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集》是许知远的最新散文游记，收集的是许知远旅途中的意念断片：他在旧金山与横滨做了闲荡，与姜文在一个午后喝了威士忌，听一个香港人在特拉维夫唱了《我在祖国献石油》……它们曾散落在某个航班的餐桌上，某个县城空挡的酒吧里，或者许知远临时租借的公寓中……

许知远，中国最具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单向街书店创办人，多次获得《南方人物周刊》、《新周刊》年度中国青年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并被翻译为英文版、韩文版出版。
2017年，许知远与腾讯合作推出视频专栏《十三邀》，对话国内外各界名人，获得亿级点击播放，成为现象级视频节目。

自序
灿烂的“野蛮人”
湖畔散步
一个诗人的转变
中国的味道
一个意外的预言家
两种逃离
海妖服务器
阿瑟·H.史密斯眼中的中国
一个罗马尼亚人在纽约
循环的历史？
两个狂想者
大马士革门外
特拉维夫的香港人
汾阳的烟尘
中山陵
北平的味道
被夸大的神话？
另一个新加坡故事
欢呼的囚徒
横滨往事
大屠杀、卡戴珊与亚美尼亚
浮月楼中的忧虑
寿喜烧里的明治维新
凤鸣馆一夜
一个写日记的人
梁启超的美国
浪漫的失败者
刺客
坂本龙马牌咖啡
浪荡的革命者
沉默的记忆
焦虑的联盟
作为方法的日本
历史的暧昧角落
帝国的最后低语

年轻时，喜欢为自己的书撰写序言。它是长期努力后
的高潮一刻，满足一个征服者对自己的灵感、洞见和自得
的故作漫不经心的炫耀；它也是一种虚弱，出于对文本缺
乏真正的信心，必须在序言中更姿态鲜明，为全书赋予某
种逻辑与意义。
这本《游荡集》，收集的是旅途中的意念断片，它们
曾散落在航班的餐桌上，某个县城空荡的酒吧里，或者临
时租借的公寓中，是自我感受和编辑催稿的合成品，灵感
和细腻总是在仓促中跌跌撞撞。我曾以Jan Morris和奈保
尔为榜样，他们皆周游世界、饱经人事，他们能在现实与
历史间自由思考，能在写作中精确捕捉当下之情绪，并探
测到它的过去与未来。我期望自己能和他们一样天真又老
练。
事实上，我缺乏的是他们持久不衰的耐心。这些随机
的断片，只是我更大野心的副产品，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
力，它们更多源自强迫症般的记录欲——既然我在旧金山
与横滨做了闲荡，与姜文在一个午后喝了威士忌，听一个
香港人在特拉维夫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何不把这些
即兴的感受记下来？很可惜，我总是不信任即兴情绪，又
习惯性地加入了各种材料。
我的编辑，不仅耐心收集了这些断片，还说服我它们
颇有阅读的乐趣，会为中文世界新兴的旅行写作增添一丝
色彩。我总是对类似的甜言蜜语——不管它显得多么没有
基础——缺乏抵御力。况且，我那些自认更富系统的工作
因为庞大而进展迟缓，我担心自己在抵达深度之前已丧失
了灵活，我只能继续旅行，积累更多的断片。于是，我接
受了这本书的出版，撰写了这则序言。
许知远
2019年5月3日于东风乡

《游荡集》似一幅文艺地图，许知远带你从纽约到东京，从北平到横滨，从特拉维夫到大马士革，从仰光到汾阳……与明恩浦，梁启超，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卡戴珊等的邂逅对话，在偏见中看世界与人。许知远的文字有其显著的个人特征，在中文世界的写作中几乎找不到另外一支“类似的笔”，在年轻的中文旅游写作领域，他的文字同样非常突出。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怦怦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 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源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
“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20世纪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