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1926-1992），本名许晏骈，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因其小说注重历史考证，故事通俗精彩，高阳在历史小说界的地位等同于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二人共享“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
高阳出生于钱塘望族许氏，受家中长辈熏陶，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清史。高阳将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烂熟于心，能将清代的典章制度、轶闻轶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巧妙地融合到历史小说情节之中，完整地呈现一个真实的清代社会。
1962年，高阳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他的首篇历史小说《李娃》，而后一鸣惊人，一发不可收拾。高阳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其中《胡雪岩全传》是确立高阳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地位的奠基之作。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擅长讲故事，渎起来轻松畅快，被读者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蜂”。

《乾隆韵事》无目录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初一。
大驾循例离京城往北，经密云出古北口到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千乘万骑，扈从如云。随行的百官以外，自然还有太子及皇子——嫡出的太子名胤礽，行二。皇后生胤礽时难产而崩，所以胤礽从落地就没有母亲。因此特蒙皇帝宠爱，在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
可惜太子资质虽好，不喜读书，自幼为一班佞臣所谄媚，养成娇纵狂妄的性格，而且天性凉薄，竟有弑父的企图，因而在前年九月，皇帝在自塞外的归途中将其废除，并命皇长子监视。
皇长子名叫胤禔，长太子两岁。清朝的家法，皇子的身份视他母亲的身份而定，胤禔为庶妃所生，所以居长而不能成为太子，只封为直郡王。他跟太子不和，皇帝只有命他监视才可以放心。
回到京城，皇帝命内务府在住处文渊阁西北的上驷院，设一座毡帐，监禁胤礽。奉派看守的，除了胤禔以外，还有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因为他跟太子亦不甚和睦，而跟胤禔比较接近，所以命他与胤禔看守胤礽。
弟兄中与胤礽较好的，是大胤禛一岁的皇三子诚郡王胤祉。不久，胤祉发觉了一项阴谋——直郡王胤禔与多罗贝勒胤禛，指使一个蒙古喇嘛巴汉格隆，用妖法魔咒胤礽。一经检举，皇帝派人彻查，果有其事。但胤禛不肯承认，说服一向跟他很亲近的、犹未受封的皇十三子胤祥出来顶罪。结果胤禔被监禁于家，胤祥圈禁高墙，而胤禛不但无罪，且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的同时，晋封为雍亲王。当然，胤祉亦由郡王晋为亲王了。
盛夏已过，序入凉秋，皇帝如果这年在热河，便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名为“打围”，文雅的说法，叫作“木兰秋狝”。
木兰是个县名，土名“围场”，在避暑山庄所在地承德以北四百里的地方，这里有座山，名为锥子山，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有各式各样的野兽，是极好的狩猎之地。二十多年前，由蒙古翁牛特这个部落的藩王，拿它献于朝廷，因而制定了“秋狝之典”。皇帝的意思，八旗劲旅，长于骑射，怕承平日久，荒废了武艺，懈怠了身手，借此作为一种习武于事的锻炼。
每到木兰打围，蒙古数十部的王公、台吉——王公之子，“台吉”是汉语“太子”的谐音，相率架鹰牵狗，策骑赴会。另外，由各部落合派精壮之士一千二百五十人，称为“虞卒”，以兵法部勒，专服行围之役。
每到行围之时，特设黄龙大纛，即为御营所在的中军；左右两翼用红白旗作标志，末端则用蓝旗，皆由管围大臣会同蒙古王公管理。先期派出人去，搜索山林，惊扰野兽，由远而近，渐渐赶入围场。
到了皇帝亲自打围的那一天，五鼓时分，就有蒙古虞卒、虎枪营的士兵，以及由八旗特别挑选出来的射手，分道远出，在三十里，甚至八十里外，向大纛所在的围场集中。
及至渐渐合围之时，虞卒皆卸下硬盔，用马鞭子使劲敲得“卜、卜”作响，同时用蒙古话高喊：“吗尔噶，吗尔噶！”
“吗尔噶”就是蒙古话的帽子。这样个个脱帽，递次相传，直到中军。知道快要合围了，于是职位最高的管围大臣，一面飞报驻跸的行营，一面拥着黄龙大纛，由中道徐徐向前行去，边行边指挥。行围的虞卒，赴会的蒙古王公，扈从的皇子亲贵、文武大臣，各自往预先指定的位置集中，静待大驾入围。
等皇帝一入围，包围圈就会以特定的一处高冈为中心，很快地收紧。这处高冈，视界特佳，名为“看城”。皇帝先在看城的黄幄中，听取报告，了解情势。及至两翼末端的蓝旗一到，便是方圆两三里的合围之势已成，皇帝出看城上马，下令逐猎。一时狼奔兔逸，马嘶犬吠，杂以阵阵欢呼啸号之声，真个岳动山摇，天地变色，哪怕是恶劳好逸、胆子极小的懦夫，都忍不住有追奔逐北、跃跃欲试之心。
围场中百兽皆具，独少麋鹿。因为鹿性易惊，与虎豹豺狼难以合群。因此行围猎鹿，另有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名为哨鹿。大致在五更放围之前，皇帝只率少数亲卫出营，往预先勘定的鹿聚之处悄悄行去。队伍分作三队，出营十余里，先命第三队留驻；再行四五里，又命第二队留驻；更行二三里，将及目的地时，把第一队亦留下。此时的扈从，不过十几个人，方始下令哨鹿。
于是有一名侍卫，身披鹿皮，头顶一具制得极其逼真的假鹿头，呦呦作鹿鸣——须是公鹿之声。不久，听得远林低昂，渐有和鸣，母鹿都找公鹿来了！
据说鹿性最淫，一头公鹿可御数十头母鹿；而母鹿来就公鹿时，每每口衔灵芝，为公鹿的滋补之剂。但因哨鹿而来的母鹿，或许由于事先未备，仓促应合的缘故，来不及觅仙草作进身之阶，所以谁也不曾捡到灵芝。只听枪声一响，知道皇帝已开始下手，于是后驻的第三队飞骑向前，追逐四散的群鹿，打倒一头，随即下马，用随身携带的解手刀，割开喉管，吮吸鹿血——是其效如神的壮阳剂。
围场是总名，在这植柳为界的数百里大围场中，共有四十七个小围场。这天——八月底最后一次行围，是在离承德不远的阿格鸠围场。
这个围场多鹿，由哨鹿之声一起，低昂远近，应和之声，连绵不绝。不久林间出现了鹿影，徘徊瞻顾，在找公鹿。皇帝停辔端

