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高力伟和妻子林思文先后前往加拿大，希望通过留学，在“人间天堂”落地生根。林思文目标坚定，努力适应北美的社会文化，并理性地想要改造高力伟。而高力伟从降落到多伦多机场开始，便对周遭开始过敏。他剧烈地感受到了身份的焦虑，面对异质文化完全无所适从。高力伟变得极度敏感且脆弱，对林思文的精明能干也越来越难以接受……留下还是归去，是留学生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他乡明月的诱惑和文化身份的焦虑站在天平的两端，高力伟的困境同属于每一个曾经、正在或将要飘洋过海的人。

阎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76年起在湖南省株洲市拖拉机厂当工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8年又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赴加拿大打工、学习。1992年起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副教授。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白雪红尘》《沧浪之水》，中篇小说《佳佳呀，佳佳》等以及论文多篇。长篇小说《曾在天涯》获湖南师范大学1997年作品特别奖，短篇小说《菊妹子》获湖南省建国30周年青年文学竞赛奖。

《曾在天涯(精)》无目录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异国土地和异域文化的生存，始终是热点，也是痛点。本书是北美留学生的真实记录，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心灵的真相。
他乡明月的诱惑和文化身份的焦虑站在天平的两端，困境同属于每一个曾经！
人是生存在文化上的动物，《曾在天涯》展现了最真实的生存面貌，文化的回归是心灵的选择。

《曾在天涯）为北美
留学生活题材的创作带来
了新的气息，也为历史留
下了真相。浪漫的异域传
奇不再是作品的精神重心
。而对文化品位的追求则
在情节进展和形象完成的
过程中强烈地凸显。
——《人民日报》
小说对爱情的心理表
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它表明了什么才是爱情小
说。男女主人公在这个过
程中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丝
丝入扣，作者在一个长篇
中实现了张爱玲式的心理
细腻性。
——《书屋》
这是一次自我生命眺
望的情感经历，表现了当
代知识分子在价值悬崖上
的挣扎，主人公的心路历
程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
失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
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一
种悲凉的情绪基调。
——《文艺报》
小说触及了生命无可
逃适的悲剧性，这种悲剧
性对知识分子来说尤为痛
切。只有人才能意识到时
空，而对时空无限性的意
识，是人的幸运，又是人
的悲哀。
——《中华读书报》
《白雪红尘》（《曾
在天涯》海外版书名）在
全球网络上流传，不少评
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反
映当代中国人海外生活最
具精神深度的作品。
——[美]《星岛日报》

1
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我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在沉沉的睡意中我被广播惊醒，知道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从座位旁的小圆窗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看一眼手表，醒悟到今天正是八月八日，想到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幸运之日来到北美，在迷惑中似乎又得到了一点安慰。马上我在心中又给了自己一个冷面的嘲笑，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六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的成功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主持答辩是北京来的著名教授，他建议我去他那儿读博士，并主动提出论文的发表由他负责。我的导师也掩饰不住一脸喜气，答辩完出来他在我肩头拍了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传达着一种含蓄的赞许。当然我不会去读什么博士，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到北美去，在等待着我。妻子林思文去年八月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前她寄来了所有的材料，催促我尽快赶赴加国。她办事的迅速使那些渴望过去探亲而等待已久的人吃了一惊，一个个跑到我这里来询问。探亲的护照在五月里已经办好，一环套一环一切顺利。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登上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由于去年思文签证时遇到过的波折，我去的时候就做好了折腾几个来回的充分准备。可是在北京只待了两天，还来不及去看看大学同学看看母校，我就拿到了加拿大使馆签发的签证。这种意想不到的顺利简直使人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那种幸福感乱糟糟的，简直来不及仔细梳理仔细体验。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逼近，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等了好久才进了厕所，总算有了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让我可以再次品味那种令人昏眩的幸福。我闩好了门，从内衣口袋里小心掏出护照翻到贴有签证标记的那一页，那黄色的小方卡给了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正实现以权威的证明。我抚着那光滑的表面在列车隆隆声中哈哈大笑，把护照用嘴轻轻叼了，双手伸过头顶拼命地拍得“叭叭”响。又呆看着拍得通红的双手晃着头微微地笑，嘴唇哆嗦着自言自语地吐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直到外面的人等得焦躁拼命捶门我才出来。回到座位上不多久，我又一次产生了那种渴望，又一次排队进了厕所，我心痒难熬又抓不着非看看那黄色卡片才能稍稍平静。刚下火车我在广场上遇见了朋友胡大鹏，他妻子两年前去了美国，他正准备去北京办签证。他说：“成了?”我说：“成了!”说着领袖似的一挥手。他说：“真成了?拿到手了?”我说：“骗你呢!”说着一拍胸前的口袋，雄赳赳地把胸一挺。他说：“看看好吗看看好吗?”我把护照翻到那一页递给他，他双手捧着手直抖。我笑起来：“你抖什么手，我自己手也没有抖抖的。”他说：“这就等于多活一百年了。”他见我不明白又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你马上就得到了，这可不是多活一百年么?”我说：“你这个比喻真他妈的太妙了太神了太陶醉人了，一百年呢，你想想真的一百年呢!”他说：“别人搞了几年都搞不通的事你就这样一路通过来，连我都要为那些搞得可怜的人打抱不平了。”我说：“你别嫉妒，过几天就是你了。”他说：“但愿吧。你我都是靠女人出国，男子汉想起来也有点丧气。没有林思文，凭你，你想到北美去?”我说：“那是那是，前几天我把思文寄来的一千美元到黑市上兑掉，你猜那个人说什么来着?嘿，看不出你倒是谈了一个好对象啊!我就点着自己的鼻子问他，嘿，这样子还看不出么?够了!”说着两个都笑起来。
这些才多久的事呢，梦一样的现在就身在北美了。
在这个盛夏的晴朗早晨，加拿大东部边城圣约翰斯凉爽宜人。圣约翰斯，这个坐落在纽芬兰岛最东端的海滨城市，我早就在心中把它生动地想象过无数次了，它和大西洋一起，一年多来是我心中现代人间的童话世界。我家中地图上的那一块由于无数次的指指点点已经变得油黑。今天真的我就来到了这里。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我怎么走下飞机来到了候机室我不知道，那种怦然心跳昏眩迷醉的感觉覆盖了一切。候机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行李传送带空寂地转动，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拿下自己的行李，我茫然地对他嘿嘿一笑，他莫名其妙怔了一下，这提醒我回到现实中来，开始理解身外的事情。我想给思文打个电话，却没有一枚一夸特的硬币(夸特：加币单位，为二十五加分)。小商店要到七点钟才开始营业，要换零钱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守着行李不敢走远，就那么呆站着有十几分钟。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屁股后面吊着一尺多长的电棒。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一笑说了声：“Good morning．(早上好。)”他这一笑给了我一点勇气，我马上回了一声，把那张十加元的钞票摊在手中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