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悖论》的作者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十五年前，文学青年张宏杰将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投入邮筒，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从此，这篇作品开始了漫长的“退稿—投给下一本杂志”的循环，五年之后，才获发表。这是张宏杰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此后的作品，大都保持着此文所确立的纵横捭阖、杂糅各种文体的“合金体写作”特色。

2000年1月，张宏杰出版了第一本书《千年悖论》。本书是《千年悖论》的大幅增补版。除了原有的“合金体”散文，如写曾国藩、慈禧、袁世凯、朱元璋等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文字之外，张宏杰还敞开心扉，回顾了自己的投稿生涯以及不同阶段的生命体悟，畅叙对自我、欲望、爱情、记忆等的看法，同时披露了数枚此前从未示人的童年和文学青年时期的照片。

序：当历史扑面而来（莫言）

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无处收留：吴三桂

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运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现在，他只是一个因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

曾国藩：意志力的化身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女人慈禧

她精力充沛，她热爱生命。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

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永载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三年。

科举之路：千年悖论

岁月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去，武则天那卢舍那大佛一般丰满安详的脸庞在历史之幕上逐渐模糊，山河渐渐变得冷落萧条。科举制一点点完善，稳定之后，又一点点地凝固，僵硬。最后，朱元璋出现了。

酷刑：残忍的游戏

科举制度表现出完整、有序、严谨、实用的金属性质的特征，在整个模糊涣漫的背景下显得特别的醒目。

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神女生涯：柳如是与顾眉

明末的秦淮河畔，是道貌岸然的中国历史没有遮好的一处隐私。

定居的成吉思汗

它供奉的，不是成吉思汗的尸体，也不是骨灰，而是弓箭、马鞍和奶筒。

蒙古无边

在草原的静默中，牧人依然在思考草为什么青了又黄了，人为什么生了又死了。

隐士们

隐士们像传说中的翩翩白鹤优雅地盘旋在中国历史的上空。

慕古者说

心中常会涌起一个怪异的冲动：穿上古代的宽大衣袍，骑上一匹马，在大街上缓辔而行，安然地收获满眼的惊诧、好奇和不解。

所谓70年代人

而实际上，毫无疑问，我们还处于青春期末尾，精神上的几何裂变刚刚结束，心理地震余波未尽。

我是谁

“我”的出现，意义不亚于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

记忆力

而记忆力，不过是个收收发发的壮劳力，属于蓝领，任何人都能拥有，出众的记性和发达的肌肉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欲望

所有的午夜叹息，所有的清高孤傲和逃避沉沦啊，所有不结实的花，所有船的残骸啊，你们不是毫无意义的。

时间

虚云说：“如果我该死在你手里，就请便吧！”

在爱情以外

人们小心翼翼地计算之后，再投入，在进展过程中认真衡量仔细观察，随时准备抽身退步，置对方于一脚踏空的境地。

松赞林寺

它是日常的，现在的，是藏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少的东西，就像他们的厨房。

灭蚊记

只有蚊子，是游击战的专家，它惯于单枪匹马，行迹飘忽，取鲜血于狡猾自私的人类如探囊取物，颇有古代侠客遗风。

别管我叫作家

我喜欢落伍。我不喜欢跟着大部队前进。

“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

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出书记（代后记）

无处收留：吴三桂

一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二岁。这是人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二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涌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地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你的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你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天理，否则你的存在不仅毫无价值，甚至不如禽兽。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别无选择地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认同于正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忠臣孝子。P3-5

　　当历史扑面而来　　■莫言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报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这个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袁世凯那样进退失据，或者如吴三桂那样转脸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这本书，如果起个副标题的话，我建议叫做“人性实验观察记录”。“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他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他把个性色彩反差极大的吴三桂、钱谦益、吴梅村一起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们不同的人格结构在共同的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上世纪70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到现在，我已经出了N本书。虽不能说著作等身，但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脚脖子了。

想当初，还处于因为在“纯文学”期刊(也就是韩寒所说的供作家们手淫的角落)上露个脸就兴奋得不行之际，还没有想过要出书。出书，那是多么神圣的事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过我们：“敬惜字纸。”过去是不许撕书擦屁屁的，据说，如果谁那样做了，到了阴间，就要罚他把那页粘了尼尼的纸吃下去……小时候我和人辩论的时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书上说的”，话如果印到了书上，那还能有错吗?能够出书的人，那能是一般人吗?

