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是现代出版家，做过报刊、图书编辑，曾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等。1949年后，曾任出版官员、古籍出版社编审等。
《在出版界二十年》是上海书店根据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覆印本，主要回顾了他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和得失总结。

张静庐，中国出版家，民盟盟员。1898年4月7日生于浙江镇海县。1969年9月在上海去世。
1911年在龙山演进国民学校毕业后，当学徒。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任经理。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任经理。1934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任内经营出版不少进步期刊，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1949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总序
一、写自传的动机
二、我的生长地
三、屠户世家
四、唯一的母校
五、不长进的孩子
六、“礼拜六派”时代的轮廓
七、阅读与写作
八、出版的尝试
九、从酒保到编辑
十、荒唐之夜
十一、“六三”运动
十二、大闹新华门
十三、“谁是主唆者
十四、踏进出版界
十五、泰东图书局的转变
十六、创造社的摇篮
十七、外勤记者
十八、商报馆五年间
十九、光华书局的诞生
二十、“小伙计”们与“幻洲社
廿一、回光返照与黄金时代
廿二、北伐前后
廿三、从“现代”到“联合
廿四、再度脱离“现代
廿五、上海杂志公司的建立
廿六、小小计划初步成功
廿七、“退订改订绝对自由
廿八、杂志界的畸形发展
廿九、提高出版物的水准
三十、平地风波
卅一、抗战后的出版界
写在后面
附录：杂志发行经验谈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
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
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
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
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
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
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
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
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
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匐、邹韬奋、叶圣陶
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
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
，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
。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
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
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
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
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
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
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
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
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
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
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
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
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
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
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
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
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批忧
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
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
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
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
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
料空白的性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
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
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
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
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
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
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
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
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
，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
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
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
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
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
；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
、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
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
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
》，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
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
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
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
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
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
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
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
版文化的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
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
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
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
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
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
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
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
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
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
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
荒性论著的价值的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
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本论著选共选取了民国时期14位出版家的著作19部，集中反映这些拓荒、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的出版家关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思想观念与认识，包括文化传承中的文献校注与整理、目录版本学说，关于新文化建设中的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编辑、新闻等专门领域方法与学术体系的创立。张静庐是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他还独资创办了上海联合书店、独资运营上海杂志公司，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较大贡献，《在出版界二十年》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从中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

在这本小小的自传中，为要使它写得忠实，有些地方
，变成了滑稽的独白，使人好笑；更有些地方，当读完一
遍初校样时，觉得有补充几句的必要：
在交际场中，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不能互
相融和呢?这原因，最大关键当然还是在个性的不同。一个
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批评，往往是拿了自己的“尺”去测量
别人的；不能适合这“尺”度就是不好。反之，就是好人
。因之，是是非非就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说法，所谓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朋友们(包括认识的不认识
的)对于我的一切，说得头头是道的固然也有，然而批评得
体无完肤的也不是没有。说好的，并不一定是我的知己朋
友，甚多对我的了解并不清楚；说歹的，也并不一定是我
的仇人冤家，除非他另有企图。打开天窗说亮话，还是“
我有我的尺”罢了!
正因为这样，社会上就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
更有为着自己的私益而对别人作无情的攻击和歪曲的批判
。这种事情流行于文化人之间，文化事业的同行中更多得
不胜枚举。以造谣为手段而想达到他的目的，这手段偶一
用之，也许是不妨的。然而一定要将自己的脚跟下用“高
跷”垫起来，比别人高出一头地，尽量地自我宣传，自居
领导或模范的地位，将别人的好处硬绷绷一概抹杀，似乎
也大可以不必吧?
除掉业务上，我现在简直可以说“与人无争”。我有
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里，弯弯
曲曲朝着这目标而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信念而工作。
并不因环境险恶而躲避，也不受生活艰难而动摇。我明白
，我所负的责任的艰重，文化工作影响于民族社会的重大
和深远!我行我素，我行我心之所安，因而，我不想用说教
的方式来辩护，也不愿以夸大的宣传来代替事实。
我是幼小失学的人，因没有机会进中学大学，所以连
起码的常识都不够。但是三十年来竟会抓着扛笔杆儿生活
的职业，随时随地感到才识不够应付，使我精神上受莫大
的痛苦。我是个“有家”的流浪人，三十年来不知调换过
多少可为而不为的职务，失业的恐慌，家室的重负，使我
物质上受莫大的痛楚。残酷的回忆，有使我补写这“自传
”的必要。我想在每一个“陷阱”之前，都插上一支“行
人止步”的路标，告诉给像我一样在陌生的人生旅途上暗
中摸索的朋友们，这工作也许不是全没有意义的吧!
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姑不
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
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
我和不认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
维持事业上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
“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
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
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
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
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
体会，去领悟。一切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们——读
者——也应该从上头去分析，去区别，然后方会有最低限
度的认识，而不会有超越限度的谴责。出版商与书商的分
界线，不仅社会上一般人弄不明白，就连地方当局和主管
的上级机关也没有将它划分清楚，因而将绝对不同营业路
线和营业方式的书商与出版商，硬给你箍在一起。例如现
在各省市的书业同业公会，这集团的组成，有完全以买进
卖出为主要业务的木版书商、碑帖商；有各家有各家不同
版本，然而都没有著作权的石印书商；有也有版权也没有
版权，将新的旧的图书，给它穿上西装的标点书商；有专
将杂志上新闻纸上所发表的文稿编纂起来，似乎有著作权
而实际却没有著作权的准出版书商；有纯粹以学校用书或
侧重于教科书工具书的教科书商；有各有各的目标与信念
各有各的出版路线的新出版商。表面上，都是将白白的纸
张印上一行行、一堆堆的黑字而拿出来卖给读者的买卖人
，其实骨子里根本不对劲。如果将这大串的书商与出版商
放在一起，总名之日“书业”或“书商”(大约三百六十行
中只有这样一行名吧)。要他们牵强附会来解决它的切身问
题，何异于“缘木求鱼”；反使同业间不能结成较好的关
系，仍残留着“同行嫉妒”的封建意识。
记得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各业商会一律改组为商
民协会的时候，上海市党部陈德征先生指派我担任改组书
业团体的负责人。当时，我提出最低限度的划分——新书
业和旧书业成为二个团体，然后才可以进行组织，训导成
为坚固的集团(当然能多划分几个更好)。他同意我的提议
，但是格于法令，还是通不过，到现在我们书业的唯一集
团仍是“只此一家”的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
末了，还得补充一句：二十年出版生活中所见到的、
经历的，更有很多珍罕的史料和趣闻轶事，都不能记述或
详细地写出来，这未免可惜，也与写这本书的初意有些不
符合。然而，事实上，人情上都不许你畅所欲言

