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克莱伯德，是“科伦拜恩枪击案”中迪伦·克莱伯德的母亲。事发后的数年里，她仔细反省了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试图理解精神健康障碍与暴力行为之间的交叉联系。她没有被哀伤打垮，相反，逐步成为了一名推动者，全力投入到推进精神健康意识和疾病干预活动中去，并且成效卓著。本书的全部收益将捐献给专注精神健康议题研究的慈善机构和组织。

这是一本所有青少年父母必读的书……是作者
用直击灵魂的真诚、勇敢和智慧写就的书……其内
容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力。
——《泰晤士报》
这本书读起来，苏珊仿佛是发了誓一样地严谨
认真，且诚实而彻底地回答了一个迫切的问题：身
为父母，为预防这场悲剧的发生，本来可以做些什
么？我们的内心对她满是怜悯，同情和钦佩。然而
，这本书最终是她给人们提出的一个警示，而不是
用来推脱罪责的。
——《纽约时报》
有时，苏珊的故事让你感到不寒而栗，恨不得
掩面不看。但她充满悲悯之心，真诚实在，她领悟
到，父母和相关教育机构必须敏锐地发现孩子深藏
的痛苦。这领悟牢牢地攫住你的心，使你读下去。
——《人物》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透露出苏珊对儿子深切的爱
，同时也证明了这起惨案的复杂性。她认为好人也
会做坏事，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都会有迷失；并且
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其他行为和
动机。这本书的终极信息让人心生恐惧：你可能根
本不了解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你的孩子可能对
你隐藏了自己。你所害怕的“陌生人”可能会是你
的儿女。
——美国知名作家、心理学家 安德鲁·所罗门
苏珊的这本书很诚实，如同她的痛苦之真实。
她的经历可能读起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会提高
我们对精神健康的认识，以及早期识别和干预的重
要性。青少年人群患有抑郁症，随之而来的可能会
有自杀倾向……而这一切，即使是真正关爱他们的
亲人朋友，也可能不曾注意到。如果读者仔细倾听
苏珊所经历的一切，以及这些变故如何改变了她，
那么，针对青少年的痛苦，至亲们可以更加迅捷地
予以回应。
——美国精神心理健康研究者 保罗·奇昂菲利
多

可预知的折痕
苏珊·克莱伯德，科罗拉多州分部。丧生委员
会。1999年，我的儿子迪伦在科伦拜恩枪击案中自
杀身亡。我依旧在探问“为什么”。我支特在此方
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我参加2015年美国自杀防治基金会时
，起草的自我介绍
我不能从令人窒息的犯罪感里逃脱——为没能
拯救迪伦，为他身后留下的创伤，他亲手制造的惨
祸，一天也逃脱不了。
16年来的每一天，迪伦和埃里克杀害的每一个
人都驻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思考着他们生命的最后
一刻——他们的恐惧和痛苦。我想到那些爱他们的
人，父母，当然还有戴夫·桑德斯的妻子、孩子和
孙子孙女。我想到他们的兄弟姐妹、表亲和同学。
我想到那些受伤的人，其中不少遭受了永久性残疾
。我想到被科伦拜恩事件触及的生命——遇难者的
小学老师、保姆和邻居，因为迪伦所做的一切，这
个世界对他们而言，成了更为可怕和无法理解的地
方。
迪伦杀害了那些人，他所造成的损伤是无法估
算的。我想到他们原本该有的家庭，他们本该会在
少年棒球队当教练，他们本该创作出音乐作品……
我但愿当初事先知道迪伦的计划从而能阻止他
。我恨不能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他们的生命，纵然
我心里有一千个“但愿”，但我知道都是回不去的
。我尽力去正常生活，向那些被我的儿子摧毁的生
命致以歉意。我所做的工作也是对他们的纪念，而
且我好好工作，也是为了守护我对迪伦的爱。无论
他做过怎样的事情，他依然永远是我的孩子。
我经常想着当初看着迪伦折纸的情景。大多数
人折纸时，对纸张边缘对齐很讲究，可四年级时候
的迪伦折纸时很马虎，折出来的东西也只是一般般
。然而每当遇到复杂的图样，他只需看上一回就能
将它照样折叠出来。
我喜欢一边喝着茶，一边静静地坐在一旁，看
着迪伦的手像蜂鸟一样快速运动，亲眼看见一张正
方形的纸在他手里变成青蛙或熊或龙虾。我总是惊
叹不已，一张如此平平常常的纸经过一番折叠，就
突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接着，我会惊叹完成后的
样子，复杂的褶皱被隐藏起来毫无破绽。
在许多方面，这个经历反映了我在科伦拜恩事
件之后的经历。我必须对自己、儿子和家人重新建
