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中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他坚持用这个笔名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人的文化祖国。他把这个笔名看作自己宝贵的生命财产。
已出版作品：《正义从哪里来》《王阳明：一切心法》《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孟子趣说》等。
在“得到”APP开设有文化专栏“熊逸书院”，主讲传统文化，富有思想内涵与知识含量，深受听众欢迎。

灵魂的重量
理想城市：扮演上帝的画家
巴别塔：雄心与谦卑的对抗
主旋律：14世纪的政府宣传画
人生的悖论及解答：从忒修斯之船说起
不良的母亲
上帝的时间视角
全部的历史只有一页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1）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2）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3）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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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或多或少懂得一点占星术，至少知道自己的出生时日落在黄道十二宫里的哪一个星座上。占星术的知识在今天的许多场合甚至成为必要的社交素养之一：我们知道白羊座的人好胜心重，无法容忍任何挫败；知道金牛座的人性格沉稳，喜欢循规蹈矩，对自己熟悉的环境总会产生异乎寻常的依恋感；也知道双鱼座的人浪漫多情，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制造惊喜……在交友、就业和婚恋关系上，我们也会参照彼此的星座，以洞悉将来和谐相配的程度。
如果这真是一种迷信的话，那么新时代里的一切迷信无疑要推占星术为首。或许罗兰·巴特在那本论断较多而论证较少的《神话修辞术》里提出的“占星术和文学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的说法不无参考价值，但他的语气令人不很愉快，尤其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论：“占星术就是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文学。”
无论如何，对占星术的信念虽然常常被指责为“缺乏科学依据”，却不乏大量的来自日常经验的证实。事实上，在知名科学家的阵营里——至少是早期的知名科学家的阵营里——对占星术的态度也不是众口一词的否定。譬如牛顿一辈子都是占星术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就这个问题与哈雷展开过一场科学史上著名的论战，牛顿认为哈雷对占星术的否定纯属想当然，而自己对占星术的肯定是建立在深入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当然，鉴于牛顿也是炼金术的忠实拥趸，我们倒也不必盲信他的所有“权威意见”。
我自己曾经对这个问题充满好奇，因此而粗浅地想到：我们哪怕暂时还没可能验证占星术的原理，至少也可以用现代学术里的统计手段，以得出某个有参考价值的盖然性结论，而不是依据某些或“惊人灵验”或“十足不准”的个案来下判断。后来发现这件事早已有人做过：荣格，20世纪上半叶的大牌心理学家，分析了483对夫妻的星象命盘，又据此测试了3222份假定的夫妻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对占星术非常有利的。
即便认定荣格的结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被新的研究成果证伪，我们也难免会得陇望蜀地期待了解占星术的原理。毕竟统计性的结论既无法彻底打消我们的疑虑，也不能满足我们纯属无益的好奇心。是的，倘若我们缺乏必要的天文学知识，即便每天照例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我们也不敢断言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尤其是概率论雪上加霜地使我们知道，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的概率和不从东方升起的概率同样是50%。
任何一名受过基础教育的现代人都很难相信：我们出生时候太阳在黄道十二宫中的位置竟然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生理与病理特征，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假若事情当真如此的话，那么奥古斯丁在其神学名著《上帝之城》里提出的质疑就会让人难以招架：“这些人认为，星辰的位置依赖于上帝的意愿，以某种方式决定了每个人将会拥有的性格和在他身上将会发生的善与恶。……星相家从来没有解释过双胞胎的行为，确定地说明他们所遇到的事件的原因，他们的职业、技艺、荣誉，以及其他与人生相关的事情，还有他们的死亡，经常有巨大的差别。双胞胎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的差异更像两个陌生人，而不是非常相似的双胞胎，然而双胞胎的出生时间前后间隔很小，他们的母亲怀上他们更是在同一次交媾行为中的同一刹那完成的。”
看上去流行于奥古斯丁时代的占星术的基本观念与15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出生时间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但是，在更为古老的年代里，当那时候第一流的才智之士纷纷怀揣着对占星术的信念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认为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或者说他出生时太阳落在黄道带的位置，会对他的性格与命运产生任何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星象之所以影响我们的人生，完全是灵魂的作用——是诗意地栖居在群星之上的灵魂们对我们施加着善意的影响。
P2-5

