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常任图书管理员拽山德去世后，布朗成为其继任者，同时他还继续兼职林奈学会的工作，但不再为海军部所雇用。布朗定期去班克斯那儿聚会，在那里他结识了其他许多科学家及其赞助人。1811年，他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成为和林奈相关的餐会俱乐部成员。当英法之间宣布和平之后，很多英国科学家前往巴黎与他们的法国同行建立联系并邀请他们访问伦敦，布朗便是这些英国科学家之一。他的国际声誉持续上升。1824年，他前往法国和意大利考察访问，1828（1829）年他在法国和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旅行，走访了许多特别具有植物学研究价值的地方，会见了一些欧洲著名的植物学家。1819年，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职位出现空缺，他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说服布朗去担任。布朗自己倒是有所动心，不过当时班克斯身体状况很差，不愿意失去他的帮助。因此，布朗尊重班克斯的意愿留了下来，直到第二年他的赞助人班克斯去世后，他才得知自己受赠一笔200英镑的财产，条件是照管班克斯遗孀的生活兴趣，他还获得了班克斯宅邸的终身租住权，以及图书馆和标本馆的使用权。布朗自己死后，这些都移交给了大英博物馆，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布朗在1827年就开始准备转移了，条件是让他担任博物馆植物学管理员。所有这一切对布朗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年金没有全部支付。另外一个附加条件是如果他担任其他职务就会失去这一切。当林奈学会将部分财产转租出去，他仅剩下了工作室及其后边居住的卧室了。
1822年，布朗从林奈学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上卸任，然后担任了荣誉秘书。随后他又成为学会主席。当时他51岁，健康状况经常不好，直到生命结束时他还是单身。他的国际声誉仍然持续高涨。在国内，他当选为剑桥哲学学会以及爱丁堡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于牛津举办会议时，牛津大学授予布朗荣誉称号，同时在这个典礼上授予同样荣誉称号的还有道尔顿和法拉第。布朗同时也是欧洲大陆相关的学会会议上的荣誉嘉宾。他游历了欧洲大部分地方，尽管在铁路网络全面建立以前那里的环境非常恶劣。他还当选为巴黎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得到了其他科学院类似的荣誉。在国内，他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颇负名望的科普利奖章，以表彰他在受精和胚胎学方面的工作，同时他还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名誉学位，以及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荣誉市民称号。
这时候，布朗与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开始协商班克斯的植物标本和苏豪广场的图书馆的未来的命运。这次博物馆由于对标本照看不周以及科研人员势单力薄而饱受批评。这也是提议要在伦敦创办一个新的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大学的原因之一，1827年他们问及布朗是否可以接受植物学主席一职。他拒绝了，但是他似乎又在利用这个机会去说服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任命他为植物标本的基层管理员（实质上的看管者），这可以使那些在苏豪广场的标本得以扩增。这个要求最终得以批准，他现在成了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布朗了。1883年，他给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提供证据，指出博物馆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攻击，指控各种类型的不当行为，普遍惰性和效率低下，裙带关系以及对科学的忽视和劣势。他需要找一个助手，还要有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的私人书房，不过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笔用于建设标本馆的资金。他反复提出需要一个标本展厅，最后这个提议获批了。
