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回溯了中日交往的历史，展示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两千余年间互利与和睦的主导关系，记述了两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关系恶化的原委、梗概，并详述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陆海战场的过程及失败的严重后果，启示国人“勿忘国耻，知史鉴今，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楔子 中日邻一衣带水 北京订《修好条规》
第一回 中日签《北京专条》 日侵台促议海防
第二回 置冲绳琉球亡国 日侵朝北洋成军
第三回 日军急扩谋侵略 朝鲜内乱成契机
第四回 李熙王宫闱被掳 甲午年中日开战
第五回 中日海陆齐交火 北洋水师覆威海
第六回 春帆楼清使签约 光绪帝斥李褫职
第七回 台湾岛民勇拒日 《辽南条约》赎辽东
尾声 甲午败国势濒危 列强欲瓜分中国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本书出自史家手笔，是夏以溶教授多年教学实践的积累与总结。写作特色有：承传话本述史的体例，即用回目做骨架，通过记事、涉人，史料生动脉络清晰。其二：记述时空比较宽，空间上覆盖了东北亚中、日、朝三国；时间上涵盖日本、朝鲜、琉球沿革及中日近两千年的交往。其三：资料真实有依据，行文平实无偏颇；尤其突出的是，吸纳了最新中日甲午战争研究成果与甲午海战考古新发现，恢复了邓世昌将军当年冲击的敌舰正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之旗舰的历史真相。全书25万字，85幅历史图片。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甲午战争史话》，出版在即。这是万达酒业有限公
司文化工作室——蜀一阁的收获之期。
此书是原拟《中华帝制史话（前220～1912）》一书
中的几回内容拓展后，参与诸位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
驱动力一句话：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当然，近代史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论著极多，专书也
不少。其中，陈铁健、苏智良、徐静波、黄旭、陈悦和王
鼎杰六位史学家联袂推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再版
的戚其章先生《甲午战争史》更是权威之书。也是蜀一阁
组织撰写的最主要参考书籍。
那么，《甲午战争史话》这本书的社会功能恰可将六
位专家联袂之旨“勿忘国耻，知史鉴今：甲午，横亘在历
史和现实之间的百年国殇”，转达于社会大众，尤其是成
长中的青少年。史学专著尽管在社会各界中不乏爱好人群
，但普及的历史读物，虽无专史的权威性，却亦无戏说的
虚构成分，所以还是有传播真历史的正面能量。
《甲午战争史话》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恢复了甲午
海战中邓世昌将军率领致远号巡洋舰冲锋直撞的敌舰正是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旗舰松岛号巡洋舰，从而厘清了误传120
年之久的致远号冲锋直撞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舰吉野
号！
本史话第二个特点是：资料真实有依据，行文平实无
偏颇。
本史话第三个特点是：记述时空比较宽，参阅资料重
视新。前者东北亚日本国、琉球王国、朝鲜王国皆入回目
，三国的立国沿革有所概述；后如2014年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论文集、2015年海军研究会关于甲午海战的讨论与沙盘
推演成果证实致远号冲撞日本海军旗舰的历史真相等。
同时，囿于蜀一阁成员的实际水平，史话所述内容定
有不全、不确等硬伤存在，祈请行家和读者一一教正，以
杜谬误；且利再版时公开订正。谨此先行致谢！
最后，本史话是分工合成的，其中：楔子（夏以溶撰
）、尾声（韩志超撰）、第1回至第3回（陆大东撰）、第4
回至第6回（夏晖撰）、第7回（李泽远撰）。全书由正副
主编统稿，主编定稿。
此外，我代表蜀一阁工作室同人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甲午战争史话》这本历史普及小书。正是这次合作
，让我们体悟了：的确，金钱不是万能的，出版社还负有
社会功能。为此，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出版社表示由衷的
感谢！
四川万达酒业有限公司蜀一阁
夏箴
2019年3月18日

别的军舰的遗物像是碎了的钢板，你可以说它是
遗骸。像这样的炮，这样完整的一件物品，你就感觉
它像是一个战俘，是被抓到这里的，再也走不了了。
——陈悦在日本三笠公园“致远号遗物”前
甲午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
——刘亚洲

第一回 中日签《北京专条》 日侵台促议海防
上回说到，清同治九年九月（1870年10月），明治天皇太政官所派外务少丞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订约之事。朝廷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使谈判。经过一番周折后，方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最后照会：应允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之诺。
次年8月，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诚、外务少丞柳原前光为正、副特使赴华议约。可是，伊达却欲废前稿，但为中方严拒而迫其于1871年10月7日（同治十年九月十三日），双方终于达成共识，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其中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商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而且，条规还列有这些条款：1．中日两国对各自“所属邦土”即“属国”和“内地本土”，应“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2．中日两国应“互相关照”“若他国偶有不合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3．中日两国“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调开办”。
上述3款，除第2款系采自中美天津条约中的“非创见”外，第1、3两款则均为此前之清王朝与西方各国所订的历次不对等条约中未有的，是为李鸿章涉足外交才“创列”的，即互不侵犯（第1款）；互不干涉内政（第3款）；其目的是“以东制西”（第2款）。对此，李鸿章曾天真地认定：“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而以此约章牵制，不致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按指：离间）之意。”
但是，明治政府却对条约内容不满意而将伊达免职，并于订约的次年（1872年）五月特遣柳原前光赴天津坚持要求改约，尤其是要取消两国遇事调处的条款和清王朝在日本口岸对本国商民的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对此，李鸿章认为日本态度“狡黠、可恶”，决计“坚守前议，不稍松动”。所以，开始即拒绝接见，继而则面加驳斥，讽其背盟毁约；最后复照日本外务省，强调表示“两国初次定约，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柳原终也自愧而去。不过，日本仍未甘休。
同年十一月，再以其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决计要取得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最后，朝廷竟然许之。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4月30日外务卿副岛种臣在天津与李鸿章正式互换批准约书。于是，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结果却更轻视清廷，势欲得寸进尺。随后，副岛种臣又于5月7日自天津转道北京，“适逢其时”而加入了同治帝的亲政觐见之列。
原来，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于1862年即位时年仅6岁，由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诉晋议政王，主持军机处，算是“叔嫂同治”。但到1865年（同治四年）借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奏折疏劾奕訢之机，三月初七（4月2日）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手书一诏称，“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不料次日，悖亲王（道光帝第五子，与咸丰帝同母、与恭亲王为兄弟）奕谅出面上疏，“言恭亲王被参不实，下王公、大学士等详议以闻”，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而王公大臣亦纷纷上折，请收回成命。随后，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谚（道光帝第九子）、军机大臣文祥等，传令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等人员，齐到内阁会议，传阅悖亲王疏和蔡寿祺疏，进行讨论。4月8日，醇郡王奕譞（他既是奕诉兄弟，还是慈禧的亲妹夫）从河北遵化县马兰山谷的清东陵赶回北京，急忙上疏为恭亲王求情：“恭亲王感荷深思，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次日，在内阁重新举行王公大臣会议讨论、相争。诸王公宗室决定由肃亲王隆憨领衔起草奏疏，内称：“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诚如醇郡王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臣等亦以悖亲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王拯、孙翼谋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对这份言辞婉转态度明确的奏折，与会者绝大多数深感满意，于是纷纷列名者达70余位。连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单衔奏同此疏。学士王维珍则奏称：“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一定注意国际影响，不能引致外国人干涉。”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的奏疏还说：“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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