在《少有人看见的美》这本以绘画为主题的书里，作者以强烈的个人视角为切入点，从思想角度解读艺术名作，进而剖析伟大艺术作品背后指涉的社会问题，从而让艺术在社会学和哲学的维度更增添了新知色彩。
该书为当代著名思想隐士熊逸的唯一一部艺术文化随笔，有极为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技巧。

自序：理性趣味的读画者
一个人的欣赏趣味总会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这种变
化并不都是令人欣悦的。
我在少年时代喜爱过的音乐，在今天听来几乎通通觉
得俗不可耐；任何怀旧的情绪，都不足以使我耐下性子将
任何一首曾经陪伴青春的歌曲听完。书籍更甚，那些曾被
我深深叹服的神作啊，竟然接二连三地褪去光环，甚至于
某些时候，我简直羞于承认自己迷恋过这本或那本书。我
在《纸上卧游记》中曾经说过：“文学青年在上了一些年
纪以后，在阅读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欣赏趣味自然会
和以前不同——以我的观察，很多人都会从感性审美转入
理性审美，兴趣点从文学转向史学和哲学等等，所以他们
在成熟之后写出的作品也往往因为缺乏感性色彩，兴趣点
和普通读者不再能够产生共鸣而失去了以前的很多读者。
”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确已经从感性审美阶段转入理性
审美阶段，这也许正是某种衰老的标志吧。对绘画的欣赏
亦非例外，曾经如此打动过我的凡·高以及欧文·斯通的
《渴望生活：凡·高传》，高更以及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写
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那些人生与画作中的种种不可
理喻却感人至深的疯狂，它们都是曾在我少年心怀里投下
的巨石。而巨石投在青春的那一瞬所激起的磅礴巨浪，终
于幸或不幸地，在岁月的推移流转里减弱为似有还无的涟
漪。而今的我，的确更偏爱那些潜藏着理性趣味的作品了
，无论是音乐、文学还是美术，概莫能外。
也许这正如我所钟爱的捷克画家阿尔丰斯·穆夏
（Alfons Mucha，1860-1939）在那一组以“时代”为主
题的绘画里所昭示的那样，一个人终将从明媚而青涩的《
爱的时代》（Alfons Mucha, Age of Love,1936-1938）
走入黯淡而带有机械感的《理性时代》（Alfons Mucha,
Age of Reason，1936-1938），最后，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迈进一个足以使人在高处洞察一切的《智慧时代》
（Alfons Mucha, Age of Wisdom，1936-1938）。以个
人感受而论，《理性时代》带给我的并不只是对逝水年华
的怀旧，更多的是让我深深感到当初在《爱的时代》里所
厌烦的理性—那种毫无文艺腔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竟
然是一种如此迷人、如此趣味横生的东西，至少不像穆夏
在画面中描绘的那般令人生畏。
所以，在这本以绘画为主题的书里，强烈的个人偏好
逼迫我只想谈谈那些富于理性趣味的画作，这也就意味着
，我不是从艺术角度，而是从思想角度切入的。如果把一
幅名画比喻为露在海面之上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海面就
是画家本人以及画家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而冰山隐藏在海
面之下的庞大身躯，亦即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等伟大哲人无声
浸润于社会与艺术之内的诸般奇异哲思，才是令我兴趣盎
然并在这本书里着力描摹与分析的东西。
所以，这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美术读物，它无意引
起任何感动，只希望激发一点思考。如果你恰恰和我一样
，也是一个对智力趣味情有独钟的人，并且对美术史怀有
几分兴趣的话，那么你一定就是这本书所要寻找的读者。

如果把一幅名画比喻为露在海面之上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海面就是画家本人以及画家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而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庞大身躯，亦即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伟大哲人无声浸润于社会与艺术之内的诸般奇异哲思，才是令我兴趣盎然并在这本书里着力描摹与分析的东西。
所以，这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美术读物，它无意引起任何感动，只希望激发一点思考。如果你恰恰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对智力趣味情有独钟的人，并且对美术史怀有几分兴趣的话，那么你一定就是这本书所要寻找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