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晚年情怀，在著名学者王彬彬的笔下，更加的摇曳生姿，让人感怀不已。作者既是著名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写作了大量的文化随笔和文学评论。鲁迅的晚年生活，晚年创作，晚年的交往和友情，晚年的思想变化等，也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即文笔细腻、老道，又锋芒毕露、情感充沛，精准地剖析了鲁迅的晚年情怀。

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理事。系著名学者潘旭澜先生的高足。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主要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著作。

秋天的北京，不管人间的世界怎样云谲波诡、血雨腥风，空中，却总有一轮艳阳在高照。1926年8月26日这一天，也是如此。下午4时25分，鲁迅乘坐火车，告别了这座古城。同行者有许广平。自1912年5月起，鲁迅便一直生活在这里，但此刻，他却不得不离它而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多次流露对这座北国大城的怀恋，但他再也不能回到这里定居，只能作为匆匆过客，有过两次短暂的逗留。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远在南国海边的厦门。

鲁迅为什么要离京南下，简要说来，原因大概有这样几种：

（一）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原来同一步调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转向，有的颓唐。鲁迅觉得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鲁迅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便是当时孤寂心态的写照。同时，北洋政府也加紧了对文化界的控驭、统制，言论的自由度日见其小。这使鲁迅感到北京成了“沙漠”，“没有花，没有诗”。而这时，南方则显得更有生机和活力，遂使鲁迅对南方心生向往。

（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击军阀政府，于是自身也就难免陷入险境。惨案过后，段祺瑞政府通缉5名所谓“暴徒领袖”，之后，《京报》又传出一张被通缉者名单，鲁迅名列其中。在友人的关心和敦促下，鲁迅于1926年3月26日离开寓所，避居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此种境遇，也使他考虑离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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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逆旅中的姑活

（三）鲁迅之所以不得不离开北京，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1925年10月，鲁迅已与许广平“定情”。而要“终成眷属”，也必须“走异路，逃异地”。在北京，鲁迅是无法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的。在使得鲁迅离开北京而去往南方的诸种原因中，与许广平的“定情”应该是*重要的一种。

以上几种推力，终于在1926年8月26日这一天，把鲁迅推上了南行的列车。

上海毕竟是上海，三天两头阴雨。1926年8月29日这一天，天气先是阴沉，午后还下起了大雨。鲁迅在这一天抵达上海。次日晚，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周建人等人。

鲁迅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于9月1日夜登上往厦门的海轮。当时，他没有料到，仅仅一年多以后，又会回到这座长江入海口边的城市，回到这他并不喜欢的“洋场”，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岁月，并且永久地安息在这里。

鲁迅原打算在厦门“休整”两年，再作他计，但结果只呆了四个多月。其原因，一是鲁迅很快发现厦门这地方，骨子里也和北京一样，“死气沉沉”；其次，鲁迅任教的厦门大学，也乌烟瘴气，一些素为鲁迅所厌恶的“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来到厦大，使鲁迅觉得此处难以久留。在1926年10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厦门与北京同样的“不干净”，终于使鲁迅决定远离。

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到达广州。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鲁迅在广州，也只呆了八个多月。他到广州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中山大学也有学生被捕。为营救被捕学生，鲁迅与校方尖锐冲突。本来，由于又有令鲁迅闻其名而皱眉的“现代评论派”人物来到中大，已使他心生去意，现在又加上时局的剧变，鲁迅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海轮，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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