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应该是从1 977年冬天的那场高考开始的。可以说，“恢复高考”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在思想、理论与实践上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根本。
77、78、79级，正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走出校门之日，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扬帆起航之时，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改革开放融为一体，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40年后，他们的个人经历已经沉淀为这个时代永恒的财富，倾听他们的声音，回顾他们的历程，对于传承改革开放的精神，继续推动改草开放，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王辉耀、苗绿编的《那三届》汇集了知名学者、官员、企业家、作家、律师等近40位“那三届”优秀代表的如歌往事、励志故事、思考与梦想，他们追忆逝水年华，回首亲身参与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总结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前瞻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改革开放下一个四十年贡献智慧。

序
陈平原 说出你我的故事
曹景行 1978，我和妻子一起走出大山
陈兴良 知识分子要抵御非专业的压力
葛剑雄 感谢机遇：我的1977、1978
管士光 回望来时路
郭宪纲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作用应排第一
海闻 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何勤华 追法治梦想行法治之路
胡建华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
黄进 1977年高考都经历了什么
姜明安 与学生一起高考
金雁 “黄埔一期”上学记
雷颐 从知青、当兵到大学生
李辉 我的高考，1977年记忆
李大西 恢复高考后的四个十年
马勇 没有高考，我还在农村“修地球
孟晓苏 还记得那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么
牛军 昔年记忆
钱颖一 教育决定未来
邵鸿 推动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童世骏 说说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王辉耀 改革开放一代人：追忆与思考
王振耀 恢复高考，我的人生分水岭
吴嘉 重来回首已三生
俞敏洪 高考40年依然公平
张力 抚今追昔，展望中国高等教育未来
朱永新 高考与那三届的“遗产
左小蕾 40年的变与不变
毕奇 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赵小鲁 老三届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陈爱民 从我做起，知行合一
卢迈 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宁滨 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
陈全生 要反思当下应试教育
石勇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李曙光 “那三届”要有三个保持
汤敏 重塑未来教育
徐小平 不负时代，推动改革开放
后记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对国家
来说，这40年可谓惊天巨变：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
年占全球的1.8％增长到15.3％，人均GDP从1978年
的155美元上升到近9000美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
1.67亿美元增长到3.14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
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41045亿美元，中国企业
进入世界500强从0家变成115家……改革开放书写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朽诗篇，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如果把改革开放看成是一部史诗般气势恢弘的
歌剧，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无疑拉开了这部歌剧的
序幕。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
于再次开启。570万名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
异的考生，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军营哨所如过
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
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
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恢复高考在思想、理论与实践上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成为
中国得以迅速走向复兴和兴旺的根本。
77、78、79级大学生，正是恢复高考后的前三
届大学生。作为1977级大学生，那三届毕业生中的
一员，我以为，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像那三届一
样，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也鲜
有哪个群体，能有机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
集体重塑社会的重要方面。如果说高考恢复是一个
起点，那么真正决定77、78、79级中许多人成为未
来40年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原因，则是特殊人生阅
历所锻造的这一代人整体的思想格局。
那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受人生苦难、
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的人生阅历
所锻造出来的能屈能伸、坚忍奋斗的精神。“上山
下乡”的磨砺让那三届大学生对中国社会底层有了
最真实的体验，在学校课堂之外接受了真正意义上
的通识教育。这使他们不仅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技能
，更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笃信“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艰苦的劳动与生活培养了他们
坚韧的意志，也使他们在摸爬滚打中形成了独特的
韧性，让他们可以乐观直面日后生活与事业的挫折
与困境；在没有师长监督的环境下，他们学会了珍
惜光阴，强学力行。当国家赋予他们重新设计人生
机会的时候，他们深知“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历
经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
那是一种个体发展与国家命运高度重合，承载
着国家与民族的使命与希望的人生阅历所锻造出来
的鲜明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强
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续接中国历
史文化血脉的“教育节点”，是国家“百废待兴、
百事待举”的人才支撑，是中华民族整装待发、再
创辉煌的“历史基点”。从踏入大学那一刻起，他
们带着来自社会的现实感，争分夺秒，“焚膏油以
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拼命夺回“失去的十年”
。他们自觉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振
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他们如饥
似渴地吸收各种思潮观点，成为旧秩序的改革者和
新思想的传播者。
他们走出校门之日，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扬帆起
航之时，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改革开放融为一体，他