1 999年我到北京出差，因为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祝勇。他读了我的几篇文章，大惊失色，叹曰：呜呼怪才也!(据祝勇同志回忆，读过我的大作的当天晚上，他夜不能寐。他夸张地说：“他的作品仿佛使我受到棒喝，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的巨大快感。”)遂问我，给你出本书，行不?

能不行吗?狂喜。我把20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长一点的作品都放在这本书里，才勉强凑够一本书的厚度。书的内容也不统一，有历史人物，文化随笔，也有纯文学类的散文。祝勇要在2000年1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把书印出来，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业余时间全部用于选择文章，安排顺序，撰写目录提要……忙得心花怒放。然后就天天盼着见到书。不断地想，今天封面设计该出来了吧?今天该进印刷厂了吧?今天该装订了吧?真恨不得搬到印刷厂车间去住。

不到一个月，书出来了。《千年悖论》。虽然封面做得如同一本业余教材，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元，还是感觉很爽。二十八岁就出了一本书，真是有为青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惊喜：

上小学时，我的作文总是这样结尾：到了2000年，我们将……那时候，2000年仿佛是一个传说中的数字，永远不会到来。不提防在寻找生活位置的忙忙碌碌中，这个神话般的日子翩然降落，真让人一时有点措手不及。正好，在2000年立足未稳之际，我将几年来的散乱文字收成一本薄薄的书，算是对少年时无数空洞许诺的一个交待。

唯一不满意的是，书的封面设计得太失败了：明黄色，书名是红色宋体，腰封是“新生代挑战余秋雨”。封面上印着一把椅子，因为设计者张清先生认为，“论”者，坐着谈论之意也。祝勇的意思也许是想把它弄成一本畅销书，甚至是超级畅销书，期望它最好卖得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还要好。但是苦于他和时事出版社都没有做畅销书的经验，所以就弄成了这样一个怪异封面。

出第一本书的感觉是，出书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出第二本书，才知道出书的艰难。  那是2002年初的时候，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负责人项万和来电话，说他在《天涯》上看到我的几篇文章，想给我出几本书。

注意，是“几本”书!

项万和说，云南人民出版社有着强大的发行能力，吴思的《潜规则》在他们社已经发行到了十八万本。项万和说，我对你的东西充满信心，你写得比吴思好(吴思老师，这是项万和说的，和我无关)。我们准备把你手头的东西收拢收拢，连续推出你几本书，再配以适当的宣传炒作，一定会火!

乖乖，那还等什么?把我所有存货都打包给项老师发过去，并且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签了阶梯式版税的合同。项老师那边开始编稿，校对，商量着请吴思写序。为了证明他们社的实力，项老师还请我在北京和吴思老师一起吃了个饭，饭局上用随便提到的口气通知吴思老师：你的书又加了五万册，版税过几天就付。

这次可真得浮想联翩了。搞不好，我真要成为“知名作家”了。是不是有必要练练签名呢?至于版税，按项万和的推测，是可以买辆车了。买什么车呢?我得开始琢磨了。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可以给那些见面总问我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的人一个准确的答案了：明年年初。大家都说，出了记得给我留一本!

然而，预定出了N本之后，大事不好。先是吴思老师的《潜规则》被点名。接着，项万和老师打来电话，出版社成立了审稿委员会。

又过了一个月，项老师又打来电话：审稿委员会请了一个退休的美编(审稿委员会全部由退休的政治上可靠的老同志组成，至于为什么请美编来审我的稿子，不知)审读我的稿子，从中发现无数条不符合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因此，枪毙!

