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业方面的考虑，还有道德方面的考虑。为了避免剥削弱势群体，公司董事必须维护股东的利益，他们是更弱势的一方，承受着更多的风险。这颠覆了通常的伦理争论：工人和客户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被剥削的一方，股东才是，因为他们是投人资本的人，一旦认缴资本，就永远不能撤回。因此，维护股东利益的道德义务源自股东所面临的不同寻常的企业风险。
这并不是说公司董事们会完全忽略别人的福祉。如果在合同义务之外公司可以为股东赚取更高的利润，那么它就应该这样做。例如，如果公司向客户提供高于合同规定质量和可靠性的产品，并向客户收取比弥补所增加成本更高的溢价，这种情况就可能是符合公司利益的。同样，如果客户喜欢环保和合乎道德采购准则的产品，那么公司就应该销售这种产品——不是因为这样做本身很好，而是因为会让股东获益。
同样，如果通过照顾员工，很好地培训他们以及提供良好的工作设施可以降低雇佣成本，或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那么公司就应该这样做。如果股东希望公司照顾当地社区并支持公益事业，或者公司可以借此提高声誉和利润，那么公司就应该这样做。如果某些活动有损公司的声誉、侵害股东的利益，公司就应该避免这些被认为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活动。
公司远非不关心他人，而是要维护除股东之外的多方群体的利益。但是，与股东的权利有所不同，其他群体的权利是衍生出来的而不是根本性的。董事们有责任去维护股东的利益，却没有责任去维护其他群体的利益，除非他们能够增进股东的利益。
进一步说，董事们有责任不去做超出股东利益范畴的事情。除非客户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员工乐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否则他们不会去采购“道德产品”或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不然就会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如果股东在他们认缴资本之前知晓投资将被花在不能产生财务回报的活动上，那就没有问题；但若没有股东的明确同意，董事们就没有权利这样浪费他们的投资。公司是一种财产形式，应该被用来为股东谋取利益，否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所有者投入了与股东等量的资本。
为股东价值辩护的理由既巧妙又有说服力，它不仅具有概念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被嵌入治理公司行为的法律之中。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2条规定，董事有责任为了公司成员(即股东)的利益而促成公司的成功；同时，公司还应考虑到“公司员工的利益，公司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公司运营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公司对维持较高声誉的渴求”——这有时被称为“开明的股东价值”。[4]换言之，公司的基本职责是面向股东的，其他群体的利益均由这项主要职责衍生而来。
下面举例说明这一原则的含义：在英国《公司法》的框架下，公司有义务去保障那些超越相关人权立法之外的人权问题。《公司法》要求董事们“注意到”那些影响非股东的特定问题，包括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这可能包括与商业相关的人权问题，因此，董事们有义务去遵守相关的人权立法，并且在符合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多做一些，但仅此而已。事实上，如果他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股东的利益，那么就是越权行为了。
股东权利和公司对股东的义务的概念因此被深深地嵌入英国《公司法》中，但英国《公司法》在这方面并非什么特例。在美国，董事们是受托人，他们必须向公司及股东履行谨慎义务和忠诚义务。谨慎义务要求董事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小心谨慎，忠诚义务则要求他们真心诚意地按照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来行事。只有在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董事们才被允许去考虑公司行为对其他群体的影响。换言之，其他群体的利益，包括人权在内，是由公司股东的利益衍生而来的，再次超越了法律的要求。
如此一来，股东价值的论证已经对关于公司行为治理的相关法律和惯例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一论证非常巧妙，我却能用它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P25-26
科林·迈耶，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管理学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和圣安学院荣誉院士，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教授研究员，英国竞争诉讼法庭的正式成员及欧洲公司治理协会会员。迈耶教授是1994年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成立时的首任教授，2006-2011年担任商学院院长，1998-2005年担任牛津金融研究中心首任主任，1986-2010年担任OXERA公司，帮助该公司成长为欧洲靠前的独立经济咨询机构。
很显然，公司治理正面临危机。迈耶教授在本书中清晰地阐述了造成危机的重大原因。《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一书不仅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更是政府决策者的必备读物。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最底层的10亿人》作者
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是，属于纯粹经济实体的公司会带来财务失败。《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的重大贡献在于对当代资本的本质进行了反思。
——约翰·凯（John Kay），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有关大型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所有权和控制的现代理论有很多缺失。迈耶教授在《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一书中对现代企业理论进行了大幅的修补和完善。我非常推崇他的良方——价值观、受托人委员会和股权期限，该方案不仅极具可行性，而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民主资本的未来发展方向感兴趣的读者都应一读此书。
