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原因、经过与结果，回答人们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究竟是不是“逃”到重庆的疑问。
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既符合古今中外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施迁都，以积蓄力量，打败敌方的先例：也遵循了近代以来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与英雄豪杰有关对付日本侵略应采取“拖”与“向中国内陆发展”的御敌方略；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与中日战争的具体形势和发展规律。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是积极的、正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唐润明，研究馆员，现任重庆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重庆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档案史料的编辑研究以及重庆地方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个人独著或参与编著的学术著作有《衣冠西渡一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重庆：中国战时首都大事记》《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等10余部，主编档案文献史料30余部。

第一章 “虎踞龙盘”之南京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始末
混乱的北京政府与北伐中的广州国民政府
北伐途中的“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二章 众论御敌方略
国防大势的转移
孙中山关于建立“海、陆都”的构想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百里及其“三阳”御敌理论
第三章 西为陪、洛为行
蒋介石左右抗战方略
迁都洛阳的决策与实施
筹建洛阳行都、西安陪都的决议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第四章 巡视十省聚焦四川
国民政府对行部洛阳、陪都西安的经营
蒋介石巡视北方十省
蒋介石的“蜀粤并重”思想
国人目光聚焦四川
第五章 策定四川经营蜀地
西北之劣势与四川之优势
国民党中央势力进人四川
“一箭三雕”西南行
四川抗战基地的策定
蒋介石的第二次西南之行
重庆行营的设立
改革JII政，整顿蜀军
移蜀风，改蜀道
统一币制，健全经济
第六章 定都重庆始末
“异地办公”的谋划
迁部重庆的决策与经过
驻武汉各党政机关的再次迁移
中共代表团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迁抵重庆
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移驻重庆
第七章 各方优势终定渝
自然环境上的优势
交通及经济上的优势
政治上的优势
“川军国家化”的成功
第八章 巴山渝水留辉光
稳定人心，鼓舞士气
依托西部富源，夺取抗战胜利
开发西部，泽及后世
促进重庆发展，奠定今日始基
后记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
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
力机关所在地。一般说来
，首都所在的地区（城市
），地位优越、交通便利
、人口众多、商贸发达、
人文荟萃，通常是这个国
家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外交与社会的活动
中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与缩影。首都设在什么地
方，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
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
影响，而且首都之于全国
，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
，统率、指挥、协调着全
国各个地方、各个方面、
各个阶层的活动，故首都
又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
经中枢”，是一个国家、
民族的精神寄托与归宿。
正因为首都地位的重要，
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
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
本身的建设，并视之为“
国之大事”。
一朝之内，国都一旦
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
代变迁，轻易是不会变动
的。但古今中外，因种种
原因而迁都的，则屡见不
鲜。总结其迁都的情况，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积
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
的迁都。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迁
都，既有为适应形势发展
需要、拓展统治区域的积
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
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
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
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
（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
北京，以及辽、金、元等
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
北方偏僻地区迁往北京，
等等，均属此类。这些迁
都，虽然迁移方位各异。
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
地控制全国局势。正因为
它们适应了形势的发展需
要，所以迁都之后的这些
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
生了巨大影响，盛极一时
，经久不衰。如“盘庚迁
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
治局面，经济繁荣，文化
发展，实现了商朝的中兴
，为商朝取得灿烂的文明
创造了先决条件。再如北
魏孝文帝迁都，不仅适应
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
展，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
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而
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
汉化改革，也因此结束了
鲜卑人在中原汉人心目中
的“胡虏”形象，其政权也
开始归于正统，其政治也
由此走上正轨，达到了巩
固统治的目的。
与历史上一些新兴王
朝积极主动的迁都相对的
是一些朝代在经历了一段
时间之后，国势衰颓，“
外敌”入侵，面对强敌的
压迫，为挽救危局、延续
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
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
进逼，以及正在崛起的秦
国，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
伺下的丰镐（今陕西西安
）迁到较为安全的洛阳；
又如北宋灭亡后，赵构于
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
皇帝，为了避金国之锋芒
，将其国都自归德迁到临
安（今浙江杭州），偏安
东南；再如到了金朝末年
，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
，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
，金朝为了延续并巩固其
统治，不得不将其国都自