立翻天覆地的认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孩变成了
一个怪物，然后再还原成一个男孩。
折纸不是魔术，即使是最复杂的式样也是可知
的，可以被图解然后理解，大脑疾病和暴力行为也
是同样的。眼下，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它们图解。
抑郁症和其他大脑疾病并不会损毁人的道德指南针
，这些潜在的威胁生命的疾病却可以损害一个人的
判断力和扭曲人的现实感。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
研究并提高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消除最需要帮助的
人的迷思。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那些正在
遭受痛苦的患者，也是为了无辜的人们。否则，也
许继续会有人成为受害者。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人们遭遇生
命危机之前，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所有人来
说，世界都将会成为更加安全的地方。

第一章 “科伦拜恩高中发生了枪击案”
第二章 玻璃的碎片
第三章 别人的生活
第四章 安息之所
第五章 不祥的先兆
第六章 少年时代
第七章 同是天下父母心
第八章 哀伤之地
第九章 与哀伤共存
第十章 终止否定
第十一章 绝望的深渊
第十二章 致命的组合
第十三章 自杀之路（迪伦的高二）
第十四章 暴力之路（迪伦的高中最后一年）
第十五章 间接伤害
第十六章 全新的认知
第十七章 审判
第十八章 错误的问题
结语
致谢
注释
资源

1999年4月20日下午，12：05。
那时，我正在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准备去开会，讨论针对残疾学生的奖学金事宜。无意间，我注意到桌上电话机留言的红灯正闪动着红光。
我以为可能是会议取消了，就查看了一下。然而，是我丈夫汤姆的留言。他的声音绷得很紧，听上去破碎而紧急。
“苏珊，有急事！快给我回电话！”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也不用说了，我从他的声音里就能听出，肯定是其中一个儿子出事了。
我手指颤抖着，仿佛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拨通家里的电话。恐惧如同海浪拍打着我，我的心跳声好像就在耳边轰鸣。小儿子迪伦在学校，他哥哥拜伦应该在上班。是谁开车出事了吗？
汤姆接了电话，立刻大声叫道：“你听一下我这边的电视！”但我听不清那一头电视里在说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严重到上了电视，这一点就让我害怕极了。几秒钟前我还觉得可能是一场车祸，相比之下，那显得小菜一碟了。是打仗了，还是国家被袭击了？
“出了什么事？”我对着话筒吼道。那头只传来电视机的噪声，难以分辨。接着，汤姆总算回到了线上。一向坚定从容的丈夫听上去像个疯子，他断断续续地说出混乱的词语，让人费解：“持枪……枪手射击……学校……”
我挣扎着试图搞明白汤姆想表达的意思：耐特，是迪伦最好的朋友，他打来电话问在家工作的汤姆迪伦是否在家。大白天的，况且是应该在学校上学的时间，那样一个电话应该已经很让人警觉了。然而，耐特打电话的原因更让每个家长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有枪手在科伦拜恩高中发动了枪击案。那正是迪伦所在的高中。
耐特还提到，开枪的人穿着黑色风衣，很像我们给迪伦买的那件。
“我不是想让你虚惊一场，”他对汤姆说，“可是我认识所有穿黑色外套的学生，就是没找到迪伦和埃里克。今天早上他们也没来打保龄球。”
汤姆嘶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恐惧，告诉我，他挂了耐特的电话后，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为了寻找迪伦的风衣。他有点儿盲目地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么就能说明迪伦没事——可是外套不在，汤姆慌了。
“我这就回来。”我说，恐惧让我的脊梁一阵发麻。我们都没相互告别就挂了电话。
我请同事帮忙取消了会议，一边说着一边想尽力保持正常状态，可是无济于事。离开办公室后，我发现手抖得厉害，不得不用右手按住左手按下了电梯按钮。同一趟电梯去吃午餐的人正高高兴兴地聊着天。我解释了这奇怪的举止，说：“科伦拜恩高中发生了枪击案，我得回家确认我儿子是否安好。”一位同事提出送我回家，我除了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当我上车后，脑子里各种念头肆意地飞舞着。我没想起来把收音机打开，最多只能勉强不出差错地行驶在路上。一路开回家，还有26英里路的时候，我脑海里不停地猜测着：迪伦遇到危险了。
