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记录了20世纪一批作家在首都北京的生活片段，有郭沫若、茅盾、周扬、李六如、欧阳予倩、萧三、田汉、丁玲、邵荃麟、姚雪垠、杨朔、田间、郭小川、朱子奇、马烽、贺敬之、柯岩和徐光耀，共18位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都曾在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地居住过。他们生活和奋斗在北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做出过很大贡献。

方继孝，北京人。文史学者、作家、鉴藏家。
主要著作有：《旧墨记》书系（六辑）、《碎锦零笺》、《品味书简》、《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撂地儿》、《笺墨记缘》、《京剧从这里走来》。辑校：《陈独秀先生遗稿》。整理：《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查阜西著《古琴的常识与演奏》、孟超著《流云散记》。
其中，《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记与往事》一书，荣获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笺墨记缘》入2020年度“南都十大好书”之列。

郭沫若：在大院胡同所作的“翻案文章”
茅盾：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探索者
周扬：浓缩了的一部文艺史的人
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
欧阳予倩的最后十三年——张自忠路5号
萧三的革命生涯与诗
田汉在细管胡同9号的生活与创作
丁玲：居京的寓所与创作活动
邵荃麟与中国的文学事业
姚雪垠：复外大街22号楼与《李自成》的终结
杨朔：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优秀散文家
田间：后海北沿的“诗风”小院
郭小川的新诗创作
朱子奇与陕甘宁边区文艺
马烽：居京的寓所——大翔凤胡同3号
贺敬之柯岩：南沙沟的伉俪诗人
徐光耀：居京时的创作

徐光耀
京城名人手迹鉴藏大家
方继孝先生要出一本书，书
名《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
寻》，约我写一篇序。我本
垂垂老矣，已懒于动笔，但
方先生盛情难却，再读方先
生的书稿，让我似乎又回到
了几十年前的北京，很受感
动，于是决定还是写几句吧
，一是“搪塞”方先生，再者
也借此致敬那段岁月，还有
那些人。
书中记录了20世纪一批
作家在首都北京的生活片段
，有郭沫若、茅盾、周扬、
李六如、欧阳予倩、萧三、
田汉、丁玲、邵荃麟、姚雪
垠、杨朔、田间、郭小川、
朱子奇、马烽、贺敬之和柯
岩，还有我，共18位文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都
曾在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地居
住过。他们生活和奋斗在北
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
作品，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
做出过很大贡献。
北京是新中国文学的摇
篮。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
文学艺术界人士与书中记述
的这些作家一样，汇聚于京
城，形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
文化风景。这道风景曾经靓
丽无比，也曾经黯淡无光，
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作者用
这18位作家的手迹，再现了
历史的片段，是真实的、可
贵的。
这些作家大都是从延安
或解放区走过来的，经历过
枪林弹雨，资历老，阅历丰
富，作品也真实感人。贺敬
之主笔歌剧《白毛女》，一
举成名，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是青年才俊。1947年我
在华北联大上学时，听贺敬
之讲过民歌课，真是幽默风
趣、生动形象。丁玲是我在
北京中央文研所上学时的老
师，那时她是文研所所长，
对我这个“小字辈”既赏识又
照顾。从那时起，我受教丁
玲老师几十年，受益很多。
我非常敬重这十几位作
家，还曾当面聆听过郭沫若
、茅盾、周扬等前辈的教导
，从他们身上学到过很多东
西。可惜这十几位作家除了
贺敬之和我，其他都已作古
，但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精
神永在。讲文化自信，似乎
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找到一些
答案。
回忆20世纪50年代，我
在北京生活的那几年，是我
的文学梦想无比宏大的时候
。无论是在大杂院，还是在
大耳胡同15号，我都一心想
在文学上更高更强。那时除
了发表了些短篇小说和报告
文学外，更重要的是在谋划
一些“鸿篇巨制”，准备材料
，动笔写三部长篇小说：一
部是以旷伏兆将军为原型的
《将军向我们走来》，一部
是以旷伏兆将军在雄县米家
务开展的地道战为素材的《
地道战》，还有一部是取材
于老家雄县农业合作化运动
的《奔流的大清河》。近20
万字的《奔流的大清河》已
经完成初稿，《将军向我们
走来》已写了大部分，可惜
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未能
完稿，有的未能出版，后来
这些手稿也丢失了。正是在
这里，我由云端跌落到了谷
底。我受到牵连，不断地交
代问题，后来又被打成“右
派”。现在想来，可以自慰
的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
居然很快写出了《小兵张嘎
》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实现了“自救”。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被压
抑到极点而爆发的奇迹。
历史是过去了，但这些
作家的作品里所流淌的红色
基因是永存的。历史的细节
，就像摄影，是一个个被定
格的瞬间。这些旧居，也镌
刻下这些作家们为新中国建
设而奋斗的足迹和鼓与呼的
身影，为首都北京增添了一
抹绚丽的红色。
得感谢方先生，感谢他
用心收藏、用心为文、用心
做事，展示这些作家亲笔书
写的带着他们体温的简历、
手稿、书信等第一手资料，
让本已尘封的旧迹又闪现出
了火花。方先生精心珍藏的
作家们的手迹，像是把他们
的生命片段烙印在红色的笔
记上——记录了他们为共和
国的发展曾经做出的无私奉
献，笔迹中流淌着他们初心
、情怀与操守。
人老了，记忆力大减，
奉命为文，草成一篇，句不
成句，文不成文，不知在方
先生那里可交差否？
2021年6月1日于石家庄

