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
口述：叶子龙 整理：温卫东
叶子龙（1916—2003），湖南浏阳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转战陕北期间，任中央纵队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加紧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驻地，毛泽东经常写信或拟电报稿，甚至在东征前线也是如此。信和电报除了与各根据地的工作联系和指挥红军作战外，很多是发给国民党各级党政军首脑人物的，还给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写过信。
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愿与其建立友好关系。12月1目，毛泽东、朱德等致信蒋介石，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提出与其联合抗日，并表示派汪锋去西安具体联系。很快，杨虎城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1936年1月上旬，于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表示愿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经周恩来同意，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去洛川见张学良。
一天吃晚饭时，毛泽东突然问我：“高福源去见张学良了。假如你是张学良，会怎么办？”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会当时就枪毙了他！”
毛泽东若有所思，但并没有说话。
隔了片刻，毛泽东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别看我们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张学良吃的是山珍海味，可他心里不痛快呢！”
很快，从洛川方面传来了消息，张学良同意在洛川与红军代表面谈。1月19日，我的老上级、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奉命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会谈。其间，李克农数次往返于洛川与瓦窑堡之间。毛泽东亲自与李谈过话。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底，李克农与东北军代表、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四项口头协议，即：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为各自在对方管区内办货等提供方便；为对外保密起见，在对方区域活动时，要穿便衣。
2月27日，以牧师身份进行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秘密来瓦窑堡，向秦邦宪作了汇报。秦立即电告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和张闻天。
我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看过电报后说：“这件事很重要，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回电！”
3月4日，毛泽东给我一份电报稿，并要求“快点发出去！”
这是一份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名义给秦邦宪并转周继吾（即董健吾）的电报，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董健吾于3月10日离开瓦窑堡到延安，然后乘飞机返回南京，从此建立了国共之间中断了八年的联系。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把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交给我，这封电报是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发给正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的，并要求李克农将电报转给王以哲。
10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致电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委朱理治和军长肖劲光，表示：“我们同意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命令你部不得对王部攻击。”显示出合作的姿态。
由于双方态度十分真诚，与张学良的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3月16日，李克农到东征前线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洛川谈判进展情况。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策。会议在石楼镇的大麦郊上贤村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浩以及从瓦窑堡赶来的秦邦宪、邓发等出席。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谈判。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通过我们刚刚建立的密码电台电告张学良、王以哲，通报了周恩来准备与其谈判的事。8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延安城郊。9日，张学良亲驾飞机抵达延安。晚8时，周恩来进入延安城里，与张学良在一座天主教堂内举行会谈。李克农、王以哲、刘鼎参加了会谈。张学良同意我党关于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一旦红军与日寇接火，张本人即公开宣布与红军联合作战。同时他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包括蒋介石。
（本文选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P10-12
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聂荣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经过了极为艰险、曲折和复杂的斗争道路，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这一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动员、组织与教育了广大人民，大大地增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为以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伟大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战争不仅锻炼了人民，锻炼了人民军队，并且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革命化，在组织上更加壮大起来，成为在全国人民中最有威信的卓越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根据切身的经验，完全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
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中的敌、友、我的阵线及其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改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抗日战争的八年间，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日寇的屠杀与摧毁，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这一野蛮无耻的侵略，却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鼓励。美、英帝国主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方面企图缓和对日矛盾，使日寇成为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东方的前哨，另一方面则支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加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便达到通过蒋介石反动政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当时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所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就是以要求“国际共管东北”代替日本独占来结束它的调查报告的。美帝国主义除“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外，并在锦州事变之后发表无耻声明，宣称：“（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的权利；（二）不拟过问日本解决任何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美、英帝国主义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面目，是早已暴露无遗了。
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军事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并且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又训令他的军队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而集中力量继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进攻。
但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却使中国人民日益革命化了。工人和农民群众，日益觉悟起来，兴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积极投入革命的队伍，在各大城市中展开了学生群众的反日示威运动。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动摇、分裂。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和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矛盾的地方统治势力，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或参加，或同情，或采取中立。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从切身的经验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失望，逐渐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和人民革命军队。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和胜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并且提出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希望与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但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却以进攻红军和镇压抗日运动来回答了这个宣言。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以十二个月的时间，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胜利地到达了抗日前线，与西北红军会合。这一卓绝的英雄业绩，成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保存了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拥护，并迅速成为以北平“一二·九”（1935年12月9日）为开端的普及于全国各地的人民爱国运动的纲领。这个政策，还得到一部分国民党军官的赞同。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因而就发生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拒绝蒋介石的“剿共”乱命，在前线不断与红军联欢。最后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人民和士兵的支持下，逮捕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爆发，一方面说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介石多年来的反动卖国政策，不仅遭到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唾弃，并使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但是当时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却企图以营救蒋介石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日寇则窥伺机会，乘虚而入。因而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扭转危急局势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明确坚定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以结束蒋介石的“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实现国内和平，争取全面抗战。我们批判与说服了一些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托洛斯基匪徒扩大内战的阴谋，从而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斗争。这就是为反对国民党投降、分裂、倒退逆流而进行的坚决斗争。这一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在存在着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要同强大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作战，是不可想象至少是极端不利的。为了击败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但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个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因而对于国民党必须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利于合作，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利于长期的民族革命战争。因而斗争必须是讲求策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发展壮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权，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亲身的政治经验，去认识国民党当局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这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发动之后，就一直坚持着同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逆流作斗争，并在1939年7月7日，适时地明确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以之动员人民，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在此后一个时期所发动的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抗日战争中的内战投降危机。而蒋介石国民党由于它自己的倒行逆施，更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在政治上大为孤立了。
解放区战场的胜利，终于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取得了全国抗日的胜利。
中国人民是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它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经过四年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在中国大陆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在和平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深信：任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都一定要在中国人民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延安，一段值得永远珍藏的中国记忆！
延安，一个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话题！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老照片以及有关原始档案等为基本内容的党史史料集成。我们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的讲述与回忆来补充党史中的历史要点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事件，呈现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
姬乃军、姬睿编著的《抗战中的延安》通过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还原了红军对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开展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抗日根据地建设，重庆谈判等细节，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姬乃军、姬睿编著的《抗战中的延安》上册由“上编 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下编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和“史实与考辨”三部分组成，收入了杨尚昆、叶子龙、张策、潘振武、戴镜元、刘鼎、汪锋、王菊人、张学良等人的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讲述和回忆了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外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及面临的形势，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中共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下编”收入李木庵、郭洪涛、贺清华、江华、侯正果、王世泰、龙飞虎、童小鹏、刘英、秦邦宪、钱之光等人的回忆文章，记录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我党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则和方针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史实与考辨”收入杨奎松、郑德荣、姬乃军等人的3篇论文，对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考证。全稿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对了解和研究西安事变的爆发和解决经过、抗战中的延安等有重要的参考和史料价值。下册同样分为上、下篇及史实与考辨三个部分，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及各个领域为抗战做过贡献的人们在抗战时期的硝烟炮火与艰苦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