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芝、张从、奚学瑶、丁广举主编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为《告别未名湖》的续编。它收录了来自北大老五届的七十余篇文章，讲述了他们离开学校后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的人生轨迹。全书编排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真切地展示了北大历史中这一可歌可泣的时期，对宣传核心价值观和鼓励青年励志很有意义。

全国五十多万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英才，但是却曾被看成“文革”前的末代“臭老九”。他们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有切肤之痛。

孙兰芝、张从、奚学瑶、丁广举主编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接续《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以北大老五届毕业离校后的经历为主题，以离校后前十年的境况为重点，真实记录了“文革”期间他们被发配到边疆、农村、农场、工矿接受“再教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心灵煎熬的种种经历，书写了莘莘学子在苦难中以奋斗为主调的色彩斑斓的历史，可谓是：“跌宕起伏人生路，含泪泣血报国篇”。期望以此铭记老五届这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期望能在读者心中树立起反思“文革”的纪念碑。

序 必须牢记的历史 高放

第一辑 边塞风霜

 严冬过去是春天 郭娜嘉

 从达坂城到克孜勒苏 乔彬

 遥远而又真实的地方 吴喜之

 山高水寒忆当年 鲁仁

 三进云南 丁向阳

 北大，我一生的加油站 陈龙山

 康巴藏区十三年 郑辉

 情忆海西 张振昶

第二辑 乡村岁月

 忆滹沱河畔“再教育” 徐志仁

 遥望星空的岁月 李耀纶

 边邑沉浮二十秋 王维阁

 乡村岁月 陶令煌

 杨庙插队记 郑振卿

 故园四十二年前 牛辉林

 商洛山中 吴乃龙

 盘锦纪事 于清河

 辽北岁月 马子富

 迁西旧事 杨若明

 黔岭轶事 侯碧辉

 难忘司马故里情 温标

第三辑 厂矿纪事

 走进大巴山 祝家麟

 忙忙碌碌心自安 佟天池

 辽阳十年 谢定国

 在草原钢城——包头的岁月 黄介山

 逝去的年华 礼庆贵

 我的检测足迹 李佳林

 那么远 那么近 武思敏

 别了，北京大学！ 刘向晴

 离别未名湖之梦 杜庆河

 亲历湖北十年办煤 吴根耀

第四辑 军垦忆往

 相煎何太急 李文华

 阳光总在风雨后 林圣路

 未名湖 未明乎 吴敬倚

 飞雪伴我入洞庭 刘裕生

 军马场里新伙夫 许智范

 愧对母亲 未愧对母校 张玉良

 军垦往事 刘宗德

 井冈山下北大连 王明美

 军垦二度，似水流年 梅斌

 腊山农场的那些日子 甘英

 与往事干杯 王芸苏

 从军垦到军旅 宋光阳

第五辑 杏坛耕耘

 罗甸十四年 吴郁英

 鸿雪诗纪 孙丕任

 “芙蓉镇”的国文教员 吕仲林

 告别北大后的二三事 郑庆林

 教坛耕耘琐记 郑斯宁

 未名湖水，在山沟里扬波 姜国廷

 天涯何处无芳草 王春庭

第六辑 流年履踪

 未名湖水映丹笔 刘广明

 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 李习彬

 跌宕起伏的考古人生 欧潭生

 未名之路 徐印州

 永远留在辽北大地上的一段“情缘” 王绵厚

 独行特立写人生 姚成玉

 岁月留痕 罗贤佑

 不能忘却，那些年 朱听如

 我的投笔从戎生涯 毛子成

 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 赵世超

 乡村货郎创业记 王干梅

第七辑 碎影散记

 我特殊的待分配经历 李国治

 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片断回忆 胡德平

 留学散记 董正筑

 鹭岛未名情 邱曙熙

 往事三记 何开四

 走访教育部信访室 胡戟

 留校北大经历的“斗、批、改” 赵章元

 在中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工作的几个片段 杨闯

 印尼军舰上的五天五夜 滕宗元

 劫后劫 肖必凡

 心灵的洗礼 王智钧

 终生的愧疚 夏清和

第八辑 师友情深

 师长风范 终生楷模 阮祖望

 未名湖，我心中永远的痛 唐逸民

 北大的仁爱护佑了我 廖光玲

 历历往事寸草心 陶富源

 檄文永在 风范长存 李平安

 与彭守义相处的日子 胡昌贵

 缅怀彭守义同学 俎栋林

 追寻彭守义事迹和遗属的经过 侯碧辉

附 读《告别未名湖》感赋 王智钧等

跋 一代风华家国情 丁广举 孙兰芝

相煎何太急

李文华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早已过“耳顺”之年的我，只要一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是“咚、咚”两声，马上就心里一颤，条件反射般地等排长的那声令人冰凉的“集合”。