北京是新中国文学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文学艺术界人士与书中记述的这些作家一样，汇聚于京城，形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
作者在书中用18位作家的手迹，再现了历史的片段，是真实的、可贵的。
这些作家大都是从延安或解放区走过来的，经历过枪林弹雨，资历老，阅历丰富，作品也真实感人。

郭沫若：在大院胡同所作的“翻案文章”
说起郭沫若在北京的旧居，自然会想到现在的郭沫若纪念馆——前海西街18号院。郭沫若初到北京时，曾住在西四的大院胡同5号，却鲜有人知了。
据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曾任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回忆：
开国大典以前，我们全家和许多白区的文化人一起从香港来到北京，来不及立刻安家，临时住在饭店里，大概住了半年多才搬出来。记得刚搬到新家，就是西四大院胡同5号……那是栋两层小楼，楼梯有点儿陡……
有资料记载：“大院胡同有两所大宅，东段路北9号，清时为一贝勒府，民国时为二十九军冯治安宅，解放后郭沫若在此居住多年，郭老搬到什刹海后，拆院盖楼成了机关宿舍。”
郭沫若一家在大院胡同居住了大概13年，从1950年直到1963年11月。
一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14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医科大学学习医学。但因少年时患过伤寒病，听力受损，影响了他在医学方面的发展。在毕业前，他已经开始逐渐转向文学创作了。
1921年，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文学团体——创造社，这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同年，他出版了新体白话诗集《女神》，热烈歌颂了反封建和反抗现实人生的斗争，是五四新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此后，他的创作趋向现实主义，但仍一直保留有积极的浪漫主义。
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郭沫若想到要进一步去了解新社会。1924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因而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民主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上的进步，促使郭沫若回国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在随军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郭沫若为了躲避追捕，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集中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对我国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还创作有自传《少年时代》《革命春秋》，以及《地下的笑声》《海涛》等。1930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敌救亡工作。他曾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他一面进行社会活动，一面进行创作。先后创作了6部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南冠草》《筑》。他还撰写了大量小说、诗歌和杂文，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政策。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他撰写了《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他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二
北平解放后，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郭沫若做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7月19日，大会胜利闭幕，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和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郭沫若虽然担任多项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但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诗人、戏剧家，一直辛勤地笔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具体作品包括《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多部诗集，还出版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历史剧。
上述文学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郭沫若在大院胡同5号居住时期完成的。仅在1959年到1963年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1959年2月）、《武则天》（1960年1月）和《郑成功》（1962年10月）。
1959年2月初，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在序言中，他明确表示，“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几乎与此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
郭沫若认为，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是不公平的，甚至把他的脸谱画为奸臣，今天应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他从曹操的屯田措施、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攻打黄巾军等诸多方面分析了曹操的功过是非，认为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大贡献的，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大贡献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做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