们时刻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成为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用青春
芳华和聪明才智书写出改革开放的伟大篇章，成为
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根据我们对近600位“那三届
”精英的调研发现，他们分布于政商学的各个领域
，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33％成
为高校与科研院所领导，29％成为政府官员，15％
成为大学教授，14％成为企业家。我们看到：跨入
政界的他们，很多人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智囊
人才，在设计和推动改革开放中出谋划策；也有很
多人担任了各级基层的领导职务，以开拓进取的精
神实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跨入商界的他们，
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投资人与企业家。40
年来，他们在第一线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风雨
历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建立
过程。他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是资本市场
的拓荒人。从政府到民间到国际商业舞台，他们摸
爬滚打，在中国企业史上扮演着“开路架桥”的角
色；跨入学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的他们，着力进行
着更加深入的中国国情与进步的研究，并从经济与
政治体制上深入反思与设计中国的制度框架……
40年前，时代将“那三届”推上历史舞台，他
们承载着过去的光荣与未来的梦想，推动着中国的
改革进程。40年后，他们的个人经历已经沉淀为这
个时代永恒的财富。倾听他们的声音、回顾他们的
历程，对于传承改革开放的精神，继续推动改革开
放，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自2012年起，全
球化智库（CCG）先后推出了《那三届》系列的两本
图书：《那三届1——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
忆》《那三届2——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
人》。图书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受
到读者的热捧，并被新浪、搜狐、网易、中新、中
国青年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转载。在当当、卓越等网
上书店，热心的读者们留下了关于这两本书的上千
条好评。
2017年6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
办了“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
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常务副主席邵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
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美国国际华人科
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哲学系教授童世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卢迈，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清华大学
原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国务院参事陈全生，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中国科学院虚拟
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石勇，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中组部人才局
原副巡视员胡建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
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汤敏，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
始管理合伙人阎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秦晖，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真
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中房集团理事长、汇力基金
董事孟晓苏，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总裁赵勇，中国银
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湖北银行独立董事左小蕾，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总工程师毕奇等几十位77、78
、79级代表人物齐聚一堂，追忆往昔岁月，回首亲
身参与改革变迁的历程，展望未来继续改革开放的
宏图，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提供改革开放亲历
者的智慧和建言献策。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这个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节点，CCG在人民出
版社推出《那三届》丛书系列的第三本，这本图书
汇集了知名学者、官员、企业家、作家、律师等近
四十位那三届优秀代表的如歌往事、励志故事、思
考与梦想。他们追忆逝水年华，回首亲身参与的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总结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
会，前瞻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改革
开放下一个40年贡献智慧。
“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
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
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
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40
年后的今天，继续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全方位地迈向
国际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核心舞台，正处于中
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创新发展战略机遇期。我们期
待《那三届》系列丛书不仅仅是追忆无数鲜活和精
彩的个体生命体验，更是探究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和时代意义。我们将继续用负责任的态度和切实的
努力，将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精华沉淀在文字中，
努力使之成为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科技、教育、
社会发展的庄重起点。
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苗绿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2018年5月于北京

王辉耀、苗绿编的《那三届》汇集了77、78、79级大学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的文章。作者均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著名画家陈丹青、知名学者葛剑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著名作家周国平、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这些“那三届”的优秀代表在文中畅谈自己的如歌往事、励志故事、思考与梦想。他们回首亲身参与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总结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前瞻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智慧。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与
