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塞斯勃隆所著的《不系颈圈的野狗》围绕弃儿罗贝尔和贫民窟少年马克的故事，反映一个少年教育中心的生活，在各个少年身上又折射出法国社会的不同侧面。当时少年中心是私人资助的慈善机构，收容孤儿、弃儿、少年犯，由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管教员管理。这些孩子不论在街头还是在中心，组成自己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法规、荣誉和英雄。他们靠义气、说谎、沉默来反抗带给他们不公正命运的世界，总是选择团伙中最狠、最狡黠的人做他们的领袖。这个特殊的社会对大人讳莫如深，在内部则甚有传染力。他们好心有余，意志不足，善恶难辨，轻重不分，往往一时冲动做蠢事，一步步下陷，在严酷的生活中贻害终身。少年法庭法官拉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在审问孩子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家长；在审问家长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制造失业、贫民窟、酒吧、儿童禁看电影的社会。他纠集同道，在能力范围内，尽力挽救失足少年。

吉尔伯·塞斯勃隆对孩子纯洁、信任、无私的爱，是他写作的推动力。在《不系颈圈的野狗》一书里，他将弃儿罗贝尔的沉默、贫民窟少年马克的叛逆、以及一些管教员的献身精神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同时，由于成人社会的讳莫如深，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们也因此常常一时冲动做蠢事，在严酷的生活中贻害终身。

丰富的语言、诙谐而深情的笔法，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读者能够体会到作者对孩子深沉的关爱，同时也探讨性地追溯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源，令人深思。

(一)纸妈妈

(二)酒吧爸爸

(三)“我冷了，你穿上吧，我的孩子！”

(四)我们林中的小鸟

(五)芳草迷宫

(六)禁止十六岁以下观看

(七)医院一安静

(八)柜台外边

(九)这是个庄严的时刻

(十)“你们明天再睡吧！

(十一)十年后再见

我向德·多米尼克神父献上这个太灰、也可能太红的故事。但是这些不纯的色彩，是儿童的血、冬天的雪、城市的乌烟瘴气搅混后，给它涂上的。

突然间，阿兰·罗贝尔看见一座城堡——他生平的第一座……可不是，在河的对岸，照在令其都显得渺远、高峻、壮丽的细尘般的阳光中，一座主塔、几堵雉堞、几座角楼，说不定还有“突廊”（虽然他并不知道什么叫突廊。）……哪家的骑士、什么样的马还会住在巴黎市中心呢？

“我们快走吧，阿兰·罗贝尔？”押送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清晨以来，四个钟点了；响过闹钟以后，经过荒凉的街道、车站、气味浑浊的车厢，他只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们快走吧，阿兰·罗贝尔！”

“好啦！”押送的人又说了，“还没完哪？”

他回转身，看到小孩文风不动，眉毛锁在一起，像船头的两个波涛，眼睛乌亮清澈，嘴唇微微张开，像要说话——不！像刚哭过！这个十一岁的男孩，眼皮从来不眨，在列车上两手插在口袋里，衣领往上翻，没有睡过一分钟，没有提过一个问题，这个小陌生人叫他感到怔忪。

“那边！”阿兰·罗贝尔问，还是一清早那种沙哑的声音，他举起手臂。（袖子太长，只露出两只手指。）“这是什么？”

“法院。过来吧！”

“里面有什么？”

“小偷、杀人犯……法官。哎，我们快走吧！”

阿兰·罗贝尔马上联想到地下室的刑房、每层楼的绞刑架、穿红色套衣的刽子手、他们的手上……拖船一声尖叫把一切割断了。男孩跑到桥中心，赶上看到拖船钻人脚下的桥拱。他望见另一个孩子，跟他一样年纪，躺在一条驳船的后甲板，在几盆花和一只兔子笼之间。他们的目光无情意地一擦而过。“要是我也溜呢？”阿兰·罗贝尔想，肥长的袖管内拳头攥得紧紧的。

“你看！”押送的人已经跟了上来，“这是著名的巴黎一景：这里，法院……左边，商业法庭和市警察局……那边，在普济院后面，普济院是一家很古老的医院。”

法庭、警察局、医院，这三个大人用的词给他建立了一个石头世界，小孩关在里面呼吸困难，感到腹中也空了。“哦！小船，躺着的孩子，已那么远了……”