恐慌骤然袭来，像是抓住了我的胸口，我一遍一遍地筛滤着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我对自己说：那件外套在哪儿都有可能啊，在迪伦学校的柜子里，或是他车里……一个青少年的外套找不着了说明不了什么。可在电话里，稳当可靠的丈夫听上去几近歇斯底里，我真从来没听过他那个样子说话。
回家的路感觉像有一辈子那么漫长。我仿佛在慢镜头行进着，脑海里的思绪却风驰电掣般涌动，心跳声在耳畔鸣响。我努力把一片片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想拼成一幅平安无事的画面。可是我所知道的单薄而又可怜的事实让我很难安心，我也知道，无论迪伦出了什么事，我都没法恢复元气。
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声自言自语，然后忍不住哭起来。我天生属于分析型头脑，此时试图给自己减压：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说明到底出了什么事。科伦拜恩高中规模宏大，有2000多名学生。假设耐特在混乱中没有找到迪伦，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儿子受伤或者死了。我不能让汤姆的恐惧影响我，一定不能……即使惊慌如海浪般将我淹没，我也告诉自己，很可能我们只是庸人自扰。若是孩子下落不明，别的父母也一样会心神不宁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迪伦根本不可能有枪支！汤姆和我是坚决反对枪支的。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正在改变，随身携带枪支将会变得更加容易，为此我们正打算搬到别处去。这惊天的新闻肯定是恶意策划的，不管它多么令人匪夷所思，迪伦绝不可能卷进枪击案，即便开个玩笑都不可能。
这26英里的路，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脑子里一会儿满是迪伦受傍、哭着求助的画面，一会儿又潮水般闪现着美好的快照：迪伦还是个小男孩，吹灭生日蜡烛的样子，跟哥哥在后院玩水滑梯开怀大笑的样子……有人说，一生的时光都会在临终前闪现。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迪伦的生命在我眼前一点一滴地闪过，如同电影胶片的卷盘滚动。每一帧宝贵的画面既让我心碎，又让我在绝望中充满希望。
回家这段地狱般的路，却只是第一步。谁知道接下来我的一生，都要与不可思议的经历奋战。
到家后，我的恐慌又上升了一个级别。汤姆断断续续地说了解到的情况：学校有人开枪，迪伦和埃里克还下落不

《泰晤士报》：“这是一本所有青少年父母必读的书”
一场令整个美国震惊和沉默的自白与反思
一个母亲20年跨越生死的自白，在告别之后，她朝孩子隐秘的内心走去，学着真正了解与原谅
你可能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他对你隐藏了自己
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
苏珊·克莱伯德著的这本《谜一样的孩子》是一个母亲20年跨越生死的自白，在告别之后，她朝孩子隐秘的内心走去，学着真正了解与原谅。

我们会习以为常地把孩子展现出来的缺点归因
于他们的父母。18世纪的“想象主义”甚至认为，
先天畸形的孩子都是母亲淫荡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
结果。到了20世纪，同性恋被认为是母亲对孩子过
度专注和父亲的消极角色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则
反射了父母潜意识里希望孩子并不存在；至于自闭
症，归咎于那些“冰箱式母亲”，她们的冷漠使孩
子沉默不语。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些病况起因复杂
，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各式各样的，不能归咎于父母
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进
入一个杀人犯的原生家庭看个究竟，就可以一眼看
穿其父母的失误之处。“孩子的行为是有迹可循的
”这个观念是社会公正的标志，同时也一直引领着
我们为失足少年寻求精神康复，而不是直接惩罚他
们。根据这个逻辑，一个成年人作恶，怕是没救了
；可一个孩子做了坏事，或许只是受了负面影响的
结果，是家庭养育不当的产物，源头不在于无法逆
转的天性。
未成年人犯罪是父母没做好教育的缘故，社会
对此见解紧抓不放，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确实会激发性格脆弱
的人做出某些变态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养育
