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古代清官廉吏、惩治贪腐与廉政文化等方面文章。这些文章既讲了温彦博、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历代清官廉吏的廉政故事，也讲了蔡京、高俅、贾似道等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的贪腐历程，深入挖掘和探讨我国历史上廉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语言通俗生动，故事引人入胜，文笔犀利流畅，适合广大党政干部阅读。

陈良，湖北黄梅人，资深媒体撰稿人、知名专栏作家，出版有《人间烟火》《透视腐败》《灵魂笑忘书——水浒人物心理探秘》《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等多部著作。

贪污腐败，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进程中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殷周时期便有行贿、受贿、索贿等行为发
生。秦汉以降，官场贪黩之风日益盛行，明清时期更是愈
演愈烈，乃至出现严嵩、和珅之类富可敌国的“大老虎”
。贪污腐败，不仅侵害民众利益，而且危害社会稳定。是
故，历代王朝莫不推出一系列举措予以惩治。
   

当今中国，贪污腐败现象一度十分猖獗，严重侵害我
们的执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身心
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成
效之显著，前所未有，深得人心。随着反腐败力度越来越
大，已经显现出“不敢腐”“不能腐”的态势，让人们看
到风清气正的希望。但是，要实现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
根本好转，关键在于让各级领导干部发自内心“不想腐”
，真正做到廉洁自律。
   

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
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
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
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
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笔者深受启发，进而对
我国反腐倡廉历史、古代廉政文化产生浓厚兴趣。适逢《
中国纪检监察报》创办《历史周刊》，笔者有幸在其中开
设专栏，陆续发表有关历史上反腐倡廉与吏治得失等方面
的文章；与此同时，还在《学习时报》《群言》《廉政嘹
望》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聚焦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中正
反两方面的典型。中国古代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及康乾盛世。所谓盛世，实质是国家实现“善治
”的结果，是政治清明、官吏清廉所成就。是故，笔者主
要把唐代贞观、开元时期的历史人物以及包拯、海瑞、于
成龙等著名清官作为聚焦对象，浓墨重彩展现他们廉洁自
律、反贪拒贿的高尚行为，旨在弘扬正气，树立典范，以
供参照，见贤思齐。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并不
都是清官廉吏，贪官污吏在某些历史时期似乎更为常见。
本书所选择的反面人物多为贪官，他们刻意弄权敛财，最
终并没有好下场，其贪黩劣迹令人痛恨，被惩办不值得同
情，但可使后人引以为戒。书中还写了王衍、王珪等人，
虽然没有贪腐污点，但热衷于清谈、缺乏担当精神，仍然
有害无益，并不可取。此外，《从杀威棒看权力腐败》《
难以割舍的“陋规”》等篇目，旨在思考如何将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以及破除积重难返的陋规。
   

反腐没有止境，全面从严治党没有终点，反腐倡廉永
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要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
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
之战”的同时，还提醒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
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倡廉，将是历久弥新的课题，值得我们长期思索
与实践。这本小书，若能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党员干部有所
裨益，笔者会感到无比欣慰。

一部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加强党政干部廉政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指导用书。
   

透视廉政人物，以史为鉴，弘扬浩然正气；聚焦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塑造高尚品格。
   

语言通俗生动，故事引人入胜，文笔犀利流畅，能够让人喜欢读、读得懂、悟得透。

近年来，笔者主要为《学习时报》《中国纪检监察报
》《群言》《文史天地》等报刊撰写专栏和约稿，发表关
于古代清官廉吏、惩治贪腐与廉政文化等方面文章。拙著
《走出迷局》出版后，笔者就着手本书的写作与整理。
   

本书的主旨，已在前言交代，这里不再复述。笔者虽
为理工科出身，却一向偏爱文史，喜欢阅读写作，至今出
版了五六本著作。每本著作问世，笔者总要写一篇后记，
主要是向友人致谢，这次也不例外。《中国纪检监察报》
的毛东红、张欢和《学习时报》的曹颖新，此三君与笔者
素未晤面，却神交已久，对我写作帮助颇多。东红先生在
主持报纸《历史周刊》期间，为我开设专栏并策划选题，
还寄赠粮草(书籍)；张欢女士多次主动约稿，让我有幸在
其主持的《文化周刊》发表几乎整版的大块文章；曹颖新
一直支持我的写作，承蒙她力荐，《中外历史》栏目每年
刊发我多篇文章。
   

