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2版)(精)》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
从方法论上，作者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译者序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导言 葡属亚洲的神秘面孔
第一章 早期近代亚洲：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化
15和16世纪的国家
精英们的流动
朝向一种分类学
长期趋势
第二章 葡萄牙国家与社会，1200—1500
君主与贵族
寻找城市中产
重商主义与弥赛亚主义
总结
第三章 两种模式及其逻辑：创立帝国，1498—1540
早期探险
从阿尔梅达到阿尔布克尔克：定义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科摩林角以东
1525—1540年葡萄牙在亚洲活动的逻辑
走向“危机”
第四章 16世纪中叶的“危机”
若昂三世的政策困境
萨家、索萨家和卡斯特罗家族：危机中的葡萄牙亚洲官僚
世纪中叶的争论
远东解决方案
1570年的葡属印度
第五章 陆海之间：重定方向，1570—1610
贸易与征服：西班牙的视角
西班牙、葡萄牙与大西洋转向
围绕全球
“土地”问题
海洋的挑战
特许权与统领
衰退之始？
第六章 退却中的帝国，1610—1665
亚洲的政治重组，1570一1610
沙廉和霍尔木兹：退却的开端
改革及其后果
多难的十年：1630年代的葡属亚洲
光复、休战和失败，1640—1652
退却完成，1652—1665
亚洲人、欧洲人与退却
第七章 利基市场与网络：驻留原地，1665—1700
好望角航线与巴伊亚贸易
葡属印度的兴衰变迁：从果阿的视角看
莫桑比克、莫诺莫塔帕和普拉佐的创设
孟加拉湾的葡萄牙人
在远东生存：澳门与帝汶
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对比
第八章 葡萄牙人的亚洲社会Ⅰ：官方领域
人数问题
“已婚定居者”的世界
贸易网、财富和庇护
“葡萄牙人”与“外国人”
单身汉的兴起
对葡萄牙的影响
第九章 葡萄牙人的亚洲社会Ⅱ：边疆与远境
叛教者与叛乱者
雇佣兵、火器和第五纵队
改宗者与被庇护人社群
从葡萄牙到亚洲的大移民？
第十章 结论：在强盗行径与资本主义之间
词汇表
定量数据说明
缩略语
致谢
参考文献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第二版）的翻译工作历时大半年终于完成。在
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才体会到这一工作的难度。从范
围上说，这是一本在短短三百页内（原书），以两
百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史为线索，贯穿西欧、南美、
印度洋沿岸、东南亚、中国东南部与日本的全球史
著作，描述了诸多势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合作与
冲突。
正如作者一再主张的，在印度洋沿岸直到东亚
的广阔地图上，权力版图错综复杂，社会文化千差
万别，无法被一套简洁的模型所解释。这使得本书
成为一本真正的史学著作，旨在讲清楚过去所发生
的事，并挑战了试图将诸事兴衰归纳简化为历史规
律（或社会学模型）的诸种企图。作者深入每一具
体地点描述时代变迁，将传统的“帝王将相”的政
治史，变成了船长、地主、商人、海盗、雇佣兵、
传教士的历史。书中数百角色皆有名有姓，因篇幅
所限，许多重要人名和地名只出现了几次，但他们
在历史上绝非“次要配角”。
本书英文版中涉及阿拉伯语、马来语、缅语和
非洲当地语言等语言时，许多情况下都只用拉丁字
母拼出了读音，并未翻译其意义，似是默认专业同
行应当具备这些语言能力，或至少熟悉相关词汇。
然而考虑到汉语世界的广大读者，译者还是尽可能
地利用各种检索工具查出了其中大部分，在必要之
处还写了译者脚注。凡作者以英文译本引用明代古
籍之处，也都找到了古文原文。
此外，历史学术著作的翻译总会遇到某些不可
译的或易引起跨语境误解的概念。在此仅举出几例
：Estado、company、carreira da India和
lcasado。
Estado对应英语中的“state”。然而state是
欧洲早期近代史上的关键概念之一，原因在于这一
时期正是它的形成期。因此Estado da India无法翻
译成“印度国家”，因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葡
萄牙人以果阿为总部在印度洋沿岸设立的一系列据
点，不具备当今的（或多或少韦伯式的）“国家”
概念，于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翻译为“葡属印度
”，只有在少数强调它的官方性质时才译为“葡属
印度国家”。
Company译作“公司”是汉语通用的翻译，本书
也遵循此约定译法，在此提出这一点是为预先提醒
读者“公司”的现代意义容易误导出时代错乱的想
象。其实company的字面意思（集团、团伙）更符合
东印度公司这样拥有武装力量的准国家组织。
Carreira da India字面意义是印度航线，但
并不是说书中提及的葡属亚洲内部的贸易航线，而
是指从里斯本去往印度的航线，因此与好望角航线
几乎是同义词。区别在于Carreira da India是葡
萄牙王室年度组织派遣去往印度（尤其是果阿）的
，而好望角航线只是通往印度洋沿岸地区的一个地
理概念。
Casado或许是葡属印度历史上最难翻译的概念
，其字面意义是“已婚者”，但在那个时代却意味
着有家庭顾忌、在亚洲官方定居点内居有定所（不
会逃亡流窜），因此也就有一定社会信誉的城镇中
产阶层（本书中“class”一律译为阶层而非阶级）
。可见尽管作者声明此书仅是政治经济史而非社会
文化史，社会文化却提供了政治力量赖以运作和表
达的语境。
本书英文版作者在列举地名时，通常使用的是
古地名或地名的古代拼写。17世纪之前的欧洲文献
常见问题是此时尚未形成标准拼写，这也使翻译工
作更加困难。因此翻译过程中除了最常查阅的两本
参考书，即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
名翻译大辞典》和《世界地名翻译手册》之外，还
需要参考一些相关史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本书
（第一版）在1997年于澳门出版的旧译本，以及安
东尼‘里德（Anthony Reid）的《东南亚的贸易时
代：1450—1680年》。在些许观点上，例如荷兰人
于1680年后是否已取得霸权的问题，本书并不赞同
里德。学者的观点相互分歧，但译者的工作却是一
致的。
本书的第一版于20年前曾有过旧译本，有不少
错误，在本书第二版重译中我做了大量修正。然而
我无法苛责前人，因为新版本的进步，一则是有旧
版本的参考，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信息检索技术，
而这是当年的译者无法使用的。
最后，在翻译本书（尤其是检索查阅各种资料
）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
。由于译者并非葡萄牙史或东南亚史方向的学者，
在翻译过程中战战兢兢，不放过任何可疑的概念，
尽可能多地查阅相关资料。但历史研究的难度正在