不当也会将孩子推向吸毒、结交黑帮、家暴和盗窃
等深渊。由于年幼时受到的摧残，会使他们对他人
有强烈的依赖性，并且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
着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无助和愤怒。有些父母确实毁
了孩子，但并不是所有惹麻烦的孩子的父母都是无
能的。特别是极端的、毫无理智的犯罪行为往往与
父母的行为并无关联。这些行为可以归因于缺乏逻
辑原理，其中的深奥远远不止曾经遭受过心灵创伤
这么简单。
第二，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想要”相信是
父母“制造”了这些未成年罪犯。如果这个假设成
立，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在自家的屋檐下，我们遵
纪守法，这样的灾祸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我现在意识到，这想法纯属错觉。
2005年2月19日，我第一次与汤姆和苏珊·克莱
伯德见面，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迅速发现他们是
哪里做错了。彼时，我正在写一本名为《那些与众
不同的孩子》（Far from the Tree）的书，是关
于父母与难对付的孩子的。于是在我想象中，这对
父母绝对是个典型，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错误
连连，罪责难逃。我也真诚地认为他们的经历能够
阐明其他数不清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我本不想对克
莱伯德夫妇有好感，因为如果我对他们心生好感，
那么相应地，就得承认发生的悲剧不是他们的过错
。如果不是他们的错，那么我们这些父母，谁也安
心不了。出乎意料，我与他们非常投缘，以至于分
别时我脑海里有个念头——科伦拜恩枪击案背后的
心理因素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的
。甚至，类似的悲剧好比海啸一般无法预见或察觉
。无论如何做到有备无患，都是徒劳。
根据苏珊·克莱伯德的叙述，科伦拜恩惨案发
生之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在郊区的母亲。
我们那时素不相识。惨案发生后，她最终坚强起来
，从绝望中汲取了智慧。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坚定
不移地去爱，完全是勇气的表现。我很荣幸能够了
解到她的慷慨和热情；她充满活力地爱别人，能对
别人施以真挚的关注。这一切，反衬的那起惨案愈
加让人伤痛和迷惑。起初我猜想，克莱伯德夫妇肯
定是对他们的孩子不闻不问。结果我意识到，孩子
处心积虑地策划惨案，远远不是缺乏父母的爱能够
诠释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透露出苏珊对儿子深切
的爱，同时也证明了这起惨案的复杂性。她认为好
人也会做坏事，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都会有迷失；
并且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其他行
为和动机。这本书的终极信息让人心生恐惧：你可
能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你的孩子可
能对你隐藏了自己。你所害怕的“陌生人”可能会
是你的儿女。
“我们给孩子读童话，教导他们这个世界有好
人也有坏人。”在我写《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这
本书时，苏珊跟我谈心时说道，“我再也不会这么
做了。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
有可能做出不好的选择。如果爱一个人，就要去爱
他好的一面，也要去爱他坏的一面。”在科伦拜恩
时，苏珊的办公室跟假释局在同一幢办公楼里。在
电梯里遇到那些有犯罪前科的人时，她总是会感觉
距离很远，心里也害怕。惨案发生之后，她的视角
转变了。“我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儿子，是和我们
一样的人，只是被扔到了一种可怕、无助的境地。
从收音机里听到恐怖分子的消息时，我也想，‘那
也是某个人的儿子啊！’科伦拜恩惨案使得我与全
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关联。丧亲之痛，能够使得伤
痛中的人对他人产生丰富的同情心。”
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最让我们痛恨：孩子是受
害者，以及孩子是始作俑者。第一种情况下，我们
