，只改了其中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忽视了全面的变法，加之根基不稳，变法举措往往只坚持一代或两代就被复辟，因而无法从根本上使一个国家强大。

反之，秦国的商鞅变法，则比较全面彻底，不仅深刻地改革了国制、民制、田制，还改革了军制、吏制、爵制等；不仅在秦孝公时坚持得很好，其后，在秦惠王、秦昭王等几代都坚持得很好。秦始皇后来能扫灭六国、统一华夏，其根本原因还是得益于商鞅的成功变法。

以上“六个必须”，是笔者对《周易》改革思想的归纳。纵观中国历史，改革的浪潮一直没有停息过。然而，不管是早期的周公改制、管仲变法、商鞅变法，还是后来的隋朝改革、贞观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永乐改革、张居正改革以及近代的戊戌变法等，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可以从这“六个必须”中找到答案或者得到印证。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道理往往也是最实用的。宋代思想家程颐对《周易》评价很高，他说：“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时代大朝，浩浩荡荡；改革大势，风起云涌。每一个改革者，无论行业区别，无论职位高低，只要想追求成功，只要想追求卓越，都可以慢慢体会《周易》的思想盛宴，细细品读《周易》的文化精华！

佛家有语：“阅尽他宝，终非己分。”

我爱读书，读了几十年的书，虽谈不上有多少大彻大悟，但也颇有些思考。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政治历史方面的书、对改革方面的资料，看得多一点，想得多一点，便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地有了一些积累，最后形成了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就是“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同时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知识”转化成“历史智识”，供世人分享一下，尽一份读书人的责任。

而关于什么是“历史智识”，为什么要重视开发“历史智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做了深刻论述：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籍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钱老先生不愧为史学大家，短短两段话，便把学习历史、获取“历史智识”的重要性，说得透彻明白。

据说，当年李白到黄鹤楼游览后诗兴大发，本欲题诗一首。但当他看到崔颢写的“白云千载空悠悠”时，长叹一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本来，我是想在“后记”中，把自己这些年为什么想研究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改革等问题表白一下，但在反复读了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引论”部分后，便也只好效“太白之叹”了！

是为记！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尚书·大禹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历史是川流不息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顽固地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

——培根

你对历史看得越深，就对未来看得越远。

——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