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那三届”的人生轨迹
与改革开放融为一体，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
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他们用青春芳华和聪明才智书写出改革开放的伟
大篇章，成为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
《那三届》收集了约40位有代表性的那三届学
人的稿件，书中的“那三届”多功成名就，很多都
是某个领域的执牛耳者。他们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付出精力不吝赐稿，实属不易。我们作为本书
主编，在此，必须感谢为本书写稿的“那三届”同
仁们。
我们所在的全球化智库（CCG）的同事们为本书
的出版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这里，要感谢于
蔚蔚、李文子等同事为本书所作的联络和编辑工作
。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
元、常务副社长任超、副总编辑陈鹏呜对本书的顺
利出版所提供的积极支持。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
金会的支持。77、78、79级那三届学子在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深刻印记，希望
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感悟能够给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以
更多的启迪。
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苗绿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2018年8月于北京

北大和人大
我是1978年2月26日坐火车到北京的，当时北京还是冬天，光秃秃、灰蒙蒙的，南方已经是郁郁葱葱；吃的也不习惯，南方主要是吃大米，北方吃的是窝窝头、玉米面。适应了一周，很快我就被浓厚的学习氛围吸引了，生活上的郁闷一扫而光。首先是图书馆像个浩瀚的海洋把我吸引住了，我之前在老家没什么书可看，北大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想看什么书都有。我对法律方面的书一开始并不是很上心，我的兴趣在哲学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到西方古典哲学，读了康德、黑格尔的很多著作，黑格尔的抽象思维对我影响比较大，受这种思想影响我的写作文风也有了改变。我很认真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理论很感兴趣。找到一个分析社会的有效工具，对我之后形成哲学思辨的思维方法很有帮助。对哲学的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刑法研究，尤其是刑法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刑法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哲学，尤其是逻辑学，这一块我的基础比较好。
当时北大校园整个氛围是开放的、积极向上的，有各种社团活动，我对文学感兴趣，学校里贴满各种文学刊物，有一个很火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贴到北大校园里，我们端着饭盆争相去看。还有中文系张贴的各种文学作品，“伤痕文学”盛行，我也都追着看。
北大77级法律系一共有83人，分8个组。人校时，我们的家庭背景差别很大，有的来自高干家庭，多数来自农村、基层。年龄相差也比较大，最大的32岁，结婚了，拖家带口来读书，最小的一位女同学是高中应届生，才17岁，有年龄大的男生逗她让她喊叔叔。
同学们读书都很刻苦，印象中读书最努力的是李克强和姜明安。李克强现在是国务院总理，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很强的领导组织能力。李克强就住我隔壁，他非常努力学英语，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正面和反面都密密麻麻记着单词，他走路也在背英语，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时也在背单词。我们当时上课没有教材，李克强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打印出来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李克强的组织能力很强、很热心，和他打交道会觉得他有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思路开阔，很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同学们当时就认为李克强适合从政，他后来做到国务院总理，我们一点都不惊讶。
姜明安的学习刻苦也是大家公认的。他和我住同一个宿舍，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晚上十点钟熄灯了才回来，白天基本上看不到人影，他还曾因看书入迷把同学的被子烧了个洞，后来留在北大教书，是行政法专家。同学中交往比较多的还有已故的周振想教授，做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他爱好文学和哲学，我和他在一起探讨文学和哲学非常愉快，可惜他英年早逝。何勤华和我一样来自南方，我们交往较多，他后来当了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来自山东的郭明瑞比我大十岁，在农村教过中学，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后来回山东当了烟台大学校长。同学中还有人在高院做院长，在知名企业做高管，在律所做合伙人，在各行各业都做得不错。
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多下过乡，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有发自本能的社会关怀。自主观念强，学习不是简单的接受知识，而是以批评的、审视的态度对待知识，注重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相对容易出成果。
当然历史机遇很重要。本来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个年龄段都有优秀的人才涌现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十年，出现了人才断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我们在北大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走上工作岗位，很快得到社会认可。77、78、79那三届大学生，确实更容易出人才，是人才断层出现的缺口所致。
我们入学时法律还是一个很弱的学科，中国的法学教育在1949年后就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前法学院就停办了，1979年7月1日国家颁布七部法律，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颁布的一批法律。从这个时候开始，法律制度才慢慢恢复重建。我们上课没有教材，老师口授，我们做笔记，还有同学自己翻译国外的教材打印出来供学习参考。事实上，在我们读书时，法学并没有太多可学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自学了大量的哲学书籍。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五六十位老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教授，大约是50—60岁，如王铁崖、龚祥瑞、沈宗灵等老先生，他们很有学问，有的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大多是北大自己培养的，还有一些是人民大学分过来的，这个群体当时大约在40岁。中青年教师和老教师搭配着给我们讲课。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沈宗灵老师，大四给我们开西方法哲学课程。当时国家还比较封闭，沈老师讲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给我开启了一扇大门，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法哲学体系建构的论文向他请教。还有就是教外国宪法的龚祥瑞老师，龚老师是民国时期的教授，他跟学生关系很好，我们有个小圈子，经常到他家去参加小规模的讨论会，帮他做一些文字工作。毕业时，我们几个和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