为无辜的孩子哀伤；第二种情况令我们不能理解，
因为孩子本来应该是纯真无邪的。校园枪击案是最
让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种事件同时涉及了以上两
类。在校园枪击案中，科伦拜恩事件又一直是被作
为典型来看待的，是步其后尘的案件的终极典范。
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思想里的极度自
我主义与施虐的欲望混杂，枪杀目标的随意性、前
期的精心筹备，都使他们在大批年轻的叛逆者心中
被当作英雄来看待。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他们心
理不正常，一些宗教群体还认为是典型的撒旦主义
在作祟。人们不愿悲剧重演，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于是一遍遍地分析这两个男孩子的动机和目的。最
有勇气的父母也在考量，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
不会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古话说：“明枪易躲，暗
箭难防。”科伦拜恩事件是突如其来的最为严重的
一场浩劫，并且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得密不
透风。
要想彻底了解一个凶手是不可能的。我们身处
在人人互相指责的社会，有些受害者的家人为了获
得“隐藏的答案”而殚精竭虑。凶手的父母真的毫
不知情，否则一定会加以制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的。杰斐逊郡的法官约翰·德维塔就这两个男孩子
发声：“让人绞尽脑汁的是他们的欺骗量之大，欺
骗手段之容易，而且欺骗之冷静。”大多数父母都
认为比孩子自己还要了解他们，殊不知，孩子有意
要将内心的自己掩藏得严严实实。受害者家人为此
案起诉是基于他们认为，人性是可知的，内心的逻
辑是可以监控的，惨案的发生是有迹可循的。
萨德曾经说过：“邪恶并非从外表可见。”又
说，“了解缘由不等于能够避免邪恶的发生。”这
样看来，在惨案发生的丹佛郊区，没有多少人好好
读过萨德。
从两名枪手的表现分析，埃里克是一个具有杀
人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迪伦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
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不同之处都是彼此走向极端
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埃里克的领导能力，迪伦的
抑郁情绪不会上升为谋杀念头。与此同时，如果不
是拉着迪伦一起下水的刺激推动着埃里克，或许他
内心的动机也会慢慢消亡。埃里克的凶神恶煞让人
震惊，同样让人震惊的是迪伦对其的默许。迪伦曾
经写道：
“想到自杀，能给我带来希望，从而到达一个
属于我的地方，不再与自我、与世界、与整个宇宙
争战；我的意念和身体会彻底得到平静——我——
我的灵魂，”他是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状态的，“在
没完没了的现实里、无休无止的方向中，经受着永
恒的痛苦。”他文字中最常出现的词是“爱”。埃
里克却写道：“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同一类生物，我
们完完全全不同……你不是人，是机器人；假如你
以前得罪过我，让我看见你的话，你就活不成了。
”他的日记里写了想象中未来的大学生活，他会引
诱女孩子到他房间强奸她们。又写道：“我想像拉
易拉罐一样撕裂人的喉咙。我想揪住一个小新生像
一只狼一样把他让他们瞧瞧到底谁是上帝。”埃里
克是失败的希特勒；迪伦是没成功的霍尔顿·考尔
菲德。
苏珊·克莱伯德强调了儿子迪伦身上的自杀倾
向。卡尔·门宁格写了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
自杀需要三个方面吻合才能成功：“杀戮的愿望、
被杀的愿望，以及死亡的意愿。”其中“杀戮的愿
望”不见得总是对外的，却是自杀“拼图”之中不
可或缺的一片。埃里克想杀人，迪伦想死，两人都
认为他们的体验里含有神圣的意味，因为二人都写
过，这场屠杀惨案最终会如何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
。他们的行为思想既有炫耀的成分，也显得幼稚，
与普通青少年是相似的。在科伦拜恩高中的公共区
，在他们屠杀末了，一个躲在学校餐厅的目击者听
到他们俩其中一个说：“今天世界即将结束，今天
就是我们的末日。”这是一个将自己与他人混为一
谈的孩子气的说法。G.K.切斯特顿曾经写道：“一
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只是毁了一个人；一个人如