最让我难过的还不是买不成车了，而是无法向那些等着读我书的朋友交待。不过，想到自己码的字居然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稳定，也感觉自己挺了不起。

那怎么办?辛辛苦苦编出来的稿子，不能就这样废了啊!怎么办?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找来自己平时喜欢读的几本书，查到编辑的名字，在2003年初把打印出来的书稿一份份发出去。也许这些伯乐正愁遇不到千里马呢!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民营出版机构”这么回事，寄出去的都是传统出版社。等了半年，寄出去的五份书稿有四份音讯皆无。只有上海的一个老编辑认真地回了信，称我的作品有一定基础，但尚未达到出版水平。他鼓励我继续努力下去，不要放弃，再写个十年八年，有志者事竟成!

但是我等不及十年八年了。好在想起《千年悖论》出版后，天津百花的副总编谢大光老师曾经向我约过稿子，虽然知道我的东西不太适合百花作为纯散文类文学作品出版，但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奔他了。于是2004年初，在百花出了《另一面：历史入物的另类传记》。但这本书当年成了百花卖得最好的新书之一。几年后，《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后不久，作者当年明月打来电话，说我的这本《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他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这本书激起了他对明史的兴趣。

想当初第一本书出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告诉人我出书了!那口气就好像是一个青蛙到处嚷嚷我生了个大象。自己感觉是天大的事。人家还没开口要，自己已经把书递过去了。很矜持地不愿题字，觉得题字是一种很俗气的行为。要题的话，根据对象的不同，字斟句酌地写上几个，写得最多的是“随便翻翻”……

后来书出得越多，开始感觉到送书的压力了。以前见面是“送哥们一本”，现在不知道从谁开始，开口变成了“给哥们弄一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我给他带一套煎饼果子，其实他的意思是把我自从出书以来的所有作品一样送他一本，有的后面还要加上注：“不是我要，是我的朋友要，他听说你是作家，知道咱哥俩不错，非让我整一套!”那神情就好像进了家，脱了鞋，上了炕，招呼老高婆子：“给我捞俩王八烀上!”或者是进了庄稼院，开口就喊：“二大爷，上园子给我掐两筐黄瓜，我带回去给城里的哥们尝尝鲜!”毕竟是自家地里产的东西，满园子都是。虽然不金贵，但是吃个新鲜，吃个亲切，吃个泥土的芳香，这份感情，怎能拒绝?这是朋友给你长脸，说明人家拿你当盘菜啊!

不过我没法“整一套”。因为我最早出的两本书，不但书店里早就没有了，我家里也没有存货了。

十二年后重出这本增补版《千年悖论》，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如代序中所说，以此作为对自己文学青年生涯的怀念。

还有一个，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后的书发行量比较大。而《千年悖论》和《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的发行量都比较小。到今天，还偶尔有读者问我，《千年悖论》在哪里能买得到。所以，读过我后面作品的读者，也许偶有些兴趣翻翻我以前的东西。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原来《千年悖论》中所有的。从《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中抽取了《女人慈禧》和《1 91 3年前后的袁世凯》，还将《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中莫言的序用于此书。另外，又新增加了《欲望》、《记忆力》、《灭蚊记》、《松赞林寺》、《在爱情以外》等五篇“文学味儿”的散文。

编这本书时，我尽量避免收入《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和《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中用过的篇章，以免重复。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中《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一篇，是文学和历史的典型杂交品，所以用它取代了《回首爱新觉罗们》，收入这本书。另外一个不可避免的重复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用过的《无处收留：吴三桂》，是我“文学青年生涯”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所以再次列为首篇。向读者们表示抱歉，这次仍不能避免几本书之间篇目重复之病。粗粗翻检一下，发现这些旧文中偶有错误。但时间紧张，来不及从头到尾细校一遍，这是另一抱歉处。

最后，借这个机会，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人，比如从未谋面的文能先生，以及我在代序中提到的所有师友。

2011年12月18日

　　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莫言　　回顾这些文字，当然时有青涩味道。可是，也是不可复制的。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奔涌的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