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王学泰、张越、刘瑜联合推荐

王学泰、张越作序

“他们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们自己也被权力囚禁。”

张宏杰所著的《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动态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的。

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权力过于巨大，给权力拥有者及其家族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伤害和不幸。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张宏杰所著的《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就是对其中几张断面的描绘和记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嘉

第二章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第三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第六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156

第七章 永历：生为猎物

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

第九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后记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最迷人的数干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的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梁米粉子、散高梁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字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者数干公里的崭新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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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种命运

王学泰

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四百零八位，张宏杰只选了其中几位。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就连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对于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有涉及，因为传统就如庄子所说“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着重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朝政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把光绪与慈禧的冲突简单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导致戊戌政变。作者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是实施于强者的，而作为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这种教育压垮了。作者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他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最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从心理的迷宫转入了历史的迷宫，写明太祖朱元璋的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的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作者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人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

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作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作者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许多人在上车时争抢。

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所谓真理权，或话语权。因为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所以我觉得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这本书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动态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的。

几乎每天打开E—mall信箱的时候，里面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于“非专业历史写作者”中的一员，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影视剧中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了“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反思”。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