阿兰·罗贝尔抬起长满鬈发的头，凝视这个带着善意的微笑在说话的这个人：帽子、眼镜、风衣——浑然一体……一座道地的纪念像！他的手怎么还是热的呢？

“花木市场，也是个有特色的地方，”那个人最后说。

孩子早已不在听他。从花木市场深处走出一条狗，朝他们奔来。阿兰。罗贝尔没明白过来为什么心就怦怦跳。这条狗颈子伸得长长的，眼睛亮亮的，跨着灵活的小步子直往前跑，像船似的又盲目又固执。在这闲人嘈杂的十字街头，走过这只孤独、没声响、行色匆匆的畜生，很触目，好像也只引起阿兰·罗贝尔的惊异。动物擦过他身边，没有放慢步子。狗的世界只限于鼻子前一条细细的气流。……它大跑了，张开嘴，舌头挂在外面。接着犹豫了一会，但没停步，像帆船要掉头。接着不顾来往车辆横穿过马路；法院门口站岗的警察，有一个开始注意它。阿兰·罗贝尔发觉了，皱上眉头抿着嘴；这会儿干啦！他清楚听到自己的心跳，穿风衣的家伙怎么会没听见呢？

狗在对面人行道上继续直线前进，像轻快地走在一条熟路上。在广场绕了一圈回到原地。这时停下步子，气咻咻的，头转向一边，又转向另一边，完全是垂死者的动作。阿兰·罗贝尔目不转睛盯着，发现狗没有带颈圈。

好一会儿，男孩忘了呼吸；这时深深吸了一口气，使他周身打了个寒颤。

“有什么事啦？”押送的人问，他正给他在讲沙漠中建立普济院的故事。

“没什么。”小孩声音沙沙地说。“圣路易①后来又怎么样？……”

他要安静；孩子的安静，也就是当大人说话的时候。他刚明白这是条野狗，狗自己也刚发觉这一点；于是，他要安静。

“那么，在圣路易后……”

畜生又朝反方向跑去。一条棕色白斑点的大狗，很瘦，全身是蓬松的浓毛——死期不远的老国王的华丽长袍。一架美妙的跑步机！“唷，”孩子希望，“该跑多久它会跑多久的！”但是不，狗刚才又停了下来，阿兰‘罗贝尔看清它站在那里四条腿发抖，接着有点屈了下来。它在哆嗦，还是风吹过它的皮毛？狗又突然走了，差不多从同一个地点穿过同一条马路。这次，一辆汽车险些把它轧着了；阿兰·罗贝尔举起胳膊，像要远远地阻止……狗弓着背，身子一起一伏的，露出卑怯的目光往后退。警察指指它，向他的两个同事做个手势。

“您说，”阿兰·罗贝尔没头没脑地问，“野狗会遇上什么？”

“可是……这一点沾不上边！”另一个扶正眼睛架。（他正在讲巴黎圣堂②。）

“会遇到什么？”

“警察局把流落街头的狗抓来，关进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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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塞斯勃隆（1913—1979），虽然其第一部诗集《激流》问世于一九三四年，但他依然被列为二战后作家。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小说（长篇、短篇）、剧本、诗歌、评论、散文、日记等四十多部。

一九四四年，他把第一部小说《巴黎无辜的人》手稿交给一位朋友阅读。朋友带至瑞士，一个文学委员会为这份手稿颁发了一项文学奖，然后付印。塞斯勃隆从另一位朋友手里获得这本书，才知道自己的小说已经出版。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当时已七十高龄，邀请塞斯勃隆去她府上，对他说：“我要你来是告诉你，倘若我写出《巴黎无辜的人》第二章，我会感到幸福和骄傲。”

奠定吉尔伯·塞斯勃隆在法国文坛地位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两部作品——小说《圣人下地狱》和剧本《半夜了，斯威兹大夫》。小说描写一位神甫到巴黎近郊工人区传教，看到工人生活悲惨不堪，遭受压迫与剥削，愤然与工人一起反对雇主。这种工人传教士布道形式后来被罗马梵蒂冈教廷明令禁止，但是书中暴露的工人区贫困绝望的状况一直使法国人的良心受到极大震动，这部小说得到“五十年代的《小酒店》”的称誉。

剧本的主人公阿尔贝·斯威兹大夫，是法国现代史上一位真实人物。一八七五年生于阿尔萨斯。他在四十岁时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最年轻的医学教授，欧洲闻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世界最优秀的管风琴演奏家之一；他放弃地位、荣誉和安适，毅然前往非洲，到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加蓬，在兰巴雷内小镇上行医，靠募捐、个人版税、开音乐会筹款，亲手创建了那里的医疗卫生事业，为了“补赎白人在非洲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斯威兹大夫在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剧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至非洲一个小镇，五个法国人，包括斯威兹大夫、一名军官、一名行政长官、一名教士、一名护士，在这严重时刻，面对战争、死亡与爱情的态度。一九四九年，塞斯勃隆特地去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拜访了素未谋面的斯威兹大夫，在那里待了两天。临走前，塞斯勃隆对斯威兹大夫说：“大夫，我把剧本的手稿带来了……”大夫打断他说：“手稿我不想看。我生平一个原则是，信任对方，但必须在我看过他的眼睛以后。”就这样，剧本未经原型人物过目，就在法国演出，轰动一时。

