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他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著作，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穆不仅仅是一位专才、学问家、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等身的一生，捍卫、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抵御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侵袭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穆与其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扬民族个性．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见识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时代表面的弄潮儿，他们只能随着潮水的衰落而昙花一现，而是那些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穆正是具备了这种素养的人。
钱穆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褊狭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钱穆认为，历史与文化又不是停滞不前的，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因此，“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由此可看出，钱穆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感情和对本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定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并把它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穆的生命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紧密相连。陈寅恪挽王国维，吴宓赠陈寅恪，都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说。同样，作为民族文化的托命者，钱穆亦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人物，在他的生命中洋溢着强烈的责任感，承载着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密切地结合起来，如何做人则是其第一要义，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华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校，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情感、智慧、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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