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深度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狂热反犹宣传的开创性著作。希特勒及其纳粹宣传家们一直相信，反犹主义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解释框架。他们编造了一个无辜的德国正在被国际犹太人围攻且意图灭绝他们的故事，并以此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公开宣告和正当理由，坚信有必要在犹太人灭绝德国和德国人之前灭绝犹太人；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反犹宣传也逐步升级，并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的末日。虽然欧洲精英和大众的反犹主义传统由来已久，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德国或欧洲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战争的具体历史情境下，欧洲特别是德国最极端和偏执的反犹主义浪潮，才成为德国独裁者解说当时事件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向大屠杀演进的一大原因。

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1947年生，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欧洲，尤其是现代德国的历史，曾任教哈佛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著有：《反动的现代主义》、《分裂的记忆》等，《德意志公敌》出版于2006年，曾获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序言
第一章 犹太人、战争与大屠杀
第二章 构建反犹共识
第三章 “国际犹太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四章 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联盟的战争
第五章 死亡集中营阴影下的宣传
第六章 “犹太人对一切都有罪”
第七章 “胜利或毁灭”
结论
附录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综述
索引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过去从未试图要杀光欧
洲的犹太人，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1年到1945
年间却这么做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反犹主义成为
大规模屠杀的正当理由，而不是延续几个世纪以来的迫害
方式？答案在于，希特勒及其主要宣传家们和意识形态理
论家们针对处于战争与大屠杀当中的“犹太人问题”都说
了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不遗余力地通过被控制的新闻宣
传去影响和塑造事件的叙述。相当出人意料的是，在大量
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中，《德意志公敌》竟是第一本深度探
讨世界大战中纳粹狂热反犹描述的论著。他们编造了一个
无辜的德国正在被国际犹太人围攻且意图“灭绝”他们的
故事，并以此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公开宣告和正当理
由。用历史学家的行话来说，这是一本修正的意图主义
（modified intentionalism）作品。它探究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这个历史场合中关键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意图。然
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屠犹）并不是德国或者欧洲历史
进程的必然结果。虽然由来已久的精英和大众反犹主义传
统创造了令谋杀者得以游刃有余的冷漠氛围，但它未必会
产生大规模屠杀的国家政策。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起源的
探索，虽把我们引向但并未带到“最终解决方案”。只有
在战争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希特勒在其政治生涯开端即已
采用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最极端和偏执的反犹主义浪潮，才
成为德国独裁者解说当时事件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向大
屠杀演进的一大原因。希特勒及其同伙一直相信，反犹主
义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解释框架。他们早在1939年就
开始主张，有必要在犹太人灭绝德国和德国人之前灭绝犹
太人；1941年，这些言论变本加厉了，并一直持续到纳粹
政权的末日。
上一代的历史学家们用他们的工作和个人鼓励，启发
并鼓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卡尔·布拉赫尔对纳粹政权和
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分析，一直是历史阐
述和道德明晰的典范。弗朗索瓦·菲雷考察了法国大革命
时期与恐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事件和情境，他的工
作既是把激进的意识形态思潮融入政治历史叙事之中的一
种范式，也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味解药。托马斯·尼佩代
探讨了作为德国和欧洲历史“众多连续性”（multiple
continuities）当中一种的反犹主义。无论在学术思想上
还是个人情感上，菲雷和尼佩代的离世都令人怅然若失。
布拉赫尔、菲雷和尼佩代是研究观念和政治相互关系
这一浓厚学术传统当中的一分子。乔治·莫斯和沃尔特·
拉克尔也在这一传统下工作。他们共同创办编辑了《当代
历史期刊》，许多论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文章
已在其上发表。拉克尔对屠犹历史的研究作出了至关重要
的贡献，激发了我对纳粹反犹宣传中秘密和公开成分混合
的兴趣，并多年来不断地鼓励着我。莫斯领导了大屠杀意
识形态起源的历史探索，并且以多种形式阐述了各种欧洲
文化如何促成了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氛围。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是激励着我的老师、榜样和挚友。

《德意志公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宣传与大屠杀)(精)》的作者以其学者特有的学术严谨性，充分利用了纳粹德国的新闻宣传文件史料，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党高层如何通过严格的新闻控制和宣传导向，来为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屠犹政策做舆论准备的。

