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很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由此,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金融资本(16)》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金融资本(16)》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会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