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
（今河南开封）；等。这
些朝代的迁都，大都发生
在其统治末期、国力衰退
、强敌入侵之际，是一种
已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
权的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
。因而其迁都之后，虽然
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
难有大的作为。
首都在国家中的重要
作用与地位，使其与一个
朝代、政权的稳定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首
都”被誉为一个国家的精
华与缩影，那么“迁都”就
是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
，“迁都史”则被誉为一部
浓缩、精练的历史。中国
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
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
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
迁的晴雨表”。
1912年至1949年，是
中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动荡
、变化的时期，反映在国
都上，就是国都众多，迁
都频繁。在中华民国存在
的三十八年里，不仅有“
首都”南京和北京，而且
有“行都”洛阳，“陪都”西
安、重庆和北平……就地
点来说，有南京、北京（
北平）、广州、武汉、洛
阳、西安、重庆、成都8
个城市，可谓东南西北，
无所不有；就时间来说，
平均四年一轮换，且有的
城市还先后多次充当“首
都”的角色，故实际上一
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
平均还不到四年。在这8
个城市中，北京作为首都
的历史有十六年（1912—
1928），南京作为首都的
历史有十三年（1927—
1937、1946—1949），
重庆作为首都的历史有九
年（1937—1946）。这3
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与
整个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
大体相等，故其他5个城
市作为“首都”的时间，都
只能用“昙花一现”“过眼烟
云”来形容。就“国都”的叫
法来说，则先后有首都、
准首都、行都、陪都和临
时首都的称谓或事实；就
国都存在的形式来讲，有
统一时的一国之都，也有
对立时的一国两都或三都
，还有首都沦陷、陪都成
立，以及首都与陪都同时
存在的情形。其设立之复
杂，变迁之频繁，不仅为
中国历史上仅有，也为世
界历史上罕见。
伴随着民国时期“首都”
的频繁变迁，则是往返多
次、纷纷扰扰的迁都。民
国时期的迁都，既有主动
的迁都，也有被动的迁都
；既有因国内战争、斗争
的迁都，也有在外来敌寇
势力侵略下的迁都。就迁
都的结果

丛书力图以学术的视野，故事化的文字，并辅之以生动的图片，全景式呈现抗战大迁徙中那些颠沛流离的生活、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学术读物。
本书记录了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数次迁都的过程，并肯定了迁都的意义以及迁都对于积极抗战的重大作用。

记得在2000年左右，
笔者为了一本书的出版事
宜，到某一机关办理内部
准印证，不知怎么就聊到
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事
，当时负责办事的人对我
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是逃到重庆的！”这件事
对我的刺激很大。虽然在
此之前，我也对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有过一些粗浅研
究，也发表了诸如《试论
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的影
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述略》《抗战初期国民政
府迁都重庆之经过》等论
文，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一事知晓一二，也知道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但对计划怎
样、目的何在无深入系统
的研究，因而面对该办事
人的说法，我的确没有很
大的底气去反驳他。作为
一个大学学历史毕业后又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
此番言语刺激，无疑为自
己今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
方向。加之国内外学术界
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这一重大事件，的确
少有研究，即使个别的论
著有所涉及，也是要么语
焉不详，要么错漏百出。
有鉴于此，笔者遂决定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
方向。
十余年来，笔者通过
种种途径，搜集有关抗战
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
各种资料，探寻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的历史背景、决
策经过、迁都原因、经过
及其作用意义。通过长时
期的研究，笔者认为：（
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实施迁都，以积蓄力量，
打败敌方，乃古今中外通
常采用的一种战略，而且
是一种比较成功、正确的
战略，此次迁都也达到了
其预期的成效和目的。（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
两次迁都，无论是迁都洛
阳或是迁都重庆，既参照
了古今中外在敌强我弱的
情况下迁都备战的先例，
也遵循了中国的仁入志士
、英雄豪杰有关对付日本
侵略中国采取“拖”与“向内
陆发展”的方略，所持的
理论依据，则是孙中山先
生有关建立“海陆都”的论
述。迁都洛阳，因当时形
势与条件所限，明显带有
一定的权宜性和暂时性。
而迁都重庆，则是抱定了
长期抗战的最后决心，而
且是早有谋划和准备，并
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既
是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帝
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所采
取的一种策略，更与国民
党中央长期抗战的政略有
关，是抗战初期国民党中
央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战略
决策之一，并不是用一个
“逃”字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三）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古今中外既有先例，
也符合孙中山先生有关建
立“海陆都”的理论，更符
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与中日
战争的具体形势和发展规
律，因而它是正确的、适
宜的。它不仅在当时得到
了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
支持与拥护，而且对整个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
西部广大地区的开发与建
设，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
巨大作用，从而有利于整
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因而是积极的、正确的
，也是值得肯定的。
为了阐释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
原因、经过与结果，回答
人们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
府究竟是不是“逃”到重庆
的疑问，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于2015年约笔者撰
写一本关于抗战时期国民
政府迁都重庆的书，纳入
该社重点推出的“抗战大
迁徙实录丛书”之中，经
与该书责任编辑反复商榷
，决定将此书定名为《国
府西迁》。本书得到了国