排长故意把声音压得低沉、略带嘶哑，从黑古隆冬的门口传过来。一想起这个场面，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总压在心头。这声音响过之后，无论多么困乏，多么腰酸腿疼，都要一骨碌爬起来，摸着黑穿好衣服，再把被子打成方方正正的背包，背在双肩上，跑出去集合。所有这些动作都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开始是五分钟，后来逐渐缩短，所以我们也就越发紧张，越发手忙脚乱，也越发容易出错。超过了他限定的时间，要挨熊；不符合要求要挨熊。比如说，他看着谁打的背包不顺眼，就把谁拉出队列，让你跑。什么时候背包跑散了，什么时候停下，再听他挖苦，一套一套的东北人损人的话骂得你抬不起头来。我天生是个慢性子，手脚不麻利，从小学到大学，体育考试没及格过。所以，每次紧急集合差不多都是不合格，丢三落四。那时候最害怕的便是这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简直到了有点神经质的地步。有时侯，夜里一觉醒来，又没有表，惟恐排长来个突然袭击，能瞪着眼到天明。紧急集合中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有一次慌乱中竟然把《毛主席语录》忘了带了！这可是个严重错误，是一个想怎么上纲就怎么上纲的政治错误！我连着写了三份检查都不过关，最后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两手朝前一并说：排长，你叫人给我带上手铐，把我送去劳改吧！没想到，排长朝我翻了翻白眼，反倒没脾气了，一扭头，走了！

那还是1968年底的一个冷风刺骨的冬日，我们名义上是大学毕业了，但必须要先到农场去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们来自全国十几所大学的同学乘火车来辽宁盘锦垦区的解放军农场锻炼，是排长到营口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排长三十来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略带有书卷气的面部表情里透着一种亲切感。再加上一身可体的军装，按我们那时的认识，真是好一个英俊小生，按今天的标准，也能算一个顶呱呱的“帅哥”。当时我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排长象个书生，要是摊上这么个排长，惺惺相惜，待我们肯定差不了。果然，天遂人愿，我被分到了五班，隶属于二排，二排长就是他！

等我们安顿下来，聆听排长的第一次训话，使我一颗热乎乎的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里。排长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谁要是宣布自己是个“大老粗”，那么，谁是“革命派”的社会地位就确定了。紧跟着的一番话就更离谱了：你们就是“梁效”文章中所说的“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的一伙人。北京管不了你们啦，到这里来，我就是要把你们拉上来的，何去何从，道路由你们自己选择！我们可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被毛主席“钦封”为革命小将的革命派呀！当时有人出来反对，没想到排长一翻白眼，不屑一顾地宣布：散会！把大家闹了个“窝脖”。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教育”之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劳动锻练。其实，农场所有的农活我们大多干过。比如“清淤”，就是把水渠中头一年沉淀下的泥沙在新的河水到来之前清除掉。不过，在东北干这件活的时间还是冻死狗的大冬天，就非一般人理解的清理淤泥了。我们站在敞篷的大卡车上，来到几十里外的干渠上。排长拿起一把12磅的大锤，就像放炮开山前打炮眼似的，做起了示范。原来是湿湿的河底，冬天一冻，比石头还硬，一锤下去，钢钎头上也就是一个白点。排长打了四五锤，把锤一扔，问我们：怎么样，学会了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也不想想，这是一帮什么智商的人物，还用得着你教吗？于是，我们就两人一组，把棉衣一脱，开干。我们原以为排长能身先士卒，和我们一起抡大锤，即使不抡大锤，扶扶钎子也顶个人用啊！没想到排长这边走走，那边看看，不时地纠正一下谁的姿势，还不时地在我们耳边一套一套地说教：同学们啊，你们清的不是一般的淤泥啊，这就是这么些年你们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留在你们脑子里的污垢啊！同学们啊，毛主席说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淤泥难清不难清啊？难，思想改造也和这清淤一样！说得我们浑身起腻。没办法，大家就用“嗨呦、嗨呦”的号子声压过他那没味的念经。晚上下班了，排长往卡车驾驶室里一钻，而我们一个个浑身汗湿透了的苦力，在车斗里迎着寒风发抖！

