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2月6日圣尼古拉节，一个高个男子身心疲惫地走进博恩拉罗朗德镇，身上剪裁精良的外套溅满了泥垢。夜幕降临，大雪纷飞。加斯东·巴齐耶赶了两天的路，他在蒙彼利埃搭上火车，前一天在济安火车站下车，穿越了部队驻地。就在一周前，城头上演了一场大战。经历了色当溃败和皇帝被俘之后，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在卢瓦尔河上集结人马，试图就地阻截德国军队的推进，并打开缺口，解除巴黎被围三月之苦。此役还是败了，横尸遍野，阵地又落入了普鲁士军队的手中。
这位旅人从济安出发，经奥尔良森林，穿过在冬天愈发萧索的加蒂奈地区。成群的乌鸦和寒鸦在放羊的牧场和灌木丛之间徘徊，他只碰上了散兵游勇：掉队的士兵，在摸索吃食和值钱东西的小偷和逃兵，负伤的士兵，没有参战、列队整齐的部队，又集结起来的人马，还有巡逻队、哨兵。头一天，他在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副手的家里借宿了一宿，这个50岁男人的得体打扮令神甫颇有好感，还有，他风尘仆仆身犯险境的举动也令人动容。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次踏上旅途前往博恩，留宿的主人告诉他，将要经过的奥尔梅村会有大量法国伤兵被弃之不顾留给了敌军。好心的村民已在尽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在一个被洗劫过的房间里，有个人躺在谷仓脏兮兮的稻草上。那人在找他的儿子——佐阿夫三团先行官。他问遍了身穿红色灯笼裤、盘花纽扣刺绣短上衣和头戴小圆帽的士兵，终于找到一个认识他儿子的人。这个年轻的中尉告诉他，大个子巴齐耶和指挥部队的阿马尼亚克上尉同一时间负了伤，既然他人不在此处，那或许已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
从战友口中得到的消息坐实了宪兵队捎回蒙彼利埃的口信，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给了他勇气和动力。他向博恩进发，浑身冻僵了，手握旅行袋，大风掀起礼服的下摆，差点吹跑了帽子，还好他和士兵一样用手绢裹住了脑袋。每次遇见普鲁士的巡逻队，加斯东·巴齐耶都会表明他是在找儿子，他的儿子在战斗中受了伤。要让别人听懂他的话很是吃力，但他的忧虑和疲态，他习惯性的命令语气和威严的神态充满了说服力。带头的每次都给他放行。碰上哨卡，他会被带到会说法语的长官那里，给出解释之后便能拿到通行证。当天晚上，他进入了敌军控制的博恩拉罗朗德。他记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1870年12月6日，他该有29岁了。
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的副手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博恩的神甫奥古斯丁·布达尔，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和他一同分享热汤，并将背靠壁炉的位子让给他。饭前祝祷是在两个宗教中都有的仪式，事关国殇的交流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尽管一个是卢瓦尔河地区的教士，一个是朗格多克的新教徒。他在本堂神甫的家里过夜。第二天一早，神甫将他引荐给了科尔奈修道院院长，院长曾在阿尔萨斯进修，能说一口德语。手握占领者颁发的安全通行证，两人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战场。但暂时关押、等待转押至普鲁士的战俘中没有儿子的身影，救助战俘的救护车里没有儿子的身影，即使是战俘名单上也找不到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的名字。再热切的期盼也是希望渺茫，但就算死了，也要找到尸体。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普鲁士人允许小城居民抬走伤兵，照顾垂死者。他们还征调工人就地掩埋尸体。修道院院长想起来曾为佐阿夫士兵的公共墓地祝圣，遗体中有个少尉，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之所以会留意到他是因为他长得很高，而这个旅人正在寻找一名低级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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