定居在伦敦时，达尔文时常为了表明一种观点在每个周日的早晨来拜访布朗：“在我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精细的观察及其无可挑剔的准确性。他从来不向我提出植物学上的任何大的科学观点。他的知识无与伦比地丰富，他谨小慎微，从不犯错，很多才学都随着他的逝去而消逝。他以最大程度毫无保留的方式向我倾诉着他的知识，尽管他对一些问题有着莫名其妙的戒备。”布朗当时对化石和古植物学非常感兴趣。我们无从得知他对物种起源的观点，尽管很显然他并不相信物种固定不变。
1827年，布朗通过显微镜观察花粉和其他微粒在水中的自由运动，现在这个运动被称为布朗运动。事实上，这种现象，由于分子之间相互的影响，早在40年前由英格一豪斯（Ingen—Housez）首次报道，然而却淹没在另一个主题的文章之中，不过布朗是第一个彻底研究这个问题的。布朗时常发觉他的发现被其他植物学家所预见。
这一时期的科学家通常会卷入优先权之争：布朗，一个有着高度原则的人，也时常卷入其中。比如，水的化学组成发现便是其中一例。在他以及其他很多人看来，很明显，这是卡文迪什（Cavendish）最先发现的。然而后来巴黎的法国科学院终身秘书阿拉戈并不这么认为，从而开始了长达多年的争执。布朗也是改革皇家学会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只有杰出的科学家通过选举才能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
1828年之后，布朗自己发表的著作比较少，尽管他经常帮助那些准备将研究发表的人。在博物馆，他经常忙于标本的扩充。给予他的用于扩大标本的经费显然是不够的。他通常需要他的受托人提供特殊津贴，这有时能够成功，有时则行不通，因此一些重要的标本运送到了其他地方。他的建议也非常有影响力，当需要作出植物学方面人选的任命时，其建议通常是决定性的。尽管他还没有从博物馆的受托人那里获得领取退休金的资格，但他似乎已经拒绝了提供给他的公民养老金。布朗大半生身体健康状况似乎都很差。他确实有着无法摆脱的性格，可能有躁郁症的迹象。1858年6月10日，他在迪恩街17号的家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后葬在肯萨尔绿野公墓中，留下了12000英镑的财产。布朗曾经收集到的标本都被分散到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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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年来，生物学家依旧很难维持生计。通常，他们大多都是从学医开始的，比如汉斯·斯隆爵士、林奈、亨特、布朗、理查德·欧文爵士、达尔文、约瑟夫·胡克、阿加西斯、格雷以及赫胥黎，尽管只有斯隆和亨特短暂地从事过医疗及外科实践。本书里我所记录的人物中，有些则是通过撰写、出版或者绘画植物学书籍得以维生，比如梅里安、奥杜邦、古尔德、华莱士、波特、高尔顿以及卡森。有些人找到了赞助者，比如雷与弗朗西斯·维路格比爵士，而林奈和阿加西斯都非常擅长寻找赞助人。只有汉斯·斯隆爵士、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布丰伯爵、威廉·胡克、洪堡、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以及昭和天皇完全不需要为生计发愁。
头衔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有所差异，当然美国是没有的。在法国，拉马克继承了骑士的头衔，而布丰荣升伯爵，居维叶成为男爵，则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法国贵族之列。在英国，斯隆和班克斯都是准男爵，这是因为他们都担任过皇家学会的主席。准男爵的身份在维多利亚时代依然存在，但是很少会授予科学家：欧文、胡克父子、高尔顿和费希尔都获得了爵士身份，而费尔获得了女性中与之等同的身份。英国的其他荣誉勋位就是枢密院成员，这授予了班克斯和赫胥黎；小胡克和华莱士均获功绩勋章的殊荣。在普鲁士，洪堡继承了“冯”（von）的尊称，而法国的雷奥米尔继承了“德”（de）的尊称，在瑞典，林奈则是凭借自己的科学贡献获得了“冯”的荣耀。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头衔并没有太多价值，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识。
然而，作为社会阶层来源的更好标志或许就是这些传主父亲的职业，这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更为密切。梅里安的父亲、威廉·胡克爵士的父亲、理查德·欧文爵士的父亲、奥杜邦的父亲、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的父亲、罗纳德·费希尔爵士的父亲、卡森的父亲以及克里克的父亲均在从商。达尔文的父亲、霍尔丹的父亲以及麦克林托克的父亲都是医生。汉斯·斯隆爵士的父亲、列奥米尔的父亲、布丰伯爵的父亲以及华莱士的父亲据传都是律师。洪堡的父亲、居维叶的父亲、若弗鲁瓦的父亲和费尔的父亲都是退伍老兵。林奈、布朗和阿加西斯都是牧师的儿子。斯普鲁斯、赫胥黎、金赛和廷伯亨都是教师的儿子。亨特和孟德尔的父亲都是农民。雷、列文虎克和古尔德都是工人的儿子。汉密尔顿是工程师的儿子。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是庄园主的儿子。而只有约瑟夫·胡克的父亲是生物学家。尽管有人持怀疑态度，但在一些实例中，我们可以确定，母亲的角色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可惜相关资料相对匮乏。几乎所有的传主都经历过婚姻，当然例外的有洪堡、斯普鲁斯、孟德尔、费尔、麦克林托克以及卡森。而其中，列文虎克、拉马克、阿加西斯、霍尔丹和克里克都有两次以上的婚姻。只有格雷和霍尔丹的婚姻没有孩子。