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
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战
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
与研究”（19KZD005）的
支持。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
府迁都重庆一事，笔者虽
已研究近二十年，也自认
为颇有心得且填补了国内
外学界在此领域的空白，
但受资料搜集以及个人水
平的限制，书中错漏，在
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同时对为此书出
版付出心血和努力的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及责任
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唐润明
2020年6月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始末
南京，简称“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位于长江下游江淮平原、太湖平原与皖浙丘陵的交接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集“山、水、城、林”于一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南京”之名，始于明代，在此之前的晋、隋、唐三朝，以及此后的清朝，皆以“江宁”之名称之。除此之外，南京在不同的朝代还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楚日金陵，秦日秣陵，汉属丹阳，吴日建邺，宋日建康，唐初日蒋州，乾元中复改日昇州”。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江宁后，又改江宁为“天京”，并以之为都。
因为南京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饶与鄱阳之富，加之在军事上龙盘虎踞，长江及其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设都”“金陵王气”“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其建城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吴，以及公元前306年楚怀王灭越国后，均在石头山（今名清凉山）设立“金陵邑”，“金陵”作为南京之古称，自此开始。到了东汉末年的公元222年，孙权在此建立吴国，有了南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建都。从此之后，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王朝前期、太平天国等多个历史朝代与政权，选择在南京建立国都。由此一来，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也多达“凡十一代五十五世，五百七十二年”。南京也因此成为与西安、洛阳、北京齐名的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之一，以“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闻名于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获得成功，于11日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都督。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南方的湖南、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四川、浙江、江苏、广东、广西以及北方的陕西、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纷纷宣布独立。武昌起义的成功及由此带来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为筹备民国政府的成立，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征询建立中央临时政府的意见。两天之后的11月9日，黎元洪又致电独立各省，请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来鄂举行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与此同时，江、浙、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也于11月13日发出通电，要求独立各省迅速派遣代表到上海，商讨临时政府的成立问题。11月15日，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省的代表在上海集会并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此一来，就出现了上海、武汉两地同时发出通电，吁请各省派遣代表会商组织临时政府的不协调局面。后虽经多方协调，仍未能达成一致。
12月2日，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汉口的各省代表闻讯后，异常兴奋。遂于12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请各省代表于7天之内齐集南京，继续开会，并规定如有10省以上的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同一天，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也举行会议，决议在南京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2日，上海、湖北两地的各省代表相继到达南京，并于12月16日举行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时决定大元帅暂住武昌，由副元帅驻南京主持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武昌在辛亥革命中虽有“首义之功”，但并未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国都，革命党人目光一致，将中华民国的开国国都放在了南京。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经香港回到上海，随即与同盟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会晤，商讨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共17省，每省一票）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的会议，孙中山以16票（另一票为黄兴）的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列由上海抵达南京，下午6时许抵达设于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的临时大总统府，当晚11时，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并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令各省改用公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同时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任命名单。。
虽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南京成立，但无论是《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或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其他文献、文告，均未明确说明中华民国要定都南京，或以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因此，此时的南京，只是中华民国事实上的首都，而无法律上的规定。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能改变南京作为中华民国开国之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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