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技术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去远”文化空间，由此产生的“切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实践和表达形式。全球化进程起到了积累和集聚的作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时间同样失去边界。簇拥起来的林林总总，不仅让不同地域，也让不同时段失去了遥远性。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文化之空间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间、多，而是超。文化发生了内爆，也就是说，文化被去除了遥远性，成为超文化。
超文化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处，实际上，他居住在此处与彼处成对称关系的空间里，他就在这儿，“内在空间就是他的家”。在景观的超空间里冲浪或浏览，与朝圣者以及浪漫主义的旅行者的行进方式都截然不同。超文化旅行者从一个此处去往另一个此处，超文化因而是一种关于此在的文化。
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观光敞开大门的事件的超空间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对文化（Kultur）的体验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韩炳哲（Byung-Chul Han），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这都让韩炳哲对于数字媒体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批判，显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启发。

穿夏威夷衫的游客
文化为家
超文本和超文化
联网的爱欲
融合食物
杂交文化
文化的连字符化
比照的时代
文化的去光晕化
朝圣者与旅行者
窗口与单子
奥德拉岱克
超文化身份
文化间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
据为己有
论长期和平
友善的文化
超日志
漫游者
门槛
注释
附录 韩炳哲著作年谱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表达越来越与地域无关，而在一种超域的模式上循环往复，与本土/外来、遥远/切近、熟悉/陌生这些概念都失去了真实的联系。
文化失去了源初意义上的家园之感。没有边界，没有限制，没有头绪，却有强烈的杂交、融合和公共性质。人们成为带着静美微笑的超文化旅行者，行走在多姿多彩的超文化空间里，随意捡拾并拼凑着自我的身份认同。
如何理解超文化？如何实现超文化个体和谐共存？相较于莱布尼茨诉诸上帝的单子，韩炳哲回归古典希腊哲学传统，揭示出一种更有价值、更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情感——友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他人、通向世界的窗。

终于，我又在梦里成了朝圣者：其中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痛苦又令人警醒。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让这个冬天永远持续下去。
——彼得·汉德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朝圣者树立为现代人的形象。鲍曼认为，现代性赋予朝圣者“极富前景的新转变”。作为朝圣者的现代人在荒漠般的世界中游荡，赋无形以有形，予片段以连贯，以碎片塑整体。现代朝圣是一种项目性生活（Leben-auf-Projekte-hin），它“定向、连续、坚定”。由于其项目性，朝圣者的世界须“有序、确定、可预测且可靠”，须是“一个永远留有脚印，以便保存和收藏过去旅程痕迹和记录的世界”。
现代人真的是朝圣者吗？朝圣者的生存形式是否真的与现代性相符？在朝圣者历中不可或缺的是对这个世界保持陌生，朝圣者就是“陌生人”（peregrinus）。此处不太会成为他的家，他因而走在去往一个特殊的彼处的路上。恰恰是现代性克服了此处与彼处的不对称性，从而形成了朝圣的生存形式。不过，与其说去往彼处，不如说前行到更好的此处。荒漠、朝圣者的流浪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为有走入歧途的可能。然而，现代性却以为自己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
朝圣是前现代形象。因此，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再神学化思想家会使用朝圣这一前现代性形象。“迷途”是“存在”的一种形式。海德格尔的“在路上”具有朝圣的结构，他内心有一种对“终抵达”、对“家园”的渴望，这与那个在可见的、可达的此处面前自行隐匿的源始有关。海德格尔的《田间路》曾是一条朝圣之路。朝圣的特点也是“紧迫、黑暗绵延、等待光明”。朝圣之路“充满艰辛，虽越来越简单、纯粹、直通向前，却朝着一个进不去、到不了的地方”。恰恰是这种隐匿（Entzug）使“地方”再光晕化和再神学化。
在某种程度上，初的旅行者仍有朝圣者的步态。他们前往的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世界（Gegenwelt），一个原始的或自然的地方。他们曾想从此处逃往彼处。但他们已不再是外来者，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漫游者（拉丁语：viator）。他们在此处有房，有家。
超文化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处，实际上，他居住在此处与彼处成对称关系的空间里，他就在这儿，“内在空间就是他的家”。在景观的超空间里冲浪或浏览，与朝圣者以及浪漫主义的旅行者的行进方式都截然不同。在超文化空间中，彼处只是另一种此处，二者对称，不存在不对称的痛苦。超文化旅行者从一个此处去往另一个此处，超文化因而是一种关于此在的文化。由于超文化旅行者并不追求终的抵达，他们所到之处都不是居处，不是特指的“此处”（Hier）。这里的“此处”应该首字母小写，即写成hier，或者划掉（Hier）。与海德格尔为了再光晕化、再神学化而打上叉的“存在”不同，直接划掉的Hier则是对存在进行的去光晕化和去神学化，使之丧失了光晕的深度。
齐格蒙特·鲍曼虽然说过，对今天的旅行者来说，“越来越不清楚哪个造访的地方才是家，哪个地方只是落脚点”，但他仍然坚持“在家”的形象：“‘此处我来做客，彼处才是我家’的对比仍然像以前一样清晰，但要说彼处在哪里，则不容易。彼处逐渐被剥夺一切本质特征；它所蕴涵的家非想象所能及（任何想象出来的形象都会显得太具体、太局限），它是既定的，既定拥有一个家，但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街道、景观或社群……思乡是梦想着可以有所归属—至少不仅曾身处某处，亦要从那儿而来。……家在思乡中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永远保持‘将来时’的态势，不失去魔力和诱惑力，就不会进入‘现在时’……”鲍曼的旅行者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旅行者，他假定了一个反世界。他仍然是朝圣者，正在去往故乡的路上，去往彼处，而这个彼处却进入了将来时。鲍曼虽然谈到思乡之情并不是“旅行者的一感受”，旅行者也“恐惧被束缚在家乡”，即“恐惧被束缚在一处”。 然而，他对另一种旅行者的形式—超文化旅行者的生存形式缺乏感知。与朝圣旅行者相比，超文化旅行者不了解此处和彼处的差异，因此不会生活在“一将来时”或“第二将来时”1中，他们完全生活在现在时中，或处于此在中。对鲍曼来说，旅行者仍然属于在对彼处的渴望与恐惧之间纠结的朝圣者，而超文化旅行者既没有渴望，也没有恐惧。
P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