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质疑记忆的根本真实性，而我质疑我们渲染记忆的方式。”
《没什么好怕的》是巴恩斯的家庭回忆录，其中既有他与身为哲学系教授的哥哥的观念交锋，又有对家族往事抽丝剥茧般的探索；既是他对于死亡与永生、上帝与自我、时间与记忆之思考的梳理与追忆，又是对他崇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集体致敬。
尽管巴恩斯郑重警告读者“这不是我的自传”，但这部作品依然为我们呈现了作者创作生涯的思想脉络，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福楼拜的鹦鹉》《终结的感觉》《时间的噪音》等所有经典作品的影子。

《没什么好怕的(精)》无目录

一个无为而治的家庭，如何造就了睿智、有趣的小说家？
巴恩斯式自传，坦诚、尖锐、幽默。
《没什么好怕的》是家族记忆的探索，更是创作思想历程的追忆。阅读此作，可以一窥巴恩斯所有经典作品的原型。

记忆即身份……你做的一切造就了你；你做的一
切储存于你的记忆中；你的记忆决定了你是谁；即使
你还活着，忘记了过去的你便不再是你。
——朱利安·巴恩斯
这是巴恩斯作品中最有趣、最坦诚的一部。
——《每日电讯》
一部有关优雅的绝望的宝典……死亡之前必读之
书。
——Vogue

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有人问我时，我就这样说。我问我哥哥他先后在牛津大学、日内瓦大学和巴黎大学教过哲学他对这一表述有何想法，但没告诉他是我说的。他就回了一个词:“自作多情。”
这得从我外婆说起，她叫内莉·路易莎·斯科尔托克，娘家姓梅钦。在嫁给我外公伯特·斯科尔托克之前，她是什罗普郡的一名老师。外公的名字不是伯特伦，也不是艾伯特，而是伯特。他以此名接受洗礼，火化入殓。他是个中学校长，喜欢摆弄机械：一辆兰彻斯特挎斗摩托车；退休之后又有了一辆非常拉风、动感十足的凯旋跑车。跑车前排有三人长凳车座，不过把顶篷放下来，就变成两个单人座椅。等我跟他们混熟了，他俩为了和唯一的孩子住得近些，已经搬来了南方。外婆到妇女协会上班。她腌咸菜，然后装瓶；她把外公养的鸡和鹅去毛、烧烤。她身材娇小，看上去很圆通。和别的老人一样，她指关节粗大，需要用肥皂润滑一下才能把戒指摘下来。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手织的开襟羊毛衫，外公的往往织着比较粗犷的缆绳状花样。他们定期约见足疗医生；他们那代人在牙医的建议下把牙齿一口气拔了个精光。这是常规人生必经的历程从摇摇晃晃的吱吱磨牙，一下子就到了全副烤瓷牙，再到颊侧滑行治疗，到社交窘态和床头柜上泡沫四溅的酒杯。
这种从真牙到假牙的变化既沉重又粗俗，让我和哥哥感到震惊。不过我外婆的一生也蕴含另一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在她面前从未提起。内莉·路易莎·梅钦，一名化工厂工人的女儿，生于一个基督教循道宗家庭，而斯科尔托克家族信奉英国国教。在少女时代，我外婆有一天突然不再信仰基督教。根据家族传说的流畅故事，她找到一个新选择社会主义。我不知道她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多强烈，也不清楚她家的政治主张；我只知道她曾以社会党人身份竞选市政厅议员，以失败告终。等我在50年代跟她熟了，她已进而成了共产主义者。可以肯定，她是白金汉郡郊区拿养老金的老人中少数几个订《工人日报》的人之一，而且我和哥哥都坚持认为把贴补家用的钱捐给了报纸的“斗争基金”。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微妙。对于大多数欧洲信徒而言，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对接受莫斯科的资金和指令的《工人日报》来说，也是如此。而我那一辈子都没出过国、一直住在雅致小屋里的外婆，决定站在中国一边，与之共命运，个中缘由她从未透露。我坦陈自己支持她的决定是出于私利，因为此时她的《工人日报》已被《中国建设》一份从遥远的大陆直邮过来的杂志取代。外婆把那些颜色像饼干一样的信封上的邮票给我一张张攒下来，这些邮票经常是庆祝工业成就大桥、水电大坝、刚下生产线的卡车要么就是画着不同品种的白鸽在和平飞翔。
我哥哥并不争这些小恩小惠，因为几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场集邮大分裂。他决定专注于收集大英帝国邮票，而我为了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宣称要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邮票。这个范畴是我命名的，我自己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其实指的就是我哥不收集的东西。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举措到底是进攻，是防守，还是单单为了实用。只记得在学校集邮社里和一群刚换上长裤的集邮家们交换邮票时，这时常造成困惑:“那么，巴恩西，你到底集什么·”“世界其他地方。”
外公对百利护发乳情有独钟，他的派克诺尔扶手椅高靠背，带一对能让他靠着打盹儿的侧翼的罩子可不单单是为了装饰。他的头发比外婆的白得早；他蓄了一副剪短的威武神气的八字须；端着铁杆烟斗，烟袋总是把开襟羊毛衫塞得鼓鼓囊囊的。他还戴了个笨重的助听器，这是成人世界或者，确切地说，是成人时代更遥远的那一边的世界的另一面，我和哥哥很喜欢嘲笑这个。“你说什么·”我们把手拢在耳朵边，讥讽地彼此大喊。我们俩都期待外婆的肚子咕隆隆地响起，声音大得连耳聋的外公都听见了，他问:“孩子他妈，电话响了吗·”一阵尴尬的嘟哝之后，他们又继续闷头看报纸。助听器偶尔发出啸叫，烟斗被吸得噗噗直响，外公就这样坐在威武的扶手椅里，边摇头边看《每日快报》。在那红色一角，外婆坐在柔软的女式扶手椅上，对着《工人日报》啧啧不已，此报向她描述了一个真理和正义时刻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威胁而危在旦夕的世界。
到了这个时候，外公恪守的宗教仪式不过是看看电视节目“赞歌”。他干木工活，在花园里忙碌，自己种烟草，然后放在车库顶上晾干。上面还储存着他的大丽花块茎，以及用毛绳捆起来的一份份旧《每日快报》。他宠爱哥哥，教他如何磨尖凿子，还把自己的木工箱留给他。我不记得他教过我(或者留给我)任何东西，不过有一次他允许我看他在花园木棚里杀鸡。他把鸡夹在手臂下，轻抚着它，让它平静下来，然后把鸡脖子搁在一个用螺丝固定在门柱上的绿色的金属压榨机里。当他按下刀柄时，手更是紧紧地抓住那只鸡，以防它垂死挣扎。
哥哥不仅可以在一旁观看，而且可以参与。很多次都是由他按下刀柄，外公只是摁着鸡而已。不过我们哥俩在杀鸡的记忆上出现了分歧。我觉得那不过是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