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唐书法家。工书，精通楷法，草书最为知名，逸势奇壮，连绵回绕，具有新风格，对后世影响甚大。颜真卿曾向他请教笔法，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法。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人称张颠。正书有碑刻《郎官石记》，草书散见于历代集帖中。
何炳武、白立超著的《张旭评传》结合张旭所处的时代背景，探究张旭学书、习字过程中的内心世界，以张旭的典型书法作品与史籍资料为工具，对张旭的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凸显了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 唐代高度的文明与浓厚的书法风尚
第二章 张旭生平重要事迹考述
第三章 以古法为师于自然生活中体悟
第四章 张旭的楷书成就
第五章 张旭的草书创作
第六章 张旭的“字外功
第七章 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雷珍民
陕西古为雍、梁之地，又称三秦大地，纵贯南
北，连通东西，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区域。在
整个周秦汉唐时期，关中地区都是古代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数千年来，悠久的历史、厚重
的文化，为陕西书法的不断发展繁盛、经久不衰提
供了充足的营养。
在三秦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上，历代书法名家辈
出，传世的精品碑帖不计其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铭文、先秦时期的石鼓文、西安碑林所藏的秦李斯
《峄山碑》、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曹全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道因法师碑》《颜勤礼
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玄秘塔碑》
等皆堪称书坛瑰宝。众多作品中仍以隋唐时期为盛
。隋代的智永，初唐时期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
良、薛稷，中晚唐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都是绝贯
古今、声名显赫的书法大家。陕西因此而享有“书
法的故乡”之美誉，声闻海内外。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复兴，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最有特色的一门艺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
面，在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大潮下，书法有了更广
泛的群众基础。由于书法在塑造完美人格、培养高
尚优雅审美情趣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越
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业余书法爱好者的数量
迅速增加，书法艺术群众化、民间化的趋势日益明
显。另一方面，从事书法研究的专业队伍不断壮大
。整个陕西书法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
好态势。陕西的书法家们通过作品展览、专题讲座
、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积极弘扬传统书法艺术，推
动陕西书法事业的不断发展。书法研究者能够潜心
钻研书法，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举办展览，开坛
讲学，在理论、实践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
，也将陕西书法的声誉和影响拓展到三秦大地之外
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
近年来，专业人员积极投身书法理论研究，将
书法的专业研究与群众普及结合起来，扩大陕西书
法群众基础，推动陕西书法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更
好地传承祖国的书法艺术，陕西省社科院中国书画
研究中心何炳武主任主编了《陕西书法史》。这套
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深入认识陕西
书法、普及书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书画研究中心又
撰写了“中国历代书法家评传”丛书。他们选择中
国书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大家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多种渠道搜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个案
研究。其研究视角不仅仅关注书法家书法风格形成
的历史背景及时代风貌，更注重其书法思想、理论
的研究，关注书法家对前代的继承、创新和对后世
的影响，将书法家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与其书法
创作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研
究中书家与书作相分离的局限，也为书法研究开辟
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十九大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的加快，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
要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学人在新时代下的责任。我
认为，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对于推动陕西书法事
业的发展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是为序。
2017年10月16日

何炳武、白立超著的《张旭评传》是对张旭书法造诣的评价和总结。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唐代高度的文明和浓厚的书法风尚，第二章张旭生平重要事迹考述，第三章以古法为师、于自然生活中的体悟，第四章张旭楷书的成就，第五章张旭草书创作，第六章张旭的“字外功”，第七章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三）唐代统治者多元的文化政策
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实行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多元文化政策，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这不仅仅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合流，而且也为唐代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思想资源。
1.儒学的统一
在儒学方面，唐代继承了隋代统一南北经学的成果，并积极推进，进行必要的整合。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以国家的力量编纂一个标准的儒经版本，并于贞观七年（633）成书，即《新定五经》。同时，唐太宗又因汉魏以来儒学章句繁杂，南北经说各异，注家注疏不一，所以又命孔颖达等撰写《五经义疏》，于贞观十四年（640）成书，共计一百八十卷，最终定名为《五经正义》，并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自此以后，凡是科举考试以及经师传授，都以《五经正义》作为标准，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宋代，其政治、文化意义不可磨灭。当然，儒学并没有因为唐王朝的重视而一枝独秀，处于独尊的地位。道教、佛教在唐代由于种种原因也获得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2.道教的兴盛
道家、道教在唐代受到了统治者的极度推崇，政治地位空前。如唐高祖就曾经到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唐太宗修亳州老君庙，也十分迷信道教的养生、仙丹灵药；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女皇武则天又追封了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两点：一是道教教主李耳为李唐王朝提供了一个能够提高自己门第出身的祖先。因为在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关陇贵族属于新崛起的权贵，山东的世家大族虽然未居权力顶峰，但仍然具有历史留下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影响，并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唐太宗一方面打压世家大族，另一方面也命高士廉等修纂新的《氏族志》，新《氏族志》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第二，而传统的山东世族则被列为第三，以此来提高李唐新贵的地位。二是自唐太宗开始，唐代的皇帝就非常迷恋道教的仙丹，因为他们都希望可以长生不老。根据史料记载，唐太宗就是因为吃仙丹导致汞中毒而死的，高宗、玄宗都想吃丹药但是没敢吃，武则天也非常喜欢吃丹药。①从初唐到盛唐的皇帝对丹药的迷恋，也从客观上促使道教不断发展。
3.佛教的繁荣
佛教在唐代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佛教自西汉末年经中亚传人中原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发展，佛教在中国逐渐走向兴盛，而唐代正是佛教大放异彩的时代。唐代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等各个宗派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禅宗。当然，唐代也有个别统治者对佛教进行打压，如唐武宗灭佛，士大夫也有一些排佛的言论，但总的来说，统治者还是积极提倡佛教的。
初唐、盛唐时期，最著名的佛教事迹还是玄奘的西行求法。玄奘于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经过姑臧、敦煌以及中亚等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进入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等佛学经典。在印度期间，玄奘疏通大乘有宗和空宗的争论，同时又折服小乘佛教。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他广发英雄帖，邀请了全印度十八国王，僧俗几千人，任由发问诘难，无人能够难倒玄奘，一时玄奘名震天下。无遮大会后，他受到了大乘和小乘的一致推崇，大乘尊称其为“大乘天”，小乘尊称其为“解脱天”，其地位仅次于戒贤，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带回佛教典籍六百五十七部。回国后，玄奘在唐太宗、唐高宗的支持下从事译经活动，同时创建了唯识宗，对唐代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玄奘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以及亲自到达的国家，竞达一百三十八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些事迹主要保留在玄奘亲著的《大唐西域记》中，后来被明人吴承恩演绎成小说《西游记》而深入民心。
武周年间，武则天对佛教的另外一个宗派——华严宗非常重视，组织翻译《华严经》。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也得武则天的尊崇，并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受具足戒，赐号“贤首戒师”，法藏生前死后都极尽荣光，当然华严宗也盛极一时。
唐代初期以及盛唐时期，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庶，儒释道共同发展，整个社会思想呈现出开放、包容、盛大的气象，这些都为盛唐以及整个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因此唐代在文学、诗歌、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方面均能大放光彩，并且在隋唐史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仲荦先生曾在其专著《隋唐五代史》中，就写作的篇幅明确指出隋唐文化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创造力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又以诗歌与书法最为突出。唐代诗歌，优美绝伦，后世文人始终难以望其项背；唐代书法，登峰造极，至今仍为学者临摹学习和尊崇，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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