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开国大典为什么要组织受阅飞行？开国大典为什么不在上午举行，而是安排在下午3点？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从下达命令、组织训练到完成任务总共30天？受阅飞行的飞机不是26架，而是17架。受阅机群中竟然有带弹飞行的飞机，驾机的却是刚起义不久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种种历史的真相，都在本书中。

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历史的纪实性作品。

作者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寻访了所有健在的受阅飞行人员或飞行员遗属、战友，记录并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照片。在此基础上，作者记述了每位飞行员参加开国大典的真实感受及其曲折的人生经历，记载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训练、实施等重大历史事实，以及人民解放军空军创建初期的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教育意义。全书文笔朴素、亲切，并配有100多幅历史照片，读来生动、感人。

序/方槐

从《受阅飞行编队序列图》说起

1.受阅飞行总领队兼第1分队(P—51战斗机)领队飞行员邢海帆

 受阅飞行的“领头雁”

 ——访邢海帆及夫人李之

2.受阅飞行第1分队领队的左僚机飞行员孟琎

 他的事迹将永记人民空军史册

 ——访孟班的战友林虎等

3.受阅飞行第1分队领队的右僚机飞行员林虎

 在解放军大学校里成长的将军

 ——访林虎

4.受阅飞行第2分队(P—51战斗机)领队飞行员杨培光

 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批准参加受阅飞行

 ——访杨培光之子杨旗

5.受阅飞行第2分队领队的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突破常规带弹受阅飞行

 ——访阎磊

6.受阅飞行第2分队领队的右僚机飞行员王延洲

 击落过日、美战机的空中斗士

 ——访王延洲

7.受阅飞行第3分队(P—51战斗机)领队飞行员赵大海

 在超近距离上射击敌轰炸机的英雄

 ——访赵大海的战友阎磊等

8.受阅飞行第3分队领队的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

 受阅飞行中遇到险情，沉着冷静保证安全

 ——访谭汉洲的夫人熊远辉及女儿谭卫津

9.受阅飞行第3分队领队的右僚机飞行员毛履武

 改飞P—51战斗机参加受阅飞行

 ——访毛履武及儿子毛军贤

10.受阅飞行第4分队(“蚊”式轰炸机)领队飞行员邓仲卿

 万一有敌情，他高空作掩护

 ——访邓仲卿及女儿邓亦兵

11.受阅飞行第4分队领队的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驾驶起义的飞机参加受阅

 ——访王玉珂的战友阎磊、邓仲卿等

12.受阅飞行第5分队(C—46运输机)领队飞行员刘善本

 “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

 ——访刘善本的夫人周叔璜

13.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杨宝庆

 亲眼见证共和国的诞生

 ——访杨宝庆

14.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右僚机飞行员谢派芬

 运输航空兵部队的开拓者

 ——访谢派芬的夫人王得忠及女儿谢超美

15.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王洪智

 突破“空中禁区”的英雄

 ——访王洪智的夫人吕岱声

16.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徐骏英

 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中国人的骄傲

 ——访徐骏英的夫人孙玉芳及子女

17.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姚峻

 他与共产党同庚(岁)

 ——访姚峻

18.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邹耀坤

 四次驾机参加首都国庆受阅

 ——访邹耀坤

19.受阅飞行第5分队运输机飞行员王恩泽

 “开天辟地的大喜事，怎不叫人欢呼歌唱”

 ——访王恩泽的夫人张毅及子女

20.受阅飞行第6分队(通信、教练机)领队飞行员方槐

 “红色空军的种子”

 ——访方槐

21.受阅飞行第6分队领队的左僚机飞行员杜道时

 同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访杜道时的战友郝子仪和儿子杜文涛

22.受阅飞行第6分队领队的左僚机飞行员安志敏

 受阅飞行时，他驾机殿后

 ——访安志敏的夫人刘淑华及长子安元新

23.受阅飞行第6分队领队的右僚机飞行员任永荣

 永生最难忘的日子

 ——访任永荣

24.受阅飞行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

 从东北老航校到人民空军的创建

 ——访常乾坤之子常珂

25.受阅飞行的地面组织指挥者——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

 “起飞！”

