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内容源自1919年希腊出兵土耳其城市士麦那引发的中东欧局势动荡，阿诺德·汤因比分析了这一事件经过，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观念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意识到这是西方文明与土耳其文明的一次碰撞接触。

译者序
汤因比与希腊
序言
第一章 西方的阴影
第二章 西方的外交
第三章 处于恶性循环中的希腊和土耳其
第四章 安纳托利亚的背景
两座毁灭的城市
第五章 希腊人与土耳其人的统治
一次翻越山脉的旅行
一场农业实验
士麦那的希腊监狱
《国民公约》
第六章 军事僵局
伊诺努之战
一个传说的来源
第七章 灭绝性战争
亚洛瓦
发生有组织性暴行的地区
第八章 新情况与旧看法
大事记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第五章的补记
附录二 第七章的补记
附录三 1919年5月14日晚在士麦那分发的土耳其人公告
索引

尽管本人既不专治希腊史，也不专治土耳其史，但当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肖峰先生发来邮件邀请翻译本书时，我
仍然贸然应承了下来。
我之乐于承担这项并不轻松的差事，主要基于两方面
考虑：首先，我所研究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领域，于汤
因比多有涉及。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总是让我有多种愉快
体验。知识的收获与思想的启迪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
，他的著作总是渗透着一种关心人类命运的深深情怀，常
常令我心动不已。在历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的20世纪，为
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历史学家往往并不愿意在著
作中过多带入个人情感。这种做法自然有正当理由，但同
时也带来了某些不良后果。专业历史著作的可读性正变得
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读者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材料，但是
看不到历史进程的展开；或许可以看到更多逻辑分析，但
是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物命运。司马迁、班固、修昔底德、
吉本等伟大历史学家之所以被人所尊崇，大概与他们对于
命运的反思有莫大关系。但今天，这样的目标正离我们越
来越远。汤因比却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例外。他的著作每每
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且是历史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他的气息、他的爱憎，
仿佛研究对象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要
驾驭这样的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汤因比靠着广博
的知识与深邃的思想，将这件事做得游刃有余。有机会翻
译他的著作，增加对于这位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的了解，
真是一件幸事。
其次，考虑近东和中东地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性，我亦想借翻译机会再多补充相关知识。不夸张地
说，在世界通史著作中，这个地区所占的篇幅恐怕要比任
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得多。这里历来是无数文明（两河流域
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帝国（亚
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
等）和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互相角逐的
场所。数千年来，和平与稳定从来都是这个地区人民的奢
侈品。即便在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国际政治冲突最为频
仍、激烈的舞台。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土耳其对叙利亚阿
夫林地区库尔德人设施的军事打击，又引发了新的国际争
端。如何谋求各种力量的和平相处之道，考验着一代代政
治人物、军事人物、宗教人物和学者们的智慧。汤因比在
近一个世纪前对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若干思考，对于今
天仍然有启迪意义。下文还将进一步提到。
事实证明，本书在以上两方面都让我受益匪浅。下面
结合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具体内容，谈点阅读和翻译本书过
程中的一些感受。
用汤因比自己的话说，本书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危机发
生过程中完成写作的。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
久（1918年11月）。获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和会上
（1919年1月至6月）作出了向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派遣希腊
军队的决定。1919年5月15日，在协约国部队的掩护下，希
腊军队登陆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城市士麦那（今伊兹密尔
）。登陆事件之后，希腊与土耳其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长
达三年多时间的战争与流血冲突。除战场上的交锋之外，
双方都相继犯下了无数屠杀对方民族平民的事件。至本书
完成的1922年初，杀戮仍在持续中。本书主要内容也是围
绕1919年至1921年问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分析其历史渊源
、现实状况和未来局势的走向。作者在第六章中的一段话
尤为值得关注：“乍看起来，这个阶段的土耳其可能要遭
受灭顶之灾。列强史无前例地胃口大开；希腊和阿拉伯民
族主义也加入围猎中；停战期间的土耳其似乎处在压倒性
敌对势力的支配下。事实上，它的救赎也许就在咫尺之遥
。”在第八章中，作者再次强调：“尽管《色佛尔条约》
纸面上将奥斯曼主权削减到最小程度，不过土耳其人在其
民族疆域内却变得更加独立。事实上土耳其获得了自1774
年与俄国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以来最为独立的
状况。”这种对于局势预判的准确性真是惊人。此后不久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下，土耳其民族主义军队于
1922年9月9日收复士麦那。1923年10月，在奥斯曼帝国的
废墟之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完成了汤因比所称的“救
赎”。
个人认为，汤因比的识见是与以下几方面因素分不开
的：一是对于历史现场的亲身考察；二是对西方世界的反
思和批判；三是以文明史的视角审视现实矛盾冲突。
先说第一个因素。1921年1月至9月，在希土冲突的关
键时期，汤因比以伦敦大学学者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双重身份，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实地
考察（行程可见序言）。在这几个月中，汤因比大量接触
了希腊各级军官和平民，并且跟随希腊军队见证了伊诺努
战争。对于这些经历，书中有大量栩栩如生的描述。这次
漫长的经历让汤因比有如下几点体会：首先，希腊人对于
英国的支持过于自负，相信英国人能帮助他们从衰朽的奥
斯曼帝国那里攫取更多领土。如作者在第三章所言：“我
与希腊军队及民众接触的八个月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
印象深刻，即：他们普遍认为，英国或不如说掌握英国资
源的首相，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是希腊人有热切共识
的唯一内容：无论他们是奥斯曼的希腊臣民还是希腊本国
人民，是识字者还是不识字者，是保皇派还是韦尼泽洛斯
派，是平民还是士兵，是列兵还是将军。”这是希腊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要对土耳其动武的重要原因。不能说以劳合
·乔治首相为代表的英国政治人物没有这种初衷。但英国
政治体制与民意并不能为这种策略提供足够支持。因而从
根本上来说，这种代理人战争的基础是脆弱的。其次，对
安纳托利亚战场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后，汤因比对
于僵持阶段的战事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由于地理因素，希
腊不可能通过战争方式占得便宜。“战争的终结只能有两
种方式，或者是协约国列强外交主角们的调停，或者是交
战的某一方耗尽了国力。更为明朗的是，假如问题因耗尽
国力的方式得以解决，那么首先崩溃的将是希腊。”（见
第六章）后来的事实证明，汤因比的判断是非常有远见的
。再其次，汤因比对于希腊和土耳其双方的暴行有着第一
手的材料，不仅亲眼看到了烧杀抢掠，聆听了许多受害者
的讲述，而且参与了营救土耳其村民的行动（见第七章）
。这些见闻和经历，使他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甚至是
不同文明人群之间的偏见和仇视有着切肤之痛。或许正是
这样的感受，使他在反思西方世界的观念、政策和行动方
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参照系。
……
这一段话，将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透视表达得
淋漓尽致。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本书带有很强的时
事评论色彩，并且夹杂了游历的见闻，故在结构安排和论
述中，整体性和严谨性不是很好。读者如未能事先了解相
关史实，不免会对大量评论感到一头雾水，甚至恐怕会有
难以卒读之感。考虑到作者写作该书时，只是三十出头的
年纪，且书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完成得较为仓促，这些
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读者如能坚持读完，并
仔细品鉴，定会受益匪浅。本书处处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
芒，对于研究汤因比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研究中东问题
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说点翻译方面的感受。由于汤因比历史知识非
常丰富，且掌握多种语言，给翻译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书
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耗费了译者很多精力。在此要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廖学盛
前辈、刘健研究员、黄艳红研究员、吕厚量博士的热情帮
助，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即便这样，可能仍有很多翻译
不当或错误之处，责任概由本人承担。敬请读者批评，以
便将来加以改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肖峰先生还帮我找来
池田大作关于本书的评论文章，以及威廉·麦克尼尔《汤
因比传》中的相关章节，使我对于本书有了更多认识。我
的妻子麾麾虽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常常以过人的智慧
给我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正是看了她找来的BBC纪录片，
我才弄明白巴什波祖克（Bashy-Bozuk）这个词的含义。
她让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春天般的生机。
张文涛
2018年2月10日

