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恕诚先生生前工作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精心策划编选的《余恕诚唐诗研究论集》出版。该书共收其代表性论文18篇,集中反映了恕诚先生对当代唐诗研究所做的重要推进。
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更多强调“诗穷而后工”,后来曾一度将二者的矛盾对立提到不恰当的地步。《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则不仅详论特殊的高层政治体验给李杜诗歌创作各阶段各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且由此拓展至诗史演进全局,得出“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唐诗反映了深广的时代生活,但若认识仅及于此,甚至以为“唐诗最优秀的部分基本上不出怨刺讽喻的范围,价值似乎就在于它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就未免狭隘。《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重点关注唐诗对生活美与精神美的书写,揭示出“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的精神状态”这一唐诗最重要的诗史价值。唐诗繁荣受到各种力量旁推交通,非精鉴深思而殊难捕捉。如20世纪60年代传出毛泽东主席喜欢“诗家三李”,但此前评论更多只分别注意到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之间的相似相通,至于“三李”何能被认作一个整体却未有深探。《“诗家三李”说考论》通过细致考辨,指出共同的“倾向写主观、写自我”“继承楚《骚》传统、多用比兴”“有才气,富文采”的艺术追求是“三李”得以被并称的根本原因。在关注唐诗纵向演进的同时,恕诚先生尤其重视不同文体间的互动互融在推动一代诗歌繁荣和具体诗人创作达到高水平上的支撑作用。杜牧称李贺诗为“《骚》之苗裔”(《李贺集序》),但长吉诗风所以瑰奇诡谲,单凭诗体内部承传变化难以解释其成因。《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集中考察“赋体进一步确立之后,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赋家对于李贺诗歌的影响”,证实钱锺书所谓“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都在第二义”(《谈艺录》)的判断,从而在根本上破除笺释李贺诗歌穿凿附会的土壤。书中对唐代文学异体相生的多方展论,深具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