 ——访油江的子女张明、张东煜、油小宁、油宪生

26.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

 人民解放军的机徽在开国大典首次亮相

 ——访李裕

27.受阅飞行的机场塔台指挥员——飞行中队长徐兆文

 受阅飞行原定总领队

 ——访徐兆文的夫人吴洁君及儿子徐卓平

附录一 空军政治部给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员的慰问信

附录二 她乘开国大典受阅飞机采访

——访《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柏生女士

附录三 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组建始末/阎磊

附录四 对《他驾机飞过开国大典的上空》一文的质疑

附录五 参加本书编写、采访、提供资料的人员名单

后记

    亲眼目睹日本偷袭珍珠港惨景

1916年9月16日，邢海帆(原名邢文卓)出生在四川阆中县的一个农民家里。汉族。自幼在家乡念私塾，读古籍诗书，后来就读县小学。上初中时，学校的老师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教导学生关心国事，立志报国，邢海帆从小受到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教育。

1937年邢海帆即将高中毕业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举国抗战。此时，恰逢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招生(1932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成立，1939年3月改称空军军官学校，1948年迁至台湾，简称官校——笔者注)，因受“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航空救国”是孙中山关于发展航空事业，发展空军以实现国民革命目标的理论和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号召广大华侨组织华侨革命飞行团回国支援革命，并筹集经费，招集航空人员。同时，在广州革命军中成立飞机队，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航空部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专门在南京卫戍区司令部设立飞行营。1921年拟订的《国防计划》大纲，在全部63个项目中，有关发展航空事业的占9项，集中体现其航空救国思想。1923年，在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后，孙中山写下“航空救国”四个大字——笔者注．)邢海帆抱着试试看的思想，考入了中央航空学校第12期。

按该校的要求，学员必须先到成都或柳州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入伍教育，然后才能正式进入飞行训练。因此，直到1939年邢海帆才转到云南省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经总顾问陈纳德(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志愿航空队发起人和领导者，1937年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先后担任美国志愿队指挥官、美国陆军驻华航空特遣队准将指挥官、美国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考试合格，获得去美国深造的机会。

1941年10月，根据美国租借法案，美国负责培训中国航空飞行员。邢海帆所在12期飞行生(即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受训，邢海帆是第2批出国的。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邢海帆等乘飞机从昆明到香港，然后由香港乘船赴马尼拉。11月，又从马尼拉乘美国客轮横渡太平洋赴美。此刻，太平洋上已不太平，阴云密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美国派遣了万吨级巡洋舰为邢海帆等乘坐的客轮护航。但客轮里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已把那山雨欲来的兆头和灼人的战火抛到九霄云外了。邢海帆等中华热血青年，却三三两两地坐在甲板上谈论祖国的深重灾难和肩负的民族重任。

同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北京时间是8日)正是星期天，邢海帆等乘坐的客轮正航行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海峡之间，距离美国夏威夷群岛还有几天的航程。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件震撼世界的消息：日军以战舰30余艘、飞机350架成功地偷袭美国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上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造成美军伤亡3700多人，炸沉炸伤美军舰艇40余艘，炸毁飞机230多架，停泊在这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整个客轮上的人顿时惊呆了，整个美国从惊讶中逐渐清醒过来，美、英随即向日本宣战，从此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

12月11日，邢海帆等乘坐的客轮终于驶入珍珠港。他们一路饱受日本潜艇的追击，船长命令乘员，任何时候不得脱开救生衣。客轮在檀香山靠岸休息了4天，因而邢海帆有机会一睹当时战争的惨景。他随手是这样记录的：“港内美舰有的被炸毁，倾伏在水中，有的半身没入水内，舰尾留在水面。基地营房一片断壁危墙瓦砾，希卡姆机场上，到处是飞机的破碎残骸，弹坑累累。可恨的战争，发誓要为消灭战争去奋斗。”邢海帆看到檀香山大街上的大楼已被熊熊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想不到在国内见到的日本残暴，竟发生在远隔千里的太平洋岛上。其主要原因是美军毫无戒备，飞机没有疏散，都是一架挨着一架地停放的，因而给了日本飞机狂轰烂炸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