在英国，幸亏有诸如汉斯·斯隆爵士这般有影响力的人物，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才能在18世纪中期成为引领时尚的潮流，成为有闲阶层女性的高贵优雅的技能，巴伯（Lynn Barber，1980）恰如其分地将这段时间称为博物学的鼎盛时代。当时有关博物学的著作的销路相当好，无论是基础入门的还是高级深入的，比如怀特的《塞尔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这些著作大多由女性撰写，包括雅克松（Maria Jacson，1755—1839）和伊博森（Agnes Ibbetson，1752—1832）。施泰尔（Ann Shteir，1996）曾记录了一些该类作者的背景，她也提及这一时期国内外几位从事植物插画和植物采集的女性。
同样在欧洲大陆，女性并不受主流科学界的欢迎，科学界仅是针对男性的，仅有极少数例外，比如出身名门的法国解剖学家安科维尔（Marie Thiroux d'Anconville，1720—1805）。直到19世纪末，女性一直是被拒绝接受高等教育的。然而当官方壁垒消除之后，这种偏见依然存在，在大学教员和科研机构中尤为明显。19世纪末之前，在生物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几乎没有向女性开放的可以谋生的职业。
真菌学家史密斯（Annie Lorraine Smith，1854—1937），专攻地衣学，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图书管理员，于1905年当选为第一位林奈学会的女性会员。而第一位在生物学领域取得学术地位的女性是古植物学家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1880—1958），她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植物学和地质学两个领域取得双重荣誉，又继续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植物学讲师。然而，她更为人所知的是她是一名性教育者和人口控制的提倡者，而非生物学家。从那时开始，有很多出色的女性生理学家逐渐崭露头角，比如细胞学家奥纳·费尔女爵士，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她在斯特兰奇韦斯研究医院主导着她的研究领域，并在那里担任了40多年的主任。与她几乎同时代的有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而美国生态学家卡森则以写作闻名于世。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改善着。今天在英国授予的学位中，女性已经获得了超过半数的生物学学位，包括初级学位和研究生水平的学位，有很多女性继续在生命科学领域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由于其中有几位传主具有艺术家的特征，我将对生物学绘画略作评论，以此作为这篇后记的尾声。当然，我们首先必须对将博物学作为第二兴趣的艺术家与在制作动植物插图上技艺精湛的艺术型博物学家进行区分。在古尔德手下工作过的德国人沃尔夫，就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动物插画家。尽管鱼类和昆虫类不容忽视，但是鸟类始终都是最受欢迎的主题。对于一些插画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动物过分拟人化的倾向。奥杜邦和利尔笔下的鸟都具有人的一些特征，这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威克在《大英鸟类》中用超高的技艺描绘了自然栖息地中的鸟类，就如同它们仍然生活着一样。
很显然，画活体植物要比活体动物更为容易，而且植物标本也比动物标本更容易获取。尽管梅里安是一位植物插画家，不过她也绘制了一些以植物为食的毛虫，还有一些蜘蛛。特别是，花卉的绘画在雷杜德的笔下表现得极为完美，他关于玫瑰的华丽之作很受鉴赏家的追捧，而他对百合的绘制，更是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然而，正是鲍尔兄弟——弗朗茨和费迪南德，他们将绘画的艺术标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始终无人能够企及。我们所回顾的大鲍尔，正是在“调查者号”探险过程中班克斯所选中的那位画家。