《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年的一部著作，围绕第二次希土战争进行报道和分析。1921年，汤因比以记者身份亲临第二次希土战争的现场，在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游历和调查，对战争的真相进行了揭露和报道，对战争带来的暴行和流血事件进行控诉，对欧洲局势进行了分析，对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追溯。在本书中，汤因比将希腊、土耳其看作近东文明、中东文明的代表，并提出了“西方问题”的概念，认为近东和中东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背后影响的结果，汤因比不仅以深刻和犀利的文字展示了其文明史观的雏形，也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情怀。

1921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汤因比成为《曼彻
斯特卫报》记者，赴战争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他撰
述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问世，广受好
评。他在书中采用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
统西方史学写法，把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看作是西方
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观念作用的结果。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
史研究》译者
汤因比从文明的角度分析希腊和土耳其的困境。
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希腊和土耳其的文明
都处于解体的边缘。因而东方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文
明带来的问题：因为西方文明的强势，三个文明的碰
撞之下，导致了两个弱势文明衰落的灾难性后果……
在众多学者眼中，汤因比最好的著作是他33岁时出版
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而不是为他带
来世界性声誉的《历史研究》。
——黄洋，“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21年汤因比在安纳托利亚亲眼目击了希腊和土
耳其之间的文化、军事冲突以及暴行，这段经历使得
他能够在文明相互分离的假想基础上构思《历史研究
》，并激发了他对自身原有观念相当大程度的再认识
。
——威廉·麦克尼尔，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
究奠基者

