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雄所著的《浮世的晚风（还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图景）》叙述了二十多位名士名姬，时间跨度从学界认定的明季转折年代万历直到易代，既有名传后世的“江左三大家”“复社四公子”“秦淮四大美人”“秦淮八艳”，也有名噪一时的士林名宿；既有投笔从戎的仗剑书生，也有回归山林的遗民隐逸。试图通过晚明“士”的演变与分化，既知人论世又知世论人，既宏观思考又微观分析，启迪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研究思路。

《浮世的晚风（还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图景）》作者简雄从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们的生活形态的描述，揭示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在卷入与淡出、求售与退隐、醉梦与狂放之间的挣扎，构成了另一副“天崩地裂”的图景，其深远的影响并不亚于一个帝国的坍塌。

导读 高墙里的“自由”盛宴

红豆传奇（上）

红豆传奇（下）

龚顾因缘

激楚苍凉

桃花滴血

影梅忆语

宜兴才子

遗民高僧

书生仗剑

英雄美人

冲冠一怒

湘兰绝唱

佘山眉公

梦里江南

后记

红豆传奇（上）

出常熟城东三十多里，有一个叫白茆的小镇。曾经的“红豆山庄”就坐落在这里。

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的一场大火，把钱谦益（号牧斋，1582—1664）的藏书连同对新朝的留恋一同化为灰烬。十月，这位“贰臣”当得很不爽的老才子，携柳如是（号河东君，1618—1664）迁居到白茆母亲顾家的宅子里。园子里有一棵茂盛的红豆树，相思的红豆见证了这对老夫少妻最后十多年的日常生活场景。

钱柳因缘几成千古绝唱，其“因”和“缘”皆起于一个急剧嬗变的时代。名士与名姬，白发与黑发，“贰臣”与才女，构成了钱柳因缘的“可读性”。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八岁的钱谦益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这位年轻气盛的常熟才子真的准备大干一场。进京时，他专程跑到苏州城里，拜访了退休回乡的政府前总理申时行（1535一1614）。申时行二十七岁状元及第，四十三岁被张居正看中入阁，四十八岁成为大明朝首辅，官历三朝，可谓“未壮而仕，未艾而相”，但五十七岁那年卷入谁当太子的“国本之争”，“未耆而归”，引来一片唏嘘之声。

申时行在家中热情接待了牧斋晚辈，并传授他的为官之道。这时正好听说内阁首辅王家屏为一个言官，竟“封还御批，挂冠而去”。申时行大发议论说，“政有政体，阁有阁体”，作为皇帝身边的臣子，应该“密勿论思，委曲调剂”，不能急功近利，图个虚名。一个阁老和一个谏官哪个对朝廷更重要？为这样的事就卷铺盖，“曾何益于国家”？谈得兴浓，他还送了牧斋后辈四句：“安分身无罪，闲非口莫开。温柔终益己，强暴必遭灾。”

应该说，钱谦益的“功课”做得蛮认真的。但后生小子要表述一个观点，无数历史证明，就官场而言，大才子不—定能成大气候。才子有才子的脾气，官场有官场的规则。才子和官场，“气场”大相径庭。钱谦益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只能说，钱谦益的官运实在是糟透了。

本来，牧斋据说是被点了状元的，最后却又被“暗箱操作”成了探花。《艺风堂杂钞》有一段这事的记述：

牧翁殿试后，得小珰官报，谓：“状头已定钱公。”司礼诸监俱飞帖致贺，传胪前一夕，所知投刺者络绎户外，牧翁亦过信，喜极。比晓榜发，状头乃吴兴韩敬。盖敬贿巨珰，藉以潜易也。钱恨甚。后韩敬以京察见黜，疑钱挤之，亦恨甚。牧翁与浙入水火，自夺状头始。（卷三）

“珰”就是宦官。这段笔记的江湖传闻痕迹比较明显，只能姑妄言之。什么小太监、大太监的，巨额贿赂的事情本来只有你知我知天晓得。但却说明，钱谦益脚还没踏进官场，“战斗”已经开始了。

晚清笔记《艺风堂杂钞》要说两句。它的作者缪荃孙（1844一1919）是位藏书家，江阴人，晚号艺风老人。缪老师看来像是钱谦益的粉丝，或是钱柳故事的爱好者，他把许多史料笔记中有关的钱柳故事都摘录下来，编成《钱牧斋柳如是事辑》，让后生小子大大减少了翻书的麻烦。连谢国桢先生后来还专门撰文感谢缪老师。