于对可疑概念的觉察，历史的可能性总是超越个人
想象力的极限，这涉及对我们习以为常、先入为主
的前见的怀疑，也是非此方向的学者很难做到的。
若有疏漏，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7.09.30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2版)(精)》初版于1992年，于2012年修订再版。
本书并非一部考据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而是旨在提供一种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式。从1992年到现在，这种图式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依然经受了考验，并未被后来的研究成果超越。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对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
牙亚洲帝国的经典研究已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该书
坚实地立基于对葡语史料的娴熟掌握和对亚洲语境
的深刻理解，以丰富的洞见和自如的清晰，描绘和
解释了一段长期被无知、偏见和误解遮蔽的历史。
——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A.R.迪斯尼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桑
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给我们提供了对早期近代葡萄
牙亚洲帝国的一个练达的综述，一项对葡萄牙和亚
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复杂互动的启迪性研究。该书
对所涉领域进行了完全的重新定义，这也是为何它
写于20年之前，却能克服自然“老化效应”的原因
。
——欧盟大学研究院若热·弗洛雷斯
“在英语世界，对于这一主题，没有比本书更
好的引介。”
——美国耶鲁大学斯图亚特·B.施瓦兹

并非巧合的是，那些倾向于认为早期近代亚洲大陆政治证明了塔希迪而非查希兹的观点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自发，而非在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于是便经常有了这一对比，即富有商业精神、外向、意识形态折衷的“贸易国”，与抑制商业、内向、意识形态源自其独特的内在经验的“农业国”。虽然这些理想类型无疑有些用处，但是要将早期近代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塞入这两个“盒子”中的任意一个却有困难。
核心问题在于，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国家——哪怕是统治着物产丰富的肥沃农业地区的国家——都越来越受到流动精英们的调节和塑造。精英们在两个回路（circuit）上流动：一个包含了东非、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另一个则由东亚和东南亚组成。观念和意识形态再不能保持从前的原始状态，也极少为某一政治组织所独具。这一时期各国在政治制度发展上展示了惊人的、出乎意料的相似性，很难仅作为巧合而被忽视。
让我们以日本为例，历经了漫长的应仁之乱（1467—1477）后，足利将军幕府开始崩溃。家族中接替足利义政（在位1443—1490）的那些人自身受到军阀们的操控，同时他们还操控着天皇。15世纪的最后十年和16世纪的前三分之二，通常被认为是战国大名的时代，他们全都奋力重建他们的领地，最终从那一辈人中决出了领袖豪杰。关于它导致的经济破坏和“乱”的程度尚存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560年代末，随着织田信长的崛起，具备早期近代特征的政治秩序才隐约可见。然而，信长并非以一位新权力者的名义进入京都，相反，他声称自己是来为作为对手之一的足利义昭复辟将军之位的。信长于1582年6月年被杀，因此未能将他的实权转化为其家族对将军之位的控制力，其继任者丰臣秀吉（死于1598）也是如此。直到第三位“统一者”德川家康才于17世纪初努力建成了一个新幕府，即掌权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Hall et al.1981）。
但是，在日本出现的政治秩序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统治经验吗？“影子政府”的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外贸的严加管控，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吗？强调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的岛国性（更为外交辞令的说法是，日本政治体制特殊性）的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确实，若将日本与明朝中国对比，并不会发现太多的相似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的日本，是向东南亚大陆和印度支那输出职业军人的重要国家。这些移民，作为起中介作用的社会精英，是否影响了接受国的政治体制呢？
至少有一个例子值得考察：大越（Dai-Viet）或北越地区在这一时期，与日本港口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明朝军队曾于15世纪初短暂占领过此地，他们被赶走后越南迎来了黎氏王朝，建立它的是一名来自靠近老挝的西部山区的武士首领黎利（Le Loi，在位1427—1433）。尽管出身偏远，黎利却欲与领土内“不安分的贵族们（congthan）”保持距离。他的后继者们，尤其是黎圣宗（Le Thanh-ton，在位1460—1497），非常关心建立一个稳定的官僚制国家结构，并将其奠基在对儒家政治概念的改造和吸收上，而非作为其早期特征的卡里斯玛型领袖模式。接下来就是15至16世纪的长期拉锯战争，贵族（例如在1442至1459年、1505至1526年）和宫廷士大夫轮流执政，两者的国家观和政治哲学相去甚远（Ungar 1983）。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16世纪越南政治僵局最终得到的解决。在莫氏篡权65年后，黎氏终于在1592年复辟为王。然而他们现在的地位已不同于15世纪，只剩下名义上的统治权，实权掌握于世袭摄政王郑氏（Trinh）之手，这个家族共有八代人统治过越南，直到18世纪。这个制度与我们在这一时期的马来世界所观察到的惊人相异，但与秀吉和家康在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体制非常相近，其出现值得更仔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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