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个下雨的早晨,我意识到我们,真的,不一样。我在当地小镇的综合性中学里参加一个集会,那是一栋粗制滥造的1960年代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当时我大概13岁,坐在一群不学无术的学生中间,听一位令人厌烦的老师教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牧场工人、木匠、砖瓦匠、电工和剃头匠的命运。与她之前无数次的说教大同小异,这纯属浪费时间,而她也很清楚这一点。我们的命运已经被牢牢设定,就像我们的父亲和祖父、母亲和祖母一样,一直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足够聪明,但都无意在学校展露这一点。那样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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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老师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理解上的鸿沟。那些在乎这些的孩子在进入当地文法学校前一年就已经远走高飞,接下来的三年里,只剩下“失败者”们在这个谁都不想待的地方继续堕落下去。结果可想而知,就像一场多数不抱幻想的老师们与一群最烦人又最具攻击性的孩子之间的游击战。班级里会玩一种“游戏”,在某堂课上毁坏学校最贵的设备,然后假装这是个“意外”。
我很擅长这种游戏。
碎掉的显微镜、生物标本、缺胳膊少腿的凳子和撕坏的书横七竖八扔了一地。一只在福尔马林里泡了很久的青蚌,四肢摊开在地上摆出蛙泳的姿势。瓦斯气阀像石油钻塔一样燃烧着,一扇窗户也裂开了。试图恢复秩序的实验室老师盯着我们,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一切都毁了。还有一堂数学课令我大开眼界,一名学生和老师展开了肉搏战,最后那个家伙在被老师揍扁之前,冲下楼梯飞奔过泥泞的运动场,逃到了镇子上。我们欢呼雀跃,就好像在橄榄球比赛中狠狠地拦截了对手一般。总有人一次次试图(徒劳地)放火烧了学校。有一个被我们欺负过的男孩几年后在自己的车里自杀了。这就像是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里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个瘦小的孩子带着一只茶隼出现,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惊讶。
还有一次,我跟我们那位被吓呆的校长展开了辩论,我坚称学校就是一座监狱,是“对我人权的一种侵犯”。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问道:“那你在家都干些什么呢?”就好像这是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一样。“我会在牧场干活。”我答道,同时惊讶于他竟然不知道这是个多么简单的问题。他绝望地耸了耸肩,让我别再胡闹,走远点。当有人真的闯祸的时候,他就让他们回家。我曾想过扔块砖头砸了他的窗户,但还是没敢。
1987年的那场集会上,我一直在看着窗外的雨滴做白日梦。我想着家里人正在牧场干什么,我本陔在做些什么,直到意识到这场集会是关于我的父辈们劳作的湖区山谷,才收回思绪。听了几分钟后,我发现这个讨厌的女老师觉得我们太蠢,无法想象我们“这辈子能做成任何事”。她嘲笑我们妄想出人头地。我们太笨了,根本没法离开这地方,摆脱那些没有出路的脏活和狭隘的乡土生活方式。我们别无选择,应该好好睁大眼睛接受现实。在她看来,想要早点离开学校,回去与羊群一起干活基本上就是个愚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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