杰弗里·赫夫以其对纳粹世界观耐心、深刻和全
面的分析，彻底摧毁了过往历史学家所长期坚持的观
点，即纳粹主义是一股理性的现代化力量。
——戴维·塞萨拉尼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德意志公敌》不仅是一项富于启迪、史料翔实
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对人类永恒的、令人诧异的某种
能力的提醒，即疯狂地信仰，无底线地仇恨，并以令
人震惊的意愿基于奇怪的信念和幻想采取行动的能力
。
——保罗·霍兰德 《新标准》
在一个反犹主义和阴谋论仍然在持续影响世界政
治的时代，杰弗里·赫夫不仅发出了其危险性的及时
提醒，而且生动诠释了作为纳粹德国意识形态基础的
偏执狂热。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颁奖词

第一章
犹太人、战争与大屠杀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作为延绵几个世纪的迫害运动的根源，为什么在1941年到1945年间导致了大屠杀？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纳粹战时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文字及图像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工具。从1919年到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对犹太人咆哮着可怕的恶言并以暴力相威胁。在他正制订计划要发动第二次欧洲战争时对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公然威胁，如果犹太人要煽动一场战争的话，他就要“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纳粹不断地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是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因此也暗示这并不是时机和地缘上的偶然事件。虽然希特勒对在他所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战争已计划许久，但他和他的宣传家们却坚持认为，“消灭”犹太人是对“国际犹太人”发动对德战争的正当回应。仇恨、自以为义的愤怒与偏执的交织，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正当理由的核心部分。纳粹宣传指出，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及其“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一场无比重要的反击和自卫战争的一部分。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公共语言的激进化，伴随和预示着纳粹政策从迫害到消灭的逐步升级。
在纳粹宣传指出第三帝国是其他人预谋的无辜受害者，与希特勒长期计划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事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鸿沟。这个缺口诱使当代人假定，宣传只是纳粹犬儒们使用的一种操纵手段而已，其实他们完全明白，它颠倒了他们的侵略计划所推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先后顺序。但是一些当代的观察家推断，纳粹相信他们自己的偏执逻辑。文学学者和日记作者维克托·克伦佩勒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不久之后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我如何抗拒它，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第三帝国话语的中心，甚至是其整个时代的观点。”克伦佩勒意识到，反犹主义不仅是一组偏见和仇恨，同时也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框架。作为艺术历史学家而名声鹊起的小贡布里希，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翻译和分析德国战时宣传的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贡布里希写道，纳粹宣传已经通过“将政治世界转化为个人和人格化（persons and personifications）之间的冲突”而创造了一个虚谎的世界，在这里，善良年轻的德国勇敢地抗击邪恶阴谋家，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这个虚谎的黏合剂，首先是在德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然后是在国际层面上。正是“这个巨大的被迫害妄想症和偏执狂的虚谎，将德国宣传的各种线绳扭在了一起”。贡布里希的总结是，纳粹宣传的特征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对世界事件强加了一种偏执狂的理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宣传不断地声称一个事实上的政治主体，一个被称为犹太民族或国际犹太人的团体，是启动和延宕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有一个犹太国际阴谋正意图消灭德国和德国人。这些声称依赖于纳粹激进反犹主义一种固有的偏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这些信念将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反犹主义从为传统迫害模式提供正当理由，转变为历史学家诺曼·科恩所称的“对种族灭绝的授权”（warrant for genocide）。
面对纳粹德国国家政治领导人这种观点的表达，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大量的战后学者，对纳粹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表示怀疑。然而，一项对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把注意力吸引到了许多非理性和虚假意识形态观点的因果意义上。在纳粹德国的案例中，历史学家已充分记录了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希特勒早期的“赎罪式反犹主义”（redemptive anti-Semitism），它把对一个无比强大的国际犹太人的偏执幻想，与解救、拯救德国免于那致命影响的承诺结合了起来。伊恩·克肖注意到，希特勒在他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所表现出的“对反犹的一种吞噬一切的疯狂迷恋”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这种迷恋在1920年4月6日纳粹党会议上的一次演讲中非常明显，那时希特勒讲道：“我们不想成为只是为屠杀营造一种心情的情绪反犹主义者。相反，我们是被一个冷酷无情且强烈的决心所驱使，是要在其根源上攻击邪恶，并消灭其根基和分支。每一个能达到我们目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哪怕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与魔鬼签订协议。”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