当我随同奥斯曼红新月会一道，在马尔马拉海东南海岸组织撤退希腊人暴行的幸存者时，多次看到希腊当局用一种极其令人不快的方式污损英国的声誉，在他们实施暴行的场所并排挂着英国商船旗帜和希腊国旗。惹人注目的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并不在那里，这对考察团的协约国军官、红新月会代表和惊恐中的土耳其人不会不产生影响。在盖姆利克希腊第十师的司令部，我见到了一幅有趣而无意识的反宣传作品。我们的三位协约国军官已经进去与希腊总参谋长商量行动，将三位勤务兵留在了院子里。这些西方士兵数周以来一直在一起工作，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穿着蓝灰的卡其布衣服，站在一起——抽着烟，用零碎的单词和手势交流着，带着显然很幽默的笑声。这种发生在原本应该一直处于争执中的民族之间的友谊场景，是执勤的希腊士兵所不能忍受的。穿着英国制服的人与希腊和英国的共同敌人之间，怎么真的能有交情呢？士兵们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一些人在上面的窗口皱眉头；另一个人——突然转过屋角，撞见这个可怕的场景—呆若木鸡，下巴都快要掉下来，而那些勤务兵仍在继续交谈，完全不知他们所制造出的效果。不过在盖姆利克，也有令人不快的面貌。1920年夏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初次被从这里赶走。英国海军联合希腊军队占领了这座城镇。现在被统辖暴行发生区域的希腊总指挥用作师部司令部的建筑，以前也曾是我们的司令部，刷在墙上的英语告示仍然可见。在邻近的土耳其村庄奥马尔贝伊，我们被告知，英国海军当局在离开之前安排了缴械。当地居民说，即便他们只知道几周后英国人会将他们转交给希腊人这一点，他们也必定会当场反抗，而不是以后才发现自己手无寸铁，任由他们的民族敌人摆布。有大量材料可供搬弄是非，双方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种当地民族所有成员所作的无限期的宣传，无疑确实对列强的当地代表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伤害。他们或许提防过它，他们或许真诚地努力感受并展现互相间的友善。然而这种不间断的暗示符合英法间延续数代的竞争传统，符合政府政策中的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不断出现在他们从国内收到的指令中。所以英法之间的东方宿怨恢复原位（insitu）了，并感染了“政界”，感染了巴黎和伦敦的民众。宿怨在媒体那里也得到了回应，因首脑之间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而被放大，然后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再次传给早已受到感染的大使馆、领事馆和教团，宿怨本就是从那里起步的。
1921年10月20日，法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在安卡拉签署协定。这个协定是一个危险信号。其内容（连公正无私的英国批评者可能也发现不了什么缺陷）并不是关键所在。它无条件地受到欢迎，因为奇里乞亚的战役将要终结了。法国将放弃其在安纳托利亚的经济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疆地区恢复土耳其的领土带，使得民族性原则将得到比《色佛尔条约》下更为公正的贯彻。对于卷入法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有关巴格达铁路的安排中的美索不达米亚而言，战略性危险是相当理论性的；至于生活在流产的法国区域的基督徒少数族，法国承诺通过1920年8月10日的《三方协定》来保护他们，显然任何局势都不如此前的战争状态给他们带来的危险更大，并且巴黎和安卡拉之间的谅解至少为保证他们有更好的处境提供了可能。事实上，阅读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起因于《富兰克林·布伊隆协定》的通信后，一个公正无偏的读者可能会承认，几乎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的争论上，法国都占了上风。但在主要问题上，英国政府显然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法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单方面和平（实际上确实如此）妨碍了东方的总体和平，并且使协约国背上了危险的重负。
对于近东和中东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的前景而言，上述单方面协定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法国政府没有明确建议安卡拉不通融，单方面协定这个结果也必定会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造成同样的影响。交战状态充其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境况。当交战一方发现其力量突然增强时，很难保持冷静。
两个政府在东方政策上的公开不和，给协约国增添了压力，最终引起了法国和英国大众的警觉。无需在这里指出处在危险中的基本问题。一旦协约国面对分裂的可能，这些问题将变得令人吃惊地明显。本书仅仅关心分裂将会给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造成的特殊灾难。这些关系已面临的危机，在本书第一章中讨论过。英国和法国是这场危机中西方文明的联合托管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中东世界的巨大领土。德国已被逐出东方，不再代表我们文明在那里的优势和责任。意大利在北非的领土是一块飞地，荷兰在东印度的领土是一个边远省份。法国和英国虽然远不能体现西方的总体力量和智慧，但承担着引导西方和东方走出毁灭之路的巨大责任。如果他们竭尽全力同心合作，或许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他们闹翻，失败是必定的；如果他们失败，他们将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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