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讲述了贺绿汀大师的故事。

蒋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出版有《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贺绿汀：中国音乐界的正气歌
贺绿汀小传
贺绿汀的故事
人生关键就几步——贺绿汀先生的人生对我的启发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
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
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
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
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竞连续获奖，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
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
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
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
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
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
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
，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
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
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
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
“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
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
“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
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
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
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
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
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
”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
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
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
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
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
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
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
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
“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
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
，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
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
”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
，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
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
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
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半个世纪以来，贺绿汀共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本书讲述了贺绿汀大师的故事。

贺绿汀：中国音乐界的正气歌
1996年10月13日，我们从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乘坐全日空大型客机，呼啸着直冲云天，漂洋过海，向着祖国的方向飞来。当亲爱的祖国那漫长的黄金海岸线渐渐映人眼帘的时候，当东方明珠——上海那充满着魅力的城市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在近现代诞生和云集了多少为中国文化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巨匠。93岁的贺绿汀先生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巨匠之一，因为他创造了许许多多个中国音乐界的第一。
研究贺绿汀的专家戴鹏海先生说：贺绿汀是最早对中国钢琴音乐、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和民族器乐的现代化做出成功探索的作曲家；他的《牧童短笛》《摇篮曲》，在1934年荣获美籍俄裔作曲家兼钢琴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头等奖和二等奖，首次叩开了中国钢琴音乐通向世界乐坛的大门；他为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都市风光》进行配乐，第一次实现了从用现成的蜡盘(即唱片)配音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的过渡；他翻译出版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第一次把欧洲近代的和声理论完整系统地引进中国；他还直接指导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音乐技术理论》丛书和《音乐历史传记》丛书以及其他音乐论著、音乐辞典等；他为培养我国第一代提琴制作人才和技术骨干作出了贡献；1983年，他在第20届国际音乐理事会上当选为荣誉会员，成为中国首次获得这一荣誉的音乐家……
我们怀着敬意，来到贺绿汀先生的家中，捧着一束鲜艳的花，献给了他——中国现代音乐启蒙运动的功臣贺绿汀先生。他衣着朴素，静静地坐在靠近窗户一个洒满阳光的沙发里，右手还拿着一个耳塞式耳机。
人民才是真正的音乐家
“贺先生，我们刚才在你们家门口的菜市场上，遇到几位正在卖牛羊肉和猪肉的老人。他们看到我手捧着一束鲜花，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泰安路76号弄的弄牌号码，其中一位老人主动给我打招呼：‘你是来看贺绿汀的吧?’我说：‘是啊!你们怎么知道?’老人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我们这一带就这一个宝贝，来看他的人很多。他可是个国宝啊!现在像他这样大年纪的大音乐家，恐怕不多了。我们做邻居几十年啦!他可是个好老头啊!’”一落座，我们便忍不住向贺老讲述刚才的见闻。
贺绿汀听到此处，会心地微笑起来。他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是好邻居。”贺先生的女儿贺逸秋接着说：“邻居对我们家可好啦!到街上买东西，对我们都很关照。”
我说：“是啊!刚才就是一位老大爷一直把我引到你们家，并帮我按响门铃。门打开后，这位老大爷才离开，真是不错。他们知道贺先生爱吃羊肉，不爱吃牛肉、猪肉；还知道贺先生爱拄着拐杖出来溜达，爱和大家聊天、打招呼。他们说贺先生可平易近人了，一点儿也没有大名人的架子。他们都会唱《游击队歌》，还有《四季歌》。”
在座的上海音乐学院的葛政荣先生说：“《游击队歌》和《四季歌》会唱的人真是太多了。现在几乎每一家卡拉OK歌舞厅都放这些歌。”对贺先生的采访，就是在这亲切、和谐的气氛中开始的。
我们首先问他：“贺先生，《游击队歌》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贺绿汀说：“1937年。”我们继续问：“是在什么地方创作的?”他讲：“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怀着好奇问：“它为什么会诞生在1937年的临汾?这个时期您不是在上海吗?”
贺绿汀的大女儿贺逸秋告诉我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为了抗战，上海文化界组织起了救亡演剧队，爸爸就参加了这个队伍，乘火车进入南京，又乘轮船来到武汉。一路上，大家看到了因为日本侵略而造成的悲惨情景，更加激励演剧队的每一个人，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去。当时，他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八百壮士》《弟兄们拉起手来》《放下你的鞭子》《上海血迹》等话剧和街头剧，演唱了《全面抗战》《为祖国而战》《谁敢夺我一寸土》等歌曲，每次演出都是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决不当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中结束的。
“后来，又有几个月，他们在陇海线上来回跑了好几趟。这个时期，爸爸写了《上战场》这首歌。接着，他们就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提出要求，一定要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于当年11月底从潼关渡河到陕西风陵渡，然后乘同浦路列车北上到达山西临汾。
“此时太原已经失守，临汾成了重镇，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那里，办事处主任是彭雪枫。在那里，爸爸听到许多有关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故事，并对什么是游击战争有了进一步了解。正是在那个抗日救亡的时代，正是在战争的枪炮声中，爸爸带着一种激昂的情绪，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并一气呵成，谱好曲子。”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