塞斯勃隆在法国被人誉为当代最深入社会、最仗义执言的作家之一。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都反映了法国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除了上述两部，主要作品还有《不系颈圈的野狗》（1954），追溯青少年犯罪的根源。《比你想象的要晚》（1958），探讨医学界的安乐死问题：一对青年夫妇结合十年后，突然获知妻子患上不可治愈的癌症。死亡阴影笼罩这对伴侣心头，两人沉浸在各自的痛苦中。是否可以人为地结束病人的生命，摆脱无益的痛苦？在此情况下如何找到感情的出路？《狗与狼之问》（1962），提出的是暴力问题。那些年代正是法国政府疯狂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煽动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动员青年参军的年代。生性懦弱的罗朗·盖兰像许多青年一样，在狂热的煽惑下加入镇压殖民地的军队，而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战争的真面目。在暴力肆虐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被扼杀的是莫扎特》（1966），借一桩离婚案，指出这个时代对儿童心灵的毒害。《给一个死去少女的公开信》（1968），思考青年自杀的社会原因。当时法国社会调查表明，十八岁到二十岁青年中，自杀是仅次于车祸的第二死因。书中写一位中年男子面对一位不久前自杀身亡的二十岁少女，绝望地探索是什么促使她在年华如锦的时刻甘心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时代的一次审讯。《花言巧语的时代》（1972），指出西方社会电视、电台、新闻冲击思想、制造假象的消极作用。一九四四年的贝诺阿是二十岁青年，到一九六八年他的儿子法布里斯恰好也是二十岁；然而这两代人的差别甚至大过以前几个世纪。作者说：“干这行的人不依靠花言巧语便无法‘光荣地’履行职责。”

在他所处的那些年代，法国文坛宣扬故事无情节、内容无主题、行为无意识的创作，文章暧昧晦涩，形式新奇，内容贫乏；塞斯勃隆怀着一颗赤诚的心，面对现实，中肯地反映当时普通人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幻想，不颓丧，执着地歌颂爱与善，鞭挞恨与恶。法国作家安德莱·莫洛亚称他“在这个犬儒主义与残酷的时代，有一颗向着怜悯开放的灵魂”。另一位评论家说：“我不知道后代会从塞斯勃隆的作品中汲取些什么，但是很可能的，历史会在他的愤怒与爱的语言中，找到这些动乱年代的真正面目。”塞斯勃隆自谦是个当配角的作家。当有人赞扬他写这些作品需要勇气时，他真诚地说：“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坐牢，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被枪毙，就谈不上勇气！”在他眼中，在艰苦中奋斗的普通人才是勇士。

塞斯勃隆的作品在一九六二年获摩纳哥雷尼埃亲王文学大奖；这是针对一位法语作家的全部作品颁发的一项奖。一九六八年法国一次文学调查表明，在十五岁到二十岁青年中，塞斯勃隆在加缪、圣埃克苏佩里之后，是第三位拥有最多读者的法国作家。

塞斯勃隆的许多作品的主角是孩子与老人。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孩子与老人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完全听任别人的主宰。他也处处流露对孩子的爱，对老人的同情。他在每部作品结尾无例外地写上：“再见，我心中的孩子……”意指他创作的人物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如今要离开孕育他们的人，到读者中间开始自己的生涯。他在《破碎的镜子》（1973）中说：“假如我是浮士德博士，我向魔鬼要求的不是青春，而是童年。”

他爱孩子的纯洁、信任、忘我、对一切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的时代对我们使之出生的孩子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这是塞斯勃隆常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这个世纪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呼吸的空气是污染的，气氛是恶浊的，大众传播媒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歌颂暴力、宣扬黄色、灌输自私哲学的世界。