还有，本书的出版者与责任编辑，没有你们的辛勤付
出，本书就不可能问世。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谨向上述良师益友致以诚挚的
谢意。最后，我要感谢即将与本书接触的读者，没有你们
的惠顾，本书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的读者。
   

笔者
   2019年春日

唐太宗戒奢尚廉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极为罕见的英明君主，他富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无与伦比，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并被视为理想时代的化身。贞观一朝，政治颇为清明，官吏颇为清廉，这无疑是成就“贞观之治”的前提。司马光在其名著《资治通鉴》中指出：“古人有言：君明臣直……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段话意思是说，在君臣关系上，君主处于主导地位，臣下处于从属地位，君主好恶影响着臣下好恶。由此看来，贞观时期官吏大多崇尚清廉，与唐太宗不无关联。
   一般来说，古代帝王大都追求个人享乐。唐太宗即位之后，以史为鉴，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力戒贪奢。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要大兴土木，必须合乎人民的意愿。以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江，耗费巨大人力，却无人埋怨，就是因为合乎人民的共有利益与意愿。秦始皇营造宫室而招致非议，就是因为他为了满足私欲，而不与民众共享。我最近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但想到秦始皇的教训，又不得不作罢。大凡雕镂器物、珠玉服玩之类，如果恣意追求骄奢淫逸，那么危亡之期指日可待。因此，自王公以下，住宅、车服、婚嫁、丧葬等，凡是按照官位品级规定不该享用，应一律禁止。”唐太宗严明规矩，此后二十年间，整个社会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百姓无饥寒之苦。
   从简戒奢，唐太宗如此要求别人，自己更能身体力行。贞观二年(628年)，有公卿大臣上奏：按照《礼记》规定，仲夏之月，皇上可以到高台筑成的楼榭居住。如今夏热未退，又面临秋雨，皇室阴暗潮湿，请营造一阁楼供陛下居住。唐太宗回应说：“我患有气疾，哪适宜住在地势低潮湿的地方?但是，我若同意你们的请求，将要耗费很多财物。我的功德不及汉文帝，而耗费财物超过他，这哪里合乎为民父母应该遵循的原则?”大臣再三奏请，唐太宗坚决不许。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外出巡视，到达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境内)。该州刺史赵元楷提前做了充分准备，把州府和城内楼台馆舍装饰一新，还弄了数百头肥羊、数千尾大鱼，打算送给皇帝的随行人员。当唐太宗的车驾进入蒲州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单衣冒着春寒夹道欢迎。眼看百姓被调用，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训斥赵元楷：我外出巡视，所需费用皆有国库供给，不必烦劳百姓。你这么做，只会败坏风气!赵元楷本想讨好唐太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从此以后，皇帝出巡不得过分骚扰百姓即为约定俗成的惯例。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也有人性的弱点。贞观中期，国力日益强盛，形势一片大好，唐太宗逐渐淡忘创业的艰难，励精图治的锐气有所减弱，滋生了帝王的奢侈之心。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常因生活供应不太好，发脾气斥责臣下。魏徵知道此事后，就当面提醒他说：当初隋炀帝巡游，每到一地，就因下面不献美味佳肴或供奉不精而责罚臣下。如此无限制追求享受，使百姓负担过重，结果很快灭亡。陛下岂能效法隋炀帝呢?现有的供应，如果知足，看起来也不错；如果不知足，即便再奢侈一万倍，也难以满足。唐太宗听了，幡然醒悟，禁不住感叹：没有你，我听不到如此良言!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魏徵给唐太宗上奏《十渐不克终疏》，详细总结了贞观以来的政治得失，直言不讳地指出唐太宗身上存在十个方面“渐不克终”(不能善始善终)的弊病，劝谏唐太宗要克服奢侈纵欲、喜欢游乐、用人凭好恶、不专心治国等缺点，继续保持贞观初年节俭、简朴、谨慎的作风。这份力透纸背的奏疏，深深地打动了唐太宗。于是他诚恳表示要悔过自新，并将此奏疏置于屏风之上，以便早晚能看见，不断警示自己。
   正是魏徵等人及时劝谏，使得唐太宗能够克己自省，躬行节俭。作为君主，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注意对臣下进行戒奢倡廉的教育。唐太宗告诫臣下莫贪墨的言论，大多记录在《贞观政要》里面，其中不乏至理名言：“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领袖论》一书中指出：“领导是一种领导人与追随者基于共有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所有变革型领导，实质是“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贞观时期君臣关系，对上述观点做出了很好的诠释与印证。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