客轮离港时，珍珠港事件中受伤的美军官兵和被拘留的美军将官，就是搭乘这艘客轮一同离开的。为了国际友谊，当时中国飞行生主动将50多个头等舱位让给了美军伤员，邢海帆等则住到大餐厅的临时铺位。直到12月25日圣诞节的早晨，客轮才安全到达旧金山，结束了惊险的旅美航行。

战争催人觉醒。邢海帆等到达美国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当时，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邢海帆等虽然身在异国，却心系祖国，希望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1942年10月，邢海帆所在的第12期受训人员在美国鹿克高级航空学校毕业。在美国学习期间，邢海帆经过勤学苦练掌握了飞行技术和战术，已经编人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部队，准备同美国飞行员一起共同打击日军。因为国内抗日战争急需飞行人才，邢海帆等毕业后即匆忙从美国乘飞机经南美洲，跨大西洋，穿中非洲，把地球绕了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相别一年的昆明。

当时国内仍处于抗战的艰难阶段，天空、陆地，到处可见日寇的铁蹄。邢海帆回国后不久便调任到已经迁移至当时印度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以下同)的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任飞行教官，参与培训第16、17、18期飞行生。邢海帆身在军校，心在战场，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七尺男儿，虽有一身过硬的飞行本领，满腔的爱国热情，却不能升空与日寇飞机搏斗，还得跑防空洞躲藏敌机的空袭，何等难受！特别是邢海帆看到老同学王延洲来印度接飞机时，胸前已经佩带两枚击落飞机的十字勋章了，非常羡慕。

经过邢海帆三番五次要求，到1944年3月当局才同意他回战斗部队。那一天，邢海帆高兴地从印度驾机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回国。

          P13-P16

前年夏天，经李裕同志介绍，空军指挥学院萧邦振同志冒着酷暑，从北京来武汉采访我。他向我讲，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候，就成功地组织了空中分列式，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非常敬佩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及其组织者！说应该像抢救文物似的抓紧时间为他们出书立传，给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史料。

我也认为写写过去的真实历史，对于加强全社会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有益的，对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便欣然同意并支持他的工作。

值得庆贺的是邦振同志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经过紧张的采访和辛勤的文字编写工作，完成了《飞过天安门——寻访新中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人员》的书稿。

我翻阅书稿的纲目，一个个熟悉的飞行员名字，令我仿佛又回到了创建人民空军那朝气蓬勃的年轻时代！半个多世纪前的战友，在这本书里又相聚了。我这个人民空军的老兵借此机会向邦振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不敢当，想删除这些话，可方将军通过女儿方蕾转来电话，说这是老爷子的心里话，不要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50多年了，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年轻飞行员，如今有的已经牺牲和病故，即使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作为一位受阅飞行的参加者和组织者，提起往事感慨万千！

记得那天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我因为战备值班守在电话机旁未能参加，可受阅飞行员代表有幸出席宴会并直接听到领导同志的讲话。朱德总司令站起来，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我过去是一个军种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起，我才是陆海空三军的真正的总司令了。”

国宴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受阅飞行员们带头欢呼，经久不息。据说，开国大典空中检阅时，在广场的外国记者见到通过天安门的机群发出电讯，惊呼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其实，我们人民空军的诞生并非于一夜，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仁人志士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

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没有自己的空军，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空中强盗的欺侮，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许多同志牺牲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了惨痛损失。全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盼望有我们自己的空军啊！

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培养航空人才，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派入学习航空技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继续派人到苏联学习航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一、二、四方面军中选派红军干部到新疆学习航空，还派干部考入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学校。同时，在延安首次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和航空研究小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抽调人员学习航空理论，储备了一批航空干部，还从国民党空军中争取了一些航空技术人员。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残酷，当时还不具备建立航校和空军的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党中央及时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多年的东北地区，会留下一些机场、工厂和飞机，当即决定利用这一条件在东北创办航校。

1945年8月，刘少奇同志召见航空研究小组组长王弼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估计该地的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兴办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为创办航校做准备。同年9月，刘少奇同志召见常乾坤时又指出：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一定要把它办好。任弼时同志召见常乾坤也指出：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的是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培养骨干，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946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人时指出：我军在东北要筹建一所航空学校，你们去东北要走很多路，也是一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艰苦得有意义。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也对建立航校给予了具体指示。中央首长的指示鼓舞了建校人员的斗志，明确了建校的方向。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动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为创建人民空军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和飞行技术骨干。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我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