钱谦益授翰林院编修后，竟十年没有进步，直到泰昌元年（1620）才“诣阙补官”。可惜这位泰昌皇帝实在太短命，仅一个月就“驾崩”了。上来一个天启帝，水平真是天晓得，《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说他智力有问题。在位七年，成为晚明“党争”最折腾的时代。钱谦益属于什么“党”呢？泰昌帝＿上台就提拔，已是明摆的事情。《清史稿·钱谦益传》里也写得明明白白：“名隶东林党。”但天启相信“阉党”，钱谦益又被列入“黑名单”，像《水浒》里的天巧星，称作“浪子钱谦益”。不久，遭到弹劾，罢官回老家。没几年，又换了皇帝了，崇祯元年（1628），“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从钱谦益当时一写就是十首诗的激动心情看，他实在太想在官场“建功立业”了，所谓：“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其一）“传呼何必厌乘驺，风日清恬当出游。”（其四）“重碧树深春燕语，小红花发腊醅香。”（其五）车马劳顿算个啥？满眼鸟语花香醉。反正就是一个“爽”字！这其实是他后来降清的思想基础。

看来，新皇帝还真是想用钱谦益的，但官场似乎就是与牧斋先生过不去。那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准备提拔几个内阁成员，明朝这项制度叫“会推枚卜”。《清史稿》里说，钱谦益担心温体仁、周延儒的“名头”都比自己大，就做了点“跑官要官”之类的动作。结果，他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浙江人温体仁公开跳将出来，翻出天启元年（1621）的老账，指责钱谦益主试浙江时，对那个科场案件不仅负有领导责任，而且还收受了银子。上面说到的“牧翁与浙人水火”，这就是一个著名事件。

可怜屁股还没坐热的钱大才子，非但总理梦没做成，还又被摘了乌纱打发回老家。《清史稿》里一笔带过，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写得详细，而《明季北略》则把时间梳理得很清楚。温体仁真的不是善良之辈，后来事情都过去十年了，到了崇祯十年（1637）正月，已经当了政府总理的温体仁还想把在家赋闲的钱谦益置于死地，他指使一个叫张汉儒的常熟人，“讦谦益贪肆不法”。钱谦益锒铛入狱。幸亏高层有人力挺，才捡条命南归。

P15－19

高墙里的“自由”盛宴

士林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士”的群体，疑似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称“知识人’更为妥帖）。其主要特征是，利用自己受教育的能力和“四民之首”的地位，通过著书立说、交游结社、清议雅集等等传播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在转型期社会，士林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有学者称之为“文化权力”。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专题梳理了“士”的流变，试图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呈现“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但我一直以为，由于历史上士林分化相当严重，有时甚至你死我活，因而造成了阶层群体叙事的复杂性。不过，从价值观、实现路径、主流或非主流呈现形态等方面评估，仍可对士林精神做一个总体概括。

简而言之，“士志于道”可以作为观察士林价值观的基本线索；“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以作为士林实现路径的标签；“求售”（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可看作士林的主流呈现形态，而“狂”则是非主流，却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次次上演精彩大戏。

通过叙述“士”的流变来梳理上述线索，无疑是一个讨巧的方法。

学界基本认同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士”作为阶层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称为“四民之首”，是因为这个阶层属于“民”的范畴。

这是一个诸子百家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时的贵族阶层需要精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即文韬武略。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于是，有一个上承君卿、下接庶民的叫“士”的阶层，从最初只以“侠”为特征的游士，分化为“侠”（武）和“儒”（文）。文的专修礼、乐，武的专修射、御。当然，诸子百家中仍不乏文武兼备的角色，但专门传播“礼、乐”理念的孔子横空出世，并依靠后来的孟子发扬光大。

门客的兴起基本结束了游士时代。士林又出现重大分化，秦汉时，士林形成了今天所说的“士大夫集团”，史称“士族”。一般认为，因为“焚书坑儒”以及汉高祖拿着儒生帽子撒尿的粗鲁行为，’表明这次分化的时间当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尽管儒术从未形成宗教，但它仍然与本土的“道”和外来的“释”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思想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士林的这次分化，形成了这个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仕”和“士”甚至出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格局，并从此使“道统”与“治统”纠缠，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所谓“士志于道”之“道”，是‘（人间的性格”，知识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不管是“仕”或“士”，这时的士林都想以“行道”的方式来掌握文化权力，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秩序。因此仅就价值观而言，利益诉求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

为了建立理想中的“道统”，士林确立了“修齐治平”的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强调“修身”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譬如，“吾日三省吾身”，成为完善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

但是，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震荡以及君王‘人治”的制度设计，常常使“道统”与君王的“治统”发生冲突，尤其在社会转型或秩序混乱时还相当激烈。尽管知识人因代表“道”而受到尊重，但士林与君王的权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正常渠道的“文谏死，武战死”仍无济于事时，士林终于用非主流的表达方式集中呈现出来，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所谓“魏晋风度”是一次高潮。

……

林泉入梦意茫茫，旋起高楼似退藏。

鲁望五湖原有宅，渊明三径未全荒。

枕中巳悟功名幻，壶里谁知日月长。

回首帝京何处是？倚栏惟见暮山苍。

诗意很浅白，“鲁望”是唐朝苏州诗人陆龟蒙的字，拙政园原址是他的家园。文徵明诗的最后两句，可以作为明清士林心态的生动写照：面对高墙，貌似看透功名利禄，却又“回首帝京”，心存魏阙。虽粉墙拱卫，却漏窗透色；虽悠游林下，却出尘居尘；虽被“治统”抛弃，却依然心有不甘。所谓“拙政”“退思”，不过是“狂”的文字游戏罢了c如同“准风月谈”，谈的大抵就是政治。

