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有关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研究的论文集，侧重从制度、人物和文化三个维度对清华大学早期的学科发展、代表性人物和校园文化等进行研究，详细论述了清华大学法政学科早期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具体考证了清华大学校歌的掌故，描绘了瞿同祖、燕树棠、邵循恪、梅汝璈、端木正等清华法政人的光辉事迹。力图达到弘扬清华文化、发掘清华精神、整理清华典故、还原清华人物的目的。

陈新宇，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法律史、比较法和法律职业伦理。著有《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等。

序
自序 一期一会：我与清华法学史研究
近代清华法政教育研究(1909-1937)
近代清华法政教育研究(1937-1952)
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法治的恪守者——燕树棠的生平与思想
从邵循恪到端木正——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的薪火传承
何处相思明月楼——楼邦彦的清华往事
孙中山先生与清华年轻的法政人
东京审判量刑问题再审视——以“死刑投票6比5”为中心
清华校歌的故事
诗人朱湘的清华校歌
《无问西东》沈光耀背后的故事
附录资料三种
一、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习法政学生履历
二、1929-1952年清华法学院毕业生名单
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老清华法学院学生毕业论文目录
索引

在纪念清华110校庆期间
，收到清华法学院青年教师
陈新宇发来的新作《水木法
意：制度·人物·文化》，他
说经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的
推荐，希望我为其作序，因
为我曾经主持过清华文科工
作，参与过法学系院的复建
。其实，对于法律学科，我
基本上是个外行，是难以对
其历史著作做切实评论的，
但为免于对这位年轻人泼冷
水，心想，先将其作为一次
学习的机会吧。待我阅后，
觉得有所感受，现将其说出
来与读者交流，或许可以为
其序吧。
首先，是为该著作体现
的文化自觉所打动。陈新宇
作为一个没有清华学历的受
聘者，人校不久即开始研究
清华法政教育史，并涉及清
华的发展史，有所感悟。相
比某些人职清华多年的老师
仍久而无法融入学校的文化
，应该说陈新宇的努力实属
难得。而且，从社会学家、
清华老学长费孝通先生
1997年在北大提出文化自
觉的命题来看，即一个人应
该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自知
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
发展的方向，以取得文化选
择的主动性。陈新宇正是体
现了宝贵的文化自觉，他对
清华法政教育历史的考证和
对清华文化的研究成果，无
疑对提高法政学科乃至清华
师生的文化自觉会有所助益
，他的做法是值得提倡和鼓
励的。
其次，陈新宇论及的是
1909-1952年院系大调整前
的清华法政教育，这段时间
清华文科整体是比较强的，
但是，法律学科的发展却一
再受到来自内部的办学理念
局限和外部的干扰而多有波
折。正如陈新宇所述，
1929年成立的法学院，依
当时《大学组织法》应设法
律、政治、经济三系，惟因
经费问题兼校长罗家伦的教
育理念，法律学系暂缓设立
，法律课程由政治学系开设
。后在梅贻琦主政时期，于
1932年起筹建法律学系，
并获教育部备案，但同年因
庚款停付引发的经费问题，
加上当时政府“限制文法、
发展理工”的教育政策等特
殊的时代因素，法律学系被
要求停止招生，法律学系于
1934年被裁撤；在从西南
联大复员清华园后，曾经复
建法律系，后又在1949年
起步的院系调整中再次被取
消。回顾20世纪初叶，新文
化运动先驱高举科学和民主
的大旗，开启了新民主主义
新时代，当时认定只有“德”
与“赛”两位先生才能救中国
，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促使
西方现代化成功还有另外一
位“先生”，那就是“劳先生”
，即法治。实际上没有法治
的基础，其民主是不牢靠的
。而当前所探索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必须是以健全的法
治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
代清华大学复建法律学科，
正是提高了加强社会主义法
治的自觉性所致。
再次，陈新宇还从相关
的人与事的探讨中，提出了
某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
比如在《人生何处不相逢—
—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
照》一文中，在瞿、何两位
命运的对照中，得出如下的
论点：“从法学与历史学关
系的角度讲，法律固然是解
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
，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
其所以然’，无疑需要到历
史中去寻找答案，对于纠结
古今中西问题的中国法学而
言，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博物
馆，更是一座图书馆。未来
中国伟大的法学家，必然也
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无
疑是一个可以予人启示的观
点。因为“以史为鉴，可以
知兴替”，而法律学科是以
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为研究
内容的科学，是秩序与公正
之学，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
效，关系到人民大众的根本
利益，而历史为其提供了宝
贵的启示和答案。法律学科
格外重视案例教育，实质上
就是以史为鉴。所以陈新宇
的“未来中国伟大的法学家
，必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的论点不无道理，它启迪
攻读法律学的师生，应该有
自觉而科学的历史观，重视
历史的研究。
而《法治的恪守者——燕
树棠的生平与思想》一文，
依据坚实的史实，以更加宽
广的视野论述了法治建设中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燕
树棠先生是一位对中国法治
建设和法治教育产生过重要
影响的著名法学家、法律教
育家。1916年通过清华专
科考试赴美，回国后曾任清
华法律学系首任主任。他强
调“民治制度，若无法治，
是根本上不能存在”。又指
出：“清末民初之间，中国
国势不振，渐渐丧失从前重
人重德之自信力，而以为泰
西各国盛强，多赖法律，于
是渐次崇尚法律，而轻视‘
人’的问题，迷信人事之一
切可以取决于制度。”在对
民国时期法治建设考察基础
上，提出“我国对于司法之
建议及改革，多制度之形式
，而忽略司法之精神，以致
法官创建之精神和人格之修
养，反不及旧制时代之提倡
与努力。这种状态造成之主
因，是由于我们迷信了西洋
思想上对于司法之沿习的错
解”。据此，陈新宇认为“有
其法者尤贵有其人”，法律
人是沟通规范与社会事实之
媒介，法治之理念，乃由他
们的身体力行落诸实处，故
法律人之素质，实乃一国法
治成败之关键。这一观点对
于当今法治生态建构与法律
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意义。继
而，陈新宇归纳了在长期的
法律教育中，燕先生形成的
系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