果杀了他自己，就杀死了人类。对他自己而言，他
毁灭了整个世界。”
精神疾病的维权者指出，大多数罪行不是出自
精神病患者之手，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也不会犯罪。
那么，如果认为科伦拜恩惨案不是精神病导致的祸
患，这样的说法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犯罪
行为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人们要么知道自己会被抓
住，要么已经学会了遵守道德规范。大多数人都见
到过自己想偷的东西；大多数人脑子里也瞬间闪过
把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给杀了的念头。然而，人一
般不会去杀害学校里几乎不认识的孩子，同时将整
个地方当作质押，并不是因为畏惧惩罚或是谨守着
所接受的道德准则，而是因为正常的思维里一般不
会有这个念头。尽管患有抑郁症，但是迪伦没有精
神分裂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双相障碍，抑或其他
符合精神病诊断范畴的状况。他脑海中存有扭曲的
想法，但是这不能降低他所作所为的狠毒程度。本
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为迪伦的行为追究
缘由。苏珊拒绝指责学生之间的欺凌，拒绝指责学
校，或者归因于儿子的生理化学检查结果。这一切
都反映出，她是下定决心要去接受任何无法解释的
事情。她也未曾尝试去诠释邪恶和疾病之间那永远
混淆不清的界限。
惨案发生之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木匠来到利
特尔顿，竖起了15根十字架，包括迪伦和埃里克在
内。许多人在迪伦和埃里克的十字架前堆满了鲜花
，如同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然而，另一位受害者
的父亲布莱恩·罗尔博，除去了十字架上“哈里斯
”（埃里克的姓）和“克莱伯德”（迪伦的姓）的
字样。他说：“如此向凶手致意，贬低了基督为我
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圣经》里不曾说应该饶
恕一个未曾悔改的杀人犯；相反，《圣经》上明明
白白地说：‘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当然，
对这段《圣经》准则的理解是值得斟酌的，而布莱
恩·罗博的言辞如此肯定，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想法
，那就是哀悼凶手就等同于饶恕了他们，而饶恕意
味着遮盖悲惨程度。而事实上，苏珊·克莱伯德从
未寻求，甚至从未想过人们会饶恕她的儿子。
她只是解释，她事先毫不知情。同时，她也没
有推卸责任，她认为自己的不知情，是对儿子和世
界的背叛。罪大恶极的人确实该死，但是任何一个
死去的孩子都是父母枯萎的希望。这本充满哀伤的
书是苏珊对自己痛悔的表达。仇恨不能抹杀爱。实
际上，爱和恨始终是相伴相随的。
我们第一次会面，苏珊就跟我说了她在1999年4
月20日那天听到科伦拜恩高中惨案发生的那一刻。
“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
，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不要再伤害另一
个人。”她说，“我想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他
还能从现场存活，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被判死
刑。我没办法忍受两次失去儿子，我做了此生最艰
难的祷告——祈求他自杀。因为那样起码我知道，
他是想死的。假如他是被警察打死，那么我就要面
对更多的疑问。也许我是对的，但是我又长时间地
为这个祈祷而悔恨：我祈愿儿子自杀——他真的去
做了。”
与他们会面的周末即将结束，我问汤姆和苏珊
，如果迪伦此刻在屋里与我们坐在一起，他们有什
么话想对他说。汤姆说：“我要问他，他到底在想
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盯着
地板想了一下，低声说：“我要请他原谅我，原谅
我作为母亲，不知道他头脑里出了什么问题，原谅
我不能帮助他，原谅我不是他能吐露心声的那个人
。”5年以后，我再次提起这个对话，她说：“事情
刚发生时，我都宁愿从来没生过孩子、从来没有结
过婚。如果早在俄亥俄大学，汤姆和我从未相遇，
迪伦就不会存在，这件恐怖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
是渐渐地，我感到很高兴做了母亲，生了两个孩子
。因为，对他们的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即使
代价是如此深刻的痛。我这么说，是指我自己的痛