当然，只要你不时时想着“翻墙”出去，时时想着用“不对称性”的构思来打破“对称性”，那么，高墙里依旧可以田园牧歌、歌舞升平；依旧可以低斟浅唱、耳鬓厮磨；依旧可以镜中日月、壶中天地……这是一场高墙里的“自由”盛宴啊！士林被高墙挡着，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更不可能改造世界，所以他们沉沦了、堕落了，在灯红酒绿中，他们终于随着大明朝一起，消失在浮世的晚风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是为导读。

好了，下面请正式开始本书的阅读。

写作这本小书，缘于几次朋友茶聚。

2010年7月，拙著《大户人家》出版。多位读完书的朋友说，可以把明清名士名姬的交往，看做另一种精神视角来深入解读下去。当时因为读书不多，这部分不过是演绎了一些故事，并借用今贤的研究成果，收录了一份很有趣的图表。

既然朋友们有读兴，我就开始梳理和阅读这方面的史料。这“另一种精神”属于非主流，正史几乎没有，而是湮没在大量“集部”里，即流传下来的个人文集诗集中。这类史料笔记常常被称为“野史”，需要和正史比对并且由多种笔记互证，才能确定它的价值。所谓“经史子集”四兄弟，前面三个都属高端，唯有“小四”充满漫散而自由的气息。我相信，许多历史的真相恰恰就躺在这浩瀚的“集部”中。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先生曾有一句幽默的话：“‘大师’是属‘野生’的。”“野史”也是“野生”的，能否读出“野大师”来，拭目以待。

业余归业余，也同样要有治史的态度和器局，不能当“小说”来编故事。

2012年12月，拙著《士风乍起》出版。我把这阶段的读书成果，冠名为“明清江南士林精神的一种解读”呈现给朋友们。明清社会史专家、苏州大学教授余同元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帮我梳理了“‘士’者何”“‘士风’者何”等基础问题，并建议可以“通过‘士’的演变与分化，既知人论世又知世论人，既宏观思考又微观分析，启迪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研究思路”。一位老专家在读完书中用随笔形式演绎的人物叙事后，特地打电话来建议，用纷繁的人物叙事来解读纷繁的精神世界，不失为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方法。

有朋友们的指点和鼓励，我逐渐确定了写作框架，继续皓首穷“集”，细细爬梳。工余，无数个青灯黄卷的夜晚，我在不断的“历史穿越”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这本小书作为另一本专题研究书稿的部分，在2013年已经大体完成。叙述的二十多位名士名姬，时间跨度从学界认定的明季转折年代万历直到易代，既有名传后世的“江左三大家”“复社四公子”“秦淮四大美人一‘秦淮八艳”，也有名噪一时的士林名宿；既有投笔从戎的仗剑书生，也有回归山林的遗民隐逸。

十年读书，我一直试图创意一种历史叙事的文本，让像我这样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愿意读、喜欢读、读得懂。而且这一文本，基本抛开正史围绕紫禁城里那点“糗事”展开的叙述逻辑，用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视角去“还原”日常生活的场景，让历史的人和事个性鲜活地出现在视野里，而不是一份“员工登记表”。无奈愿望很丰满，下笔很骨感。虽然都是汉字，但文言文和现代文的语感节奏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晚明这帮才子们，文字考究而铺张，名姬在他们笔下演变成明艳的辞藻，有时用白话文哕唆半天，不仅文化品位下跌，而且语感节奏也会变得毫无美感。尤其是网络时代，习惯用智能手机拍照上传的语言功底再也无法转达语文之美。所以，这本小书的引文篇幅不少，有点像我一直不以为然的“高头讲章”的做派了。但我仍想努力继续保持一贯的叙事语言风格。

特别要感谢苏州职业大学蔡斌先生，他认真阅读了书稿，用他的博学，不仅指出了不少让我汗颜的错误，还帮我开列书单，并对写作框架和布局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

感谢复旦校友、苏州档案馆研究馆员沈慧瑛女士为写作提供了不少史料；宜兴日报社社长程伟先生专门查找、复印了《亳里陈氏家乘》有关陈贞慧的资料。感谢许雪根、李嘉球、吴秋华、高琪诸同事阅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高琪还就文学叙述历史的文本风格提出了改进意见。感谢弓玺先生，把《激楚苍凉》编辑成适合网络阅读的文本，在微信公众号“文艺场”上发布。感谢袁雪小姐，帮助我在网上淘购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笔记书籍。

感谢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据说《大户人家》《士风乍起》销得都还不错。期待更多的朋友同样喜欢这本《浮世的晚风》并提出批评。

简雄

2014年冬于苏州小石湖简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