艺术家笔下的动物绘画作品有着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我们有一幅13世纪奥内库尔（Villard de Honnecourt）所绘制的狮子和豪猪画作，他标明它们是来源于生活的写生画，然而狮子看起来更像是从中世纪的动物寓言中而来。关于巨鲸冲上海岸的雕塑，据说是真实地源于自然，但是巨鲸还有耳朵。植物和动物通常都顺带出现在主要表现其他事物的画面里，很少单独作为绘画的主题。当丢勒完成了他流芳百世的木刻版画犀牛时，他依靠的主要是二手材料，因此他使用了想象，后来艺术家都在他的基础上对其重现。尽管丢勒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写实的，但他在犀牛的肩部刻画了一个很小的副角，因此出现了双角犀牛，这个想象的角与真实的角在大小上类似。人体解剖受到了特别关注，因此医学书籍中精确的插图以及对艺术家的训练就非常重要。即使是达·芬奇，也在他的解剖学画作中犯过一些错误，比如他展示出了盖伦希望表现的人体的心脏特征，而事实上这并不存在。有几位绘画大师在马的绘画中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在马的下眼睑上画了睫毛，这本是属于人眼的特征而不是马。绘画里经常出现正在奔驰的马，但是马蹄下落到地面的顺序通常是错误的，一直到有了摄影技术，才展示出其真实情况。在18世纪，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1742—1806）多年在偏远的林肯郡农场对马匹的尸体进行研究后，才将马的解剖学认识达到了极致。
本书适用于想要对过去400年中诞生的那些出类拔萃的生物学家的人生故事予以初步了解，但并不打算刨根究底的读者。生物学是一门多分支的学科，我在定义生物学家这一概念时非常宽泛。我从17世纪开始写起，终止于21世纪，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不包括尚在人世的科学家。本书共有9个章节，每个章节有4或5个主题，共记载了38位人物。本书主要着力于展现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而在其科学成就的繁枝细节上着墨较少。这些小传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排列，从而在依次阅读时，人们能从中感受到生物学这门学科在以某种方式发展着。要从众多的科学家中选择出有限的个体并非易事，不过我主要从已有完整传记的科学家中予以选择。选择的重点在于多样化，而绝对不是列出过去4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生物学家名录。我所选择的这些科学家来自10个不同国家。他们中有些人，通过自己的研究或学识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而另一些人发现了生物学引人入胜的一面，并带着纯粹的愉悦从事研究。
继过去两部成功的著作——《数学巨匠》和《物理学巨匠》之后，约安·詹姆斯教授现在又为过去400年中的38位出类拔萃的生物学家书写了传略。其重点在于强调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而非科学成就的繁枝细节，然而当依次阅读这些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人物传略时，你将会从中感受到，过去这些年中生物学在以某种方式发展着。《生物学巨匠：从雷到汉密尔顿》将会把科学与生物学的细节降低到最低限度，使得任何对生物学感兴趣的读者，能够紧随这一简洁的方式领略到该学科的现代发展。
约安·詹姆斯编著的《生物学巨匠：从雷到汉密尔顿》适用于想要对过去400年中诞生的那些出类拔萃的生物学家的人生故事予以初步了解，但并不打算刨根究底的读者。共记载了38位人物，主要着力于展现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而在其科学成就的繁枝细节上着墨较少。这些小传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排列，从而在依次阅读时，人们能从中感受到生物学这门学科在以某种方式发展着。
本书里所记录的人物中，有些则是通过撰写、出版或者绘画植物学书籍得以维生，比如梅里安、奥杜邦、古尔德、华莱士、波特、高尔顿以及卡森。有些人找到了赞助者，比如雷与弗朗西斯·维路格比爵士，而林奈和阿加西斯都非常擅长寻找赞助人。只有汉斯·斯隆爵士、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布丰伯爵、威廉·胡克、洪堡、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以及昭和天皇完全不需要为生计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