，不是旁人的。我也接受自己的这份痛，人生充满
痛苦，这是我的一份。我知道，对旁人来说，最好
迪伦没有存在，可对我而言，没有过迪伦这个儿子
，我并不会更好。”
一般来说，我们失去一个人是一次性的，但是
苏珊的失去是一波一波的：先是儿子自杀身亡，然
后是儿子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接着她又放弃了自己
对儿子黑暗的一面有所认知的想法。接下来，除去
“凶手的母亲”，她失去了本身的其他身份。最后
，她放弃了基本信念：生活是有逻辑可循的，假若
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是可以避免某些不祥后果的
。确实，拿哀伤与哀伤相比，没有什么益处；如果
说苏珊的哀伤是利特尔顿最惨的哀伤，也不合适。
然而，她困搅在两种痛苦之间缠结不清，无法解开
：她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儿子的那种痛苦与看到儿
子给别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她始终在几种悲伤中
挣扎——儿子死去的悲伤，对其他遇害孩子的悲伤
，以及未曾养育一个快乐的、对社会有益的孩子的
悲伤。
孩子年幼时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这些
问题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验；当他们制造了超出我
们能力范围的问题后，我们就会有巨大的挫败感。
这本书就强烈地展示了这种常见的挫败和失望。苏
珊描绘了自己想取悦别人的本能冲动，同时又清楚
地说明，写这本书是需要放弃这个想法的。她的书
是献给迪伦的，并不是为他辩解；她的书意在呼吁
社会来重视精神健康和研究。她把持道义，态度坚
定，谨守尊严，因此苏珊到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孤
独境地。她的经历独一无二，在某种程度上，这让
苏珊不可理解，正如迪伦一样。在将自己的体验写
出来时，她选择了不被大众理解。
奥维德曾表达过一个著名的教诲：“拥抱这样
的痛苦吧，你将从中有所学习。”然而，对于这样
的痛苦，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不
欢迎的选项。痛苦来临时，你可以表示不满，但是
你无法叫它离开。苏珊·克莱伯德未把自己当作一
个受害者抱怨过；可她的陈述回应着《圣经》里约
伯的哭诉：“我们岂能只从上帝那里得到好处，而
不接受邪恶呢？”“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
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
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苏珊叙述了她如同约伯一样，坠入了深不可测
的地狱。她在书中承认，即便站出来发声，哀痛也
不得消减。这本书不是一具心脏支架，意在让她感
觉舒服点。这本书只是一份记录，叙述她接受现实
的过程，与心灵的争战，使得她能安放自己的痛苦
，寄予一种希望：再也不要有人遭受她所遭受的痛
苦、她儿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的痛苦。
安德鲁·所罗门

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
“科伦拜恩枪击案”中13名师生被枪杀，并有24人受伤。随后，持枪者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饮弹自杀。案发后的20年里，迪伦的母亲苏珊一直生活在那一天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哀伤和痛苦中。她深爱的、精心养育的儿子做出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而作为母亲，她居然对儿子的不对劲儿毫无察觉。她错过了哪些本可以察觉的征兆？她本来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案件发生后的每一天，苏珊·克莱伯德都在苦苦追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谜一样的孩子》中，她毫不掩饰、开诚布公地记录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接受这不可思议的现实的。她将自己的日记、迪伦留下的录像和文字，以及无数与精神方面专家的面谈资料整理后，和盘托出，呈现于世。她希望个人的顿悟和诠释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在孩子遇到困境时予以识别和及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