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经艰险归队来。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于建国前夕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他们的行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伟大的胜利。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直接提供了人才，二是直接带来了装备。起义人员带着飞机参加东北老航校建设，他们和航校的指战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技术骨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9年8月15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第一个飞行中队的时候，这些飞行员奉命驾机到北平(今北京，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称北京，以下同。)南苑机场报到，担负起了保卫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的任务。

我想读者了解上述情况后，对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的成功举行，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同时，抽调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作为组建空军司令部的人员，并已于8月19日由武汉抵达北平。建国后不久，人民空军则在陆军的基础上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和机务维修人员，还来不及休整就立即投身于建设人民空军的强大行列之中。

光阴荏苒，岁月峥嵘。

半个多世纪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空军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空降兵、雷达兵、通信兵等多兵种组成的现代化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国土防空作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空军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未来的现代战争中，空中力量将成为一个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将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人民空军重任在肩！

我衷心地祝愿人民空军更快发展和不断强大，为捍卫祖国领空、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方槐

             2006年1月20日

一、动因

2003年年初，笔者撰写《飞向新中国》一书时，有幸接触到多位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从他们口述的众多事例中，笔者感到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是人民解放军最值得自豪、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之一。

那时，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些老旧繁杂的飞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居然成功地组成了雄伟壮观的空中队形，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人们不能不为之欢欣鼓舞！

我非常敬佩参加受阅的飞行员及其组织者！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员近况如何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名字也许已被人们淡忘。为此，解放军出版社资深编辑谢钢鼓励我走访这些飞行人员，听听他们讲述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亲身经历，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史料。

笔者将这些想法写信向开国大典的参加者、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请教，不几天就接到空军司令部张秘书的电话，说林将军看到笔者的来信，约我第2天上午9点到他家里面谈。林将军接受笔者的访问后，专门在笔者给他的信件上签字：“同意邦振同志的创作意向。”

二、采访

由于笔者对受阅飞行员的整体状况并不清楚，于是我请离休干部李裕担当本书的顾问。李老不仅是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而且担任过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给予了全力支持。出门采访，李老给我打电话，亲笔写介绍信；遇到问题，李老运用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当面给予指点。李老还审阅了部分稿件，并作了重要修改。因此，我从北京到各地的采访，以及各个篇章的撰稿都比较顺利。

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是由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组织领导的，因此书中增加了组织领导人员相关的内容。老红军方槐为笔者撰写了《参加开国大典升空的飞行员》的名单，其中说到与他同机的领航员是曲衍椿，右僚机任永荣的领航员是姚维涛。可笔者多方打听曲衍椿、姚维涛两位同志的情况，未能联系上。还有参与地面维护飞机的机务人员，在那种条件下保障受阅飞行是花费了心血的，笔者本想走访他们中几位也未能如愿。

采访中，笔者所到之处得到受阅飞行员及其家属子女的热情支持和盛情接待。我拜访到健在的受阅飞行员，大都是年逾80岁以上、现已离休的老首长、老干部，他们口述的一件件事例，提供的一张张照片，都是人民空军初创期间珍贵的史料。已经去世的飞行员家属子女，也介绍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并热心地为笔者提供了珍藏多年的照片和亲人留下的亲笔文字材料。采访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飞行员，无论是飞行技术、政治素质、思想品德都是令人尊敬的典范，他们都在以后各自的工作中为军队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王玉珂同志参加开国大典后不久就在上海试飞中壮烈牺牲，赵大海、孟琎同志则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还有不少同志走上了空军各级领导工作的岗位。

三、难题

开国大典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笔者采访中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同的人对有些事情的口述回忆往往不一样。我本着尊重当事人的原则，严格按采访记录和收集到的资料如实撰稿，并请当事人对口述事实进行审核，这样一本书中不同的篇章对同一事说的可能就不完全一致。例如受阅飞行编队中运输机分队有关飞行员配备的说法就不尽相同。由于当时参加受阅的飞行中队刚刚组建，人来人往，各人都把精力放在自己的飞行上，加之时间又短，大多数人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同时，运输机分队的分队长刘善本和飞行员谢派芬、徐骏英、王洪智、王恩泽等人过早的去世，也增加了查对的难度。

