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同治十三年被慈禧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五年载湉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载湉亲政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终因朝廷腐败,而以清朝战败告终。痛定思痛,他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暴崩,享年38岁。
孙孝恩、丁琪编著的《光绪传》为其作传,展现光绪帝的一生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孙孝恩、丁琪编著的《光绪传》以珍贵、翔实、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传主这位近代中国大悲剧中的悲剧角色的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宫闱生活及其精神风貌;客观地评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历史功过。
第三章 “亲政”
第一节 “亲政”的酝酿
一、后党的猬集
按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14岁就应该亲裁大政。如按清王朝的不成文例,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6岁登极,14岁亲政;第二个皇帝康熙帝8岁登极,也是14岁亲政。此后诸帝直到咸丰帝,继位时皆非幼主,故无所谓亲政之说。然而到了同治帝,正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仍行“垂帘听政”一样,什么“惯例”、“祖制,’均不在西太后话下。除了因同治帝“学识俱劣”与令人失望的客观实情之外,西太后迟迟不欲交权撤帘。直到同治帝16岁(同治十二年正月),他才在下发所谓“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的懿旨之后正式亲政。
1884年(光绪十年),光绪帝14岁时,因有同治帝时创下的“新例”,亲政的问题并未有人敢于提及,西太后独自操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臣工洞悉而心照不宣。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光绪帝16岁当作希望来等待了。现在光绪帝真到了16岁,诸王亲贵、枢机群臣,甚至西太后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按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都再也没有继续搪塞的理由。
现在,时间在同西太后的权力欲挑战。
早在12年前,西太后即无视清朝“家法”,强立载湉为帝。为平息舆论,笼络人心,曾公开作出了待光绪帝生子再为同治帝立嗣和“一俟皇帝(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等两条保证。10余年过去了,西太后兑现诺言的日子日益迫近。尽管第一条因光绪帝尚未大婚,为同治帝立嗣自然可暂且不提;然而向光绪帝归政一事,虽然她心里是百般不愿,可到底已是事到临头。大量的事实表明,西太后在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总是表现得那么昏庸无能,手足无措;但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她个人的权势、地位,其头脑却又显得异常清醒,确实权术谋略过人。她心知肚明:对于向光绪帝“归政”之事,既已“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复”,将“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然而,20余年中,她不仅已经熟悉了驾驭臣工,操纵大权的各种手段,且已习惯于发号施令,“应声叩首,盈廷称圣”的朝局。为经营和维护已得到的地位和权力,她费尽心机,历经艰险,如一朝放弃,岂能心甘。因此,为继续其无冕女皇的地位,不能不为归政后如何能再继续操纵朝局做好一切准备。
如前所述,西太后利用中法战争,以“枢臣不利”为借口,不仅彻底将恭王势力驱除枢廷,了却多年与恭王之间权力之争的是非恩怨;其实也是她为扫除光绪帝亲政后可能发生的权力偏移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同时恭王所留下的权力空缺,正好可以安插那些她认为可以使如“臂指”的、即在光绪帝亲政后也不会无视自己存在的亲信宠臣。这样,不仅可以使亲信当朝挟制光绪帝继续按己意行事,也可保证自己虽离“帘后”却仍在幕后;即便不当朝,却仍可操纵朝局。
事实上,“甲申易枢”的突然发生,已使朝臣隐约地感到这一点,当时,盛昱劾奏军机处明明是请对恭王奕诉“责令戴罪立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根本不曾想到会被西太后利用。所以当事变发生后,盛昱几目瞪口呆,懊悔不已,立即再上疏试图补救:
“为获遣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艰。……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等尚为谙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事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於目前大局,殊有关系,……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缘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阎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
P81-83
说到我们对光绪帝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赵矢元教授,是他较早地给予了鼓励与关怀。此传的告成,离不开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责任编辑张润生同志又对书稿的关要处做了精心润色。在撰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郭毅生教授热情赐示;黑龙江大学历史系谢景芳副教授代为草拟了1至3章初稿;东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主动提供一些珍贵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董少辉,参与了4、5章的拟稿工作。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编审、新华文摘社张跃铭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编审和历史研究所冯佐哲副研究员;以及哈师大副校长修朋月、校图书馆馆长夏玉德与副馆长赵克、北方论丛编辑部主编陈世潋等,均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关注与协助。同时,本书亦吸取了近年来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多数已在书中注明)。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并向学界友好深深致敬!
作者1995年7月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