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帕尼奥尔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电影上的成就，受到电影大师罗塞里尼等人的推崇。帕尼奥尔擅长描写法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和对家庭的眷念之情。其创作的《父亲的荣耀》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充溢一种童趣，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能感到其兴味，是法国教育部指定的学生必读书。

《父亲的荣耀》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童年回忆录，以幽默逗趣的笔调叙述小马塞尔的童年生活，描写了法国南方的风土人情。作者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充溢一种童趣，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能感到其兴味，是法国教育部指定的学生必读书。

正文

就是说，为了符合共和国的真理，人们潇洒地篡改了历史讲义。

我并不因此责备共和国：世界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为政府服务的宣传小册子。

所以，刚毕业的师范生都相信大革命曾是一个牧歌时代，是慷慨侠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博爱被推向温情的极致。总之，是善心爆炸的年代。

我不知道人们怎样为师范生们阐述——要避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世俗的天使在犯下几万桩凶杀案和抢劫案之后，又相互残杀，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话说回来，另一方面，就说我那个村庄的神父吧，这个人既聪明又热心行善，他认为宗教裁判所好比亲属会议：如果说主教们活活烧死了那么多犹太人和科学家，他们是含着眼泪，为了让受刑者在天堂里有一个位置，才这么做的。

这就是我们的理性的弱点：通常，它被用于为我们的信仰辩解。

不过，师范生们的学习内容不限于反教权主义和非宗教化的历史。还有第三个人民公敌，而且它不属于过去。它是烧酒。

《小酒馆》和那些贴满了教室墙壁的吓人的图画，都源自那个时代。

这些图画里有浅红色的肝脏，由于某些部位肿胀呈绿色，另一些部位收缩呈紫色，以至它们的样子像菊芋，让人根本难以辨认。不过，为了警示公众，画家在画面中央画了属于好公民的健康肝脏，它那和谐的形状和鲜活的红色足以使人衡量被揭示的灾祸有多严重。

师范生们在寝室里也躲不过这个可怕的内脏(且不说还有一个形状像螺旋输送器的脾脏，一条长了鼓包的主动脉)，逐渐产生恐怖心理，只要见到一杯酒就会恶心。

对于他们，每当饮开胃酒的时候，咖啡馆的露天座就像自杀候补者的大聚会。我父亲一位朋友过滤水喝过了头，有一天把自己当作世俗的波里厄克特，掀翻了咖啡馆的桌子。师范生们以为这些倒霉蛋很快就会精神错乱，看到耗子爬上墙头，或者在密拉波大道遇到长颈鹿。人们举一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为例：由于他的脊髓长年泡在苦艾酒和黑蔗子酒里，不时浑身抽搐，最终他只好去弹曼陀林。不过他们恨之入骨的，是叫作“餐后酒”的烈性甜烧酒，获“国王特许”的本笃会修士和查尔特勒修会修士酿造的酒。有了这类产品，教会、烧酒和王权便构成凶猛的三位一体。

除了与三大灾难做斗争，他们的课程包罗万象，而且设计精当，使他们能担当教导民众的责任。他们也特别了解民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工农子弟。

他们学习各科知识，涉及的面很广但深度不够。不过这一切对他们都很新鲜。他们见到父辈长年累月每天劳作十二小时，在田野里，在船上或者脚手架上，因此他们庆幸自己交上好运，星期天可以休息，而且每年有三个假期，能回家团聚。

于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有时还加上邻居——老辈人从来只用手来学习知识——会对他们提一些问题，或者请教一些抽象的概念，那可是村里从来没人弄明白的。他们回答问题，长辈们洗耳恭听，神情严肃，不时点头……所以，三年在校期间，正因为祖辈被剥夺了享用这些宝贵养料的权利，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科学知识。所以，课间休息时间，校长先生需要巡视各间教室，把过分用功的学生赶出去，罚他们打球。

学业结束时，需要考高等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这一茬学生已经成熟。

于是，好比果实开裂，良种抛射到全省各地，开始与愚昧斗争，弘扬共和国的业绩，并且在遇到宗教仪式行列经过时不脱帽子。

头三年，年轻的小学教师要在常年积雪的山顶小村宣扬世俗理念，然后下到半山腰的村庄，顺便在那里娶个女教师或邮务员为妻。再以后，他在好几个市镇任职，那里的街道还是斜坡。在每一站他家里都添一个孩子。生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才调到平原上的县城工作。最终轮到他调进省城，他已经白发苍苍，皮肉松弛。于是他在一个有八个或十个班级的学校教书，教高级班，有时也教补习班。P7-10