描写孩子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不系颈圈的野狗》和《被扼杀的是莫扎特》。前者围绕弃儿罗贝尔和贫民窟少年马克的故事，反映一个少年教育中心的生活，在各个少年身上又折射出法国社会的不同侧面。当时少年中心是私人资助的慈善机构，收容孤儿、弃儿、少年犯，由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管教员管理。这些孩子不论在街头还是在中心，组成自己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法规、荣誉和英雄。他们靠义气、说谎、沉默来反抗带给他们不公正命运的世界，总是选择团伙中最狠、最狡黠的人做他们的领袖。这个特殊的社会对大人讳莫如深，在内部则甚有传染力。他们好心有余，意志不足，善恶难辨，轻重不分，往往一时冲动做蠢事，一步步下陷，在严酷的生活中贻害终身。少年法庭法官拉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在审问孩子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家长；在审问家长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制造失业、贫民窟、酒吧、儿童禁看电影的社会。他纠集同道，在能力范围内，尽力挽救失足少年。但是像书中所说的，他们可以筑坝填岸，把河流引向出海口，可是无能为力于控制这些罪恶的源头。这不仅是法律问题，广义说也是每个人面对少年儿童教育所负的责任问题。任何一个孩子生来不是一个孬种，而是一株幼苗，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还是害群之马，很大程度取决于环境和教育。

《被扼杀的是莫扎特》，这书名原取自法国小说《人的大地》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人人生来有灵性，若在童年得到正常教育和熏陶，日后都能成为莫扎特。可是现实社会不能让这份潜在的才能有所发挥，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庸庸碌碌，莫扎特遭到了扼杀。小说中，马克继承岳父开创的房地产公司，当上董事长兼总裁。四十岁时结识旅游社女导游玛丽蓉，把她养在外室。妻子安妮丝接到一封匿名信，去把他们当场抓获。她一怒之下委托律师提出离婚，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受不了刺激，住进了专为富贵人开设的精神病院。诉讼期间，出现七岁儿子马丁的监护问题。半年中马丁像包裹似的被辗转送往祖父家，母亲的奶妈家；后来又是祖父家，祖父死后又往教父家。他人的爱不能抹去父母分居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他惶惑、骚乱、孤寂。社会的冷漠和色情又乘虚腐蚀他的心灵。马克和安妮丝出于自私的目的愿意言归于好，在庆幸一家三人重新团圆时，做父母的却不知道马丁已成了一头狡黠、冷漠、信口撒谎的小狐狸。小说情节平淡，没有戏剧性场面，然而写得不落窠臼。塞斯勃隆不写离婚惯常引起的财产纠纷、憎恨、报复。他提供了一个玫瑰色的背景，却更衬托出主题的悲剧性。此外笔法诙谐而富感情，写景独特而又形象。跟随马丁的经历，读者看到巴黎、外省、小镇的人情世故，城市与乡镇的对比，战前一代与战后一代的冲突，宛如一幅幅风俗画相继出现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塞斯勃隆在接受另一位作家采访时，声称他没有传记，他不像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海明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并因此大大丰富了各自的作品。他的生活很平凡，一个妻子，几个孩子，一天八小时在一家企业办公室工作；跟常人不同的是每年出一本书，过着作家与职员的双重生活。

塞斯勃隆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夫人的合作者之一。中学结束后，在巴黎政治科学大学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并没进入政治界或法律界，而应朋友的邀请到巴黎一家电台工作。他的文学偶像是瓦莱里、司汤达，深受拉辛和维尼的影响，欣赏缪塞的戏剧甚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位当编辑的朋友对他说：“你看过《大个子莫尔纳》了吧？那么，给我写部你的《大个子莫尔纳》。”这句话让他走上了文学道路。他继续在电台工作，他认为作家最好有一个与写作无关的第二职业，可以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不会因经济原因违心写什么，匆忙写什么。一九三九年在法国军队服役，担任与英国军队的联络工作。敦刻尔克撤退后，他退役回到巴黎，在全国救济会工作，这机构是以贝当的名义组织的，光复后受到强烈抨击，后来又获平反，其实它只是从事灾民、难民、俘虏家属和营养不良儿童的救助工作。

一九四四年后，他差不多每年有一部作品问世。有人问他是不是发表一部写一部。他回答说：“我不是苹果树，每年结一次果。”事实是许多题材像种子播在他心里有好几年，慢慢抽芽成长。比如《圣人下地狱》，从构思、定稿到发表，其问经过七年。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听说斯威兹大夫其人。一九三六年受到一篇文章启发，决定写一部这位活着的巨人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征得大夫本人同意，终于把《半夜了，斯威兹大夫》一稿杀青，在一九五二年出版。

他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上下班都靠步行。手边总有一本小册子，在路上、车上、飞机上，利用假日周末，写下他要对世人说的话。除了出版的必要事宜外，很少与文学界打交道，绝不参与自己作品的论争。他就是靠“业余时间”的勤奋，留下大量充满人道精神的作品，虽不是提出新思想的辉煌巨著，然而是他生活过的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

马振骋

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坐牢，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被枪毙，就谈不上勇气！

——吉尔伯·塞斯勃隆

在这个犬儒主义与残酷的时代，塞斯勃隆有一颗向着怜悯开放的灵魂。

——安德莱·莫洛亚（法国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