——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
2015年年末宝能收购万科股份被曝光之后，万科股权收购和控制权之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公司治理问题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短期财务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创始人和管理层在公司的角色、股权结构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资本市场和监管者在公司控制权争夺中扮演的角色、企业控制权争夺中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企业价值观的传承和延续，等等。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围绕公司治理的争论甚至质疑还会继续，对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当担负何种角色的讨论也将继续。《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一书的翻译出版，相信对大家深人思考这些问题会有很大的启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对公司的贪婪、市场的失败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也产生了大批对公司制度、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进行反思的学术成果。《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是其中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进行反思的著作。
作者科林·迈耶教授的学术生涯涉猎甚广，在税收对财务的影响，金融体系与产业融资的国际比较，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国际比较，公司与金融的历史、法律与发展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得益于这些研究经历，作者对公司的本质、公司的演变以及如何重建社会对公司的信任等问题的思考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全球的广度，还有多学科的厚度，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作者认为公司的本质是一种向他人提供承诺的机构，它的首要目标是制造、开发和交付产品并为居民、社区和国家服务。为了实现公司的目标，它需要将对各方的承诺和各方施加的控制加以平衡。长久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公司的收益、所有权、控制权——股东、管理层、投资者对公司施加的控制，却忽视了公司的义务、责任和承诺。作者认为，对公司承诺功能的忽视不仅是造成公司自身问题的根源，比如过分注重股东价值，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是当今社会很多危机和挑战产生的源泉，比如贫困、社会不公、生态破坏等。作者甚至认为，忽视公司的承诺功能，也是迄今为止试图通过法规监管与政府干预来解决诸多矛盾和冲突但却未能奏效的重要原因。
在描述公司失败的种种现象并对公司的本质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作者创见性地提出通过“信托企业”的方式重建公司承诺，将公司效率的积极属性与秉持公司价值观的规范属性相匹配。在作者看来，信托企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源于它能够将公司的价值观、股东的委托期限以及由董事会所施加的对公司经营活动的限制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信托企业的方式，公司也提供了一种将他人的福祉和利益内化于公司自身利益的途径。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也避免了目前的公私关系所存在的弊端。在我看来，也许作者的想法过于乐观了。但无论如何，各种富有创见的探索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各国基于自己的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背景在遵循共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司制度探索，对于解决当今公司自身问题和人类社会问题都是有意义的。我与作者本不相识。迈耶教授卸任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院长职务后，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一位同事的引荐下到中国人民大学做过讲座，这是我翻译此书的缘起。翻译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既费时费力学术含量又不高的工作，但是，翻译的过程也能体会到与智者对话、与仁者同行的快乐，况且传播知识本身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的同事张颖做了主要的工作，她对英文的理解十分准确，中文的翻译非常流畅；山西财经大学的李颖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帮助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非常专业，对文字和专业问题的把握十分到位。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对公司的贪婪、市场的失败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也产生了大批对公司制度、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进行反思的学术成果。科林·迈耶著张颖、伊志宏译的《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是其中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进行反思的著作。本书不仅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更是政府决策者的必备读物。
本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公司中找寻包括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家以及地球环境等在内的当前各种危机的本源。迈耶教授号召各国政府、公司、股东以及消费者共同行动起来，将公司转变成为值得信赖、可促进经济和社会利益的21世纪新型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