如果不算几次不起眼的尝试，这是我第一次写散文。

我确实以为有三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用于歌唱的诗歌，用说话体现的戏剧，以及用书写表达的散文。

令我害怕的，不是选择词语或者表达方式，也不是语法的精微之处——说到底，这一切大家都能掌握——而是小说家的立场，更加危险的是回忆录作者的立场。

讲自己很难：作者谈到自己的全部缺点，我们都乐于相信；而他谈到自己的全部优点，我们必须有了证据才接受，我们还遗憾他没有把好话留给别人代他说。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

然而，是我将写下他叙述的故事。活到六十岁再改换职业，这是莽撞之举。

戏剧语言从演员的嘴里说出来，它应该是即兴的，对答应该马上被理解，因为一旦说过，它就流失了。另外，戏剧语言不可能成为一种文体范本：它不是作家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

戏剧作者的风格在于他对人物的选择，在于他赋予人物的感情，也在于剧情的进展。至于作者本人的立场，他应该是含蓄的。他最好闭口！一旦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剧情的演进就被掐断了。他最好不要走出幕后，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观点。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演员们会代他告诉我们，他们会迫使我们接受他的感情和想法，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作家的立场也许更难处理。

说话的不再是雷缪，而是我自己。仅仅通过我的书写方式，我就将完全暴露自己。如果我不诚恳，就是说我不是放弃任何羞耻心，我就将糟蹋纸张，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必须走出幕后，面对读者坐下，让他在两三个小时内盯着我看：这个想法令我很是不安，使我久久不能动笔。

不过，我考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戏剧观众穿衬衫系领带，这是英国人强加给我们的统一着装。

他不在自己家里：他付了一大笔钱来到我这里。再说，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观察他的邻座，邻座也观察他。所以他不仅对我的演员们扮演的角色感兴趣，也注意他自己的角色，他扮演聪明高雅的观众角色。

他总在表露自己：他经常笑出声来，或者鼓掌，而躲在幕后的作者因此喜悦、感动。不过，有些时候，他会咳嗽，擤鼻子，低语，发出嘘声，他会退场。于是作者不敢望着任何人，他惊愕地听着友人们总是巧妙的解释。他无心到一家夜总会去消夜。

而读者——我说的是真正的读者——几乎总是我的朋友。

他去选购这本书，他把它夹在腋下带走，他请它去他家做客。

他将坐在他喜欢的角落，置身他熟悉的环境中，静静地阅读。

他将独自阅读，不容忍另一个人在他背后跟着读。他也许穿着睡袍或睡衣，拿着烟斗：他的诚意毫无保留。

这不是说他会喜欢这本书；读到第三十页，他可能会耸肩膀。他可能会带点脾气说：“我弄不懂，这么荒唐的东西，居然还能印成书！”

不过作者不在他身边。作者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他家里人，还有几个铁杆友人，已用一片赞颂蒙住他的眼睛，减轻了失败带来的伤害。

最后，一部喜剧作品的成功可以根据票房收入——一名公共救济事业局的会计每晚核查数字——也根据演出场次测定无误。可是，在第三十场演出的晚上安排“百场庆典”，那是白费心思。而为了挽回作者的面子，一位与其共谋的出版商可以在第三个一千册，也是最后一千册书的封面上印上“第十五千”。

所以，虽然一本书的成功与一出戏的成功同样备受称道，散文家遭遇的失败却不那么残酷。

是这些考虑，虽然不太光彩却令人安心，使我决心发表这部作品。何况这本书本来没有多大抱负：这无非是对一个失去的年代的见证，一首小小的抒发孝心的歌曲。到今天，这种孝心或许反而变得新鲜了。

法国青少年在书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帕尼奥尔笔下漫游在普罗旺斯山区的小马塞尔。

法国《费加罗杂志》

我以为螳螂与蚂蚁血战那一段最为精彩，其惊心动魄不亚于雨果笔下的滑铁卢战场，其精确不让《昆虫记》，其幽默令人解颐。……每一代法国家长都让孩子读这本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他们以有趣的方式获得许多博物知识。

资深翻译家、本书译者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