中国历史小说无法回避的高峰！
高阳在中国历史小说界的地位，与金庸在中国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相当，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张爱玲、木心、张大春、鹦鹉史航、二月河、马云、罗振宇……高阳的读者遍及不同领域。
自1962年在报刊连载《李娃》以来，高阳的作品再版多次、风靡至今，代表作《慈禧全传》《胡雪岩》系列更是为官、经商必看之作。
高阳出身杭州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学渊博，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学教育；加之家中藏书颇丰，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因为打下如此深厚基础，他写起历史小说来，驾轻就熟、一泻千里，在当代历史小说家中别具一格。
“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高阳笔下，主角无外乎上述六种绝代人物，不过他刻画的小人物亦惟妙惟肖，两者相得益彰。

平生幽愤汗青知
——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
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
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
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
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
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
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
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Cadyle，1795
—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的
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
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
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
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
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
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
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
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
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
”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
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
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
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日《三国志通俗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
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
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
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
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
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
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
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
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
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
（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
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
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
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
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
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
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
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
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
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
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
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
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
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
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
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
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
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
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
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日：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
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
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
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
’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
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
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
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
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
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
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
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
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
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
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
，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
、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
，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
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
？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
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
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
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
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康熙废黜太子后，朝中时局混乱。原本寄予厚望的皇四子，竟做出十分不检点的行为，令康熙大失所望。
康熙驾崩，倾国动荡。九王夺嫡中，雍正以异常巧妙的手法继承了大统。但其后他为了铲除异己而发动的大规模的屠戮行动，也让他背负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骂名。
乾隆继位后，大赦天下，整顿吏治，成为世人口中的明君圣主。机缘巧合下，乾隆赫然发现自己竟然并非太后所生！同时他因为自己无法遏抑的深情，陷入了一段可能撼动朝野的风流韵事中……
自古以来，帝王总有着一张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历史小说大师高阳以其独到的见解，从历史的脉络中采撷诸说，带领读者一探康雍乾三代惊心动魄的宫廷内幕，也向展示了高高在上的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