为此，笔者到解放军和空军档案馆查阅有关开国大典的档案资料，也只见到各个受阅分队长的名字，没有查到各架飞机飞行员完整的档案资料。我还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报刊关于开国大典的报道，《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到飞行员时，仅点了“一个姓王的年轻英俊的小伙子。”

这样，笔者在安排本书编排顺序时，运输机分队飞行员的位置就无法全部确定，不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确切的受阅编队序列名单。正当我为此苦恼的时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邓亦兵女士告诉笔者一个新名词叫“口述史学”，说这是近些年从西方传人的新型学科。她说笔者通过采访撰写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由当年参与此事的人员，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从中得出见证开国大典的一个综合历史情况，就属于口述史学的范畴。由于每个人的经历，看问题的角度，个人记忆力都不一样，所以对同一件事的说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正是口述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笔者从邓女士的指点中找到了一点依据和安慰，也许正是这些“不一样”的各抒其见，比强求统一，更会增添读者阅读的兴趣！

笔者撰稿使用的电脑，虽然常常闹毛病，但已陪伴着我多年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前年夏天电脑的打印系统“罢工”了，萧杨、吕琳两位年轻的军官，冒着夏天的炎热到办公室修理。今年年初，笔者撰稿完成了，可不知什么时候电脑软驱又坏了，加之又没有安装USB接口，我担心撰写好的稿件“烂”在电脑硬盘里拷不出来，也是萧杨、吕琳两人到中关村买配件，并连夜抢修，解决了难题。

本书与《飞向新中国》一书中涉及到的部分飞行员同属一个人，笔者撰稿中尽可能做到两本书各有所侧重，但由于受采访和掌握情况的限制，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特此说明。

四、致谢

2005年3月23日，林虎将军在新搬迁的住宅里再次约见了笔者，他审阅了本书的目录及部分篇章，对本书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林将军向笔者谈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空军的预见性，以及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切身感受。林将军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言谈中，充满着老首长对党和人民空军的深情。

老红军、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将军，是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已经89岁高龄了，但老人身体健康，思路敏捷，他审阅了书的纲目和部分书稿，花费20多天的时间亲自为本书作序。

本书在编写中得到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海南少将，学院科研部部长邸奇光、政委周善才，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李裕、刘韫，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齐贤德，国防大学教授钱寿根，《空军军事学术》杂志主编彭东海，《环球飞行》杂志执行主编吴佩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牛锐利少校等人的支持帮助。

撰稿中，笔者就有关问题请教了对人民空军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陆文至、刘兴军、李树山、毕居正等老同志，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指导。笔者还参阅了《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空军史料》、《中国空军》等众多书刊上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这里无法一一注明。

书中未署名的照片，大都由受阅飞行员或家属子女提供。部分受阅飞机的照片及资料由中国航空博物馆提供。少数历史照片选自《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和《当代中国空军》。

书末列出了参加本书编写、采访、提供资料的人员名单，没有他们的支持难以成书。

责任编辑谢钢从本书的策划到修改、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组织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审读，认为本书真实地记述了开国大典感人的历史场面，记述了每位受阅飞行人员的个人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富有教育意义”。同时，对书中个别人名、时间、提法和历史事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五、希望

现在书稿虽然写完了，但笔者关注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一事并没有终结。由于受笔者个人的水平和掌握资料所限，虽然尽力所为，但书中肯定存在阙漏错讹之处。笔者愿以此书抛砖引玉，请读者和知情人批评指正，我将广泛收集各种不同的意见。每年国庆节前后，报刊、电视上常有关于开国大典的报道，我也会仔细阅读和收藏。

等到建国100周年时，人们再来谈论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往事，可能更加好奇了！那时笔者应该是106岁了，恐怕是难以等到了！希望那时我已满49岁的孙女品欣能够修订或重新出版类似的书籍！我希望100年后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为新中国、为人民空军做出过贡献的飞行人员。

              萧邦振

              2006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