一、写自传的动机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里，“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图书公司的委托，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时也替上海杂志公司编校“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里和几位编译所的朋友谈起新文化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向我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这原是一句客气的话，我当时听了很觉得惭愧。分析他说这句话的语意，明明在说我是一个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出版商人，并不是说我是个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问有过什么贡献的作家。但是，这虽然是句好听的恭维话，却也多少带有几分的真实性。我自信，在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以后以至于现在，对于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进，多少是尽过一些劳力，耗过一些脑汁，这是不可磨灭的，也许为同业的先进们所不否认的事实。因此，当时阿英先生和几位朋友都叫我写一本自传，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学的修养，缺乏写作的技巧，绝对不会写成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文学。所以在当时虽有想写的动机，而终于不敢下笔，没有勇气来大胆地尝试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张天畴先生来替黄萍荪先生所编的《越风》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来写一篇关于上海新出版业的史实。他说：“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纬，织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实际却富有图案意味的美丽而实用的厂绉。”(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离本行)这句话更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个人事业的成败变动，写出来实在是“与堂无涉”；何况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干这样小小的出版商，有什么长处可述给后之来者歌颂赞叹呢?我想，假使要写一部有关于中国出版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的书，最好应该让张菊生、陆费伯鸿、王云五几位先生来写，才有相当的理由。
不过，照张先生的说法，我既然在这号称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这悠长的岁月中，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和我自己亲身所接触到的，总该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来，给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业的读者们，作为茶余酒后的谈助吧。因此，我从去年冬天起，就做了想写一本自传的准备。可是因为身体的不健康，和生活兴趣的转变——近一年来对于学习国画的兴趣特别浓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花上二三个钟点，从事于一花一鸟的传摹，同时还买了不少关于国画理论的书籍和珂(王罗)版影印的画册，抛了画笔就拿起画册，不断地练习和鉴赏——竟分不出一部分时间，来写这“不必有”的自传。
直到后来，上海杂志公司准备出版一种《读书》月刊，于是编译所的同仁和金则人、平心等几位先生旧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体裁写出来。这又是一桩难事了。因为我除在“礼拜六派”盛行的时代，曾经用过受林琴南先生影响极深的文言文写过几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说和谈怪志异的几段笔记以外，十余年来再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或小品文。在当商报编辑时，所写的都是属于记事速写一类的新闻稿；在当书店经理任内，那更谈不到写文章了，最多不过偶尔高兴，做几段宣传性质的广告底稿罢了。
现在这丑媳妇终究见公婆面了，“像样”“不像样”的问题已经谈不到了。不过我要请读者们原谅的是，请勿要用文学欣赏的眼光来读这部传记——这样幼稚的作品，否则它会使你大大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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