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性格像鲁迅

顾明远

我认识海婴是在一九五六年。那年夏天我和周蕖结婚，周建老为我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设宴招待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到场的自然有许广平妈妈带领的一家，还有杨之华、徐伯昕夫妇以及我们在苏联留学的几位同学。海婴负责摄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和值得怀念的影像。因为他忙着摄影，我们全家福里反而没有他的照片，不能不说是有点遗憾。以后我们就有五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俩是同龄人，可惜他先我而去，使我无限悲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日，北京都要举行庆祝游行。我们早上六点多钟从北师大出发，经过西安门到北池子，在南池子一带待命，等到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后在南长街解散。那时已到中午，正是饥肠辘辘，我和周蕖就直奔景山东街广平妈妈那里蹭饭吃。广平妈妈总是热情招待我们。于是我有时就和海婴海阔天空地聊起来。

海婴绝顶聪明。据周建老回忆，海婴小时候就喜爱机械玩具，并且喜欢拆拆装装。十二三岁就开始摆弄摄影和无线电。那时他在亭子间里搞了一个小小实验室，自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到晚年他还有注册的私人电台。我对无线电一窍不通，但年轻时也喜欢摄影，当然也只是玩玩，旅行时留个纪念，没有海婴那样精通。那时彩色照相掀起不久，我在苏联买了一套冲洗彩照的设备，程序很复杂，我试验了几次都不太成功。我觉得海婴可能会用，就把它送给了他。后来彩照的技术发展得很快，我那套设备可能也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海婴是先进技术的弄潮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常骑着漂亮的摩托车到我们家来看望他的三叔周建老，每次都会给我们摄像。我家的全家福照片都是他照的。

海婴八十岁时在北京国子监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邀请我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佩服他摄影技术之高超，更钦佩他从年青时代就关心社会。照片中不仅有社会民众的生活，还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像。他的摄影作品，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而且反映了时代的脉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海婴和三叔周建老有深厚的友谊，称呼他为三爹，平时每年都来看望他。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建老在浙江工作，海婴那时身体欠佳，就到杭州三爹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叔侄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还送给三爹一方田黄石印章。可见他们在那里曾谈文说赋，一定十分愉快。我们家一般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更是从不做寿。但一九七八年周建老九十诞辰那天，海婴却捧了一个大蛋榚来，有上下三层，说是特地到北京饭店定做的。大家当然欢乐一堂。

海婴的性格很刚毅，做事很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但实事求是，从无虚假。有时我们通电话，正事谈完，他就说，就谈到这里吧，电话就挂断了，来不及与他说闲活。但他办事十分认真，什么事都要穷追到底。所以周建老曾说：“有些性格像鲁迅。”

有一件事值得记一下。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建老就与许广平把北京八道湾的房产中属于他们的两份捐献给了国家。一九五八年秋天，周建老带我和周蕖去看望了鲁老太太的墓地，大约在玉渊潭附近。那时那里还是一片荒野。鲁老太太的坟被几十棵松柏树围绕，虽然没有陵寝房屋，倒也非常庄严幽静。不久听说北京市要在那里开发用地，周建老就与广平妈妈商量，给当时的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把这块墓地也捐给国家。八十年代，海婴想把鲁老太太的灵柩迁葬到绍兴。他和我去寻找那块墓地，那里已经盖起许多房子，鲁老太太的灵柩已迁到另外一处空地。房管所的同志带我们去看过，但已经无法确定，商量多次，只好作罢，感到十分遗憾。

海婴晚年，曾经因为绍兴祖坟立碑的事生过气。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一世纪初，绍兴有人发现并告诉海婴，鲁迅父亲周伯宜墓前立有一块以周丰一率子女名义立的墓碑。海婴就很有意见，祖宗是大家的，怎么能以一家的名义立碑。他与堂妹周蕖商量，提出了一个方案，并在上海讨论共同签注了意见，重新在周福清墓前以“越城周氏第十五世曾孙同立”、在周伯宜墓前以“越城周氏第十五世孙同立”的名义各立了一块墓碑，这就比较全面周到，把周氏三兄弟都包括在内了。去年（二〇一七年）九月，令飞带领我们专门去绍兴扫墓，墓碑做得很气派，这都是海婴的主意。

我的夫人周蕖，可以说现在见过鲁迅的人恐怕也就只有她一个人了。鲁迅去世时她四岁，依稀还记得每周末姊妹三人轮流到鲁迅家里做客，和海婴一起玩耍。海婴在世时，我们每年总会见面聊聊家常。海婴也说：“我就只有这一个妹妹了。” 因为大姊、二姊都不在了。想起这些事来，如在眼前。

海婴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文章，但一直理不出头绪来。明年是海婴诞辰九十周年，令飞将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重版，并更名为《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书名改得好，海婴这本书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实事求是，直面自己的人生。作为名人的后代，他受到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他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令飞要我为新版书作序。本来我觉得海婴此书具有研究鲁迅的重大价值，应该请鲁迅研究者写序。令飞执意要我作为海婴的亲属和朋友来写。我从命写了这些回忆以表达我对海婴的怀念之情。

顾明远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独子，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后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等，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记忆中的父亲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这些，在父亲的著作里都有记录。

父亲的写作习惯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果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讲到睡觉，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床头旁的五斗柜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它是普通的白色蜡烛，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说“阿弥陀佛，拜拜！”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培训”，至今仍没信佛，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轻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八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一概不知。偶尔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啷啷”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啷啷……”，还相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小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小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想必父亲文思屡被打断，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几位熟人和知名人士。但在小组会议室靠窗边处，坐着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当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散会后，他对每个人均礼节性地致意。真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位当年地位显赫的可怖人物，长相却并不横眉獐目，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我所见过的国民党小特务那种模样。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对他宽恕了、容纳了，他被选为政协委员，大家同席而坐，不再怒目以对。因此，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他那时正不良于行，因几年前在北戴河伤了腿，断了骨。当他面对我时，只见他瞳孔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这是一本有关鲁迅及周氏家族的正本清源之书。对于鲁迅生前身后的重重迷雾，周海婴先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

这也是一本展示鲁迅如何做父亲的家庭教育之书。还原了鲁迅作为平凡人、作为父亲的样子，再现了鲁迅“无条件养育”“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

这更是一个男孩用尽一生追寻父亲的亲子之书。鲁迅与海婴这段长达七十年的、跨越时空的父子亲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温暖人心，说透人性。

无数事主直到暮年、直到死，不敢说出真相，吐露内心，虽贵为“鲁迅的儿孙”，自也该当逆来顺受，许先生逝世后，海婴又独自忍了三十多年，忍到写成这本书。

——陈丹青

海婴这本书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实事求是，直面自己的人生。作为名人的后代，他受到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他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

——顾明远（著名教育家）

父亲确实也曾说过：“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然而，父亲又说，鲁迅在给他压力的同时又一直在鞭策着他……他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长，在最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整个人格。

——周令飞（鲁迅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