吃过晚饭，我们浑身累散了架，恨不能马上上炕睡觉，这时候，排长来精神了，把我们组织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学“毛选”。看来，他也没什么计划，而是抓着哪篇学哪篇。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夜间紧急集合，不过是排长为了加快我们从思想上贴近工农兵的步伐而给我们搞的“加餐”。我们背地里都叫排长“虐待狂”。可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只能是背后议论议论，敢怒而不敢言。

整个“锻炼”期间，白天我们干活，排长溜溜达达在旁边用毛主席语录给我们“加油”。晚上他再组织我们“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再教育”模式。其实，干活累点我们不怕。你在那里累得要命，你身边老有一个人在车轱辘话絮叨，你腻不腻？

更烦人的还是他那些折腾了我们，自己也没落得了好的花花点子。

春天的脚步慢慢地走近了荒凉的盘锦垦区，大地开始变松软了，千里冰封的辽河解冻了，我们的清淤工作也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的主要农活是“泡地排碱”和平整秧田，准备育秧。垦区位于辽河入海口处的冲积平原上，这里原来就是一片海滩，即使上面沉积了一层淤泥，由于蒸发和毛细的作用，盐碱还是向上“走”。所以，即使是种了几年的“熟地”，春天来了，拖拉机耕地之前，看上去仍然是一片片白花花的像癞痢头。所谓排碱，就是拖拉机耕过之后，将水放进去。灌满一块地之后，拖拉机拉一盘耙，在水田里来回搅动，使盐碱溶于水中。等沉淀之后，把盐碱水放掉，再重复上面的过程。一年之春，一块地至少要排两次碱。所以，为了赶农时，各个连队都争水。我们排分成了两组，我们班负责平整秧田，另外两个班负责打田埂，准备放水排碱。排长为了表现我们排的同志干劲足，从来都是天黑很久才收工。有一天，我们班听到排长收工的喊声时，还有一畦秧田没弄完，因为明天要到更远的一块地去整秧田，班长就说，紧紧手，弄完再回去吧。等我们回到宿舍，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通往两旁卧室的过道上堆了一大垛湿漉漉的棉衣，像是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还不时地往两边的泥巴地面上淌泥汤子。过道两边的大通炕上睡满了另外两个班的同学，一个个地在被窝里哼哼唧唧地发抖。排长倒是没躺下，出来进去地找炊事班给烧姜汤。见了我们，还一个劲地说：了不起，了不起，精神可嘉。我们也赶紧帮着把姜汤一碗碗地递到另外两个班躺着的同学手里。

后来我们才知道，另外两个班的同学收工回来的路上，排长走在前面，突然，排长看见引水到我们农场的支渠漏水了，水呼呼地灌到了属于我们连队的地里。这时候，只见排长振臂高呼：同志们啊，赶紧堵水啊。知道吗，水就是粮食，粮食就是生命，就是红色政权啊！开始，大家还是拿锹铲土。支渠有两米多宽，冲开的口子也越来越大，一锹锹的土下去，根本不见踪影。这时，只听得排长一声令下：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这里就是黄继光堵的枪眼，跳下去！大家是接受“再教育”来的，明知道刚化冻的辽河水肯定很凉，只要有一个跳下去了，别人也就不甘落后。于是，二十个小伙子，跳下去了一多半，没跳的就在上面铲土，好不容易才把口子堵上。

P228－230

必须牢记的历史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

高放

一、我答应为本书作序的经过和设想

我一生与北京大学很有缘分，说起来是三段机缘：首先，我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我于1946年从家乡福州到上海，考入北大，在校一年多，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这是我成为共青团员的起点。1948年初，我险奔解放区。从195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其次，1973—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我转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执教，1978年秋后人大复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学。1997年我70岁时，人民大学令我离休。这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却给我发出“讲座教授”聘书，请我到北大给博士生讲课。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北大校党委宣传部约我撰写纪念文章。我以《我与北大三段情缘》为题，追述了我对母校北大的感激之情。

去年9月3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来看我，送给我《告别未名湖》——他们参与编辑的北大老五届校友们的自述文集。我很高兴，很感兴趣，感到特别亲切。我看了书中多篇很感人的文章和钱理群教授写得很好的长序——《不可遗忘的历史》。今年3月2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又来看我，告知他们正在牵头编辑《告别未名湖》第2集，并请我作序。自1983年起我为他人论著作序，迄今已写过30多篇。现在，我已年至耄耋，精力不济，力不从心，难以承担，但我还是答应了。

孙兰芝同志称她是我的“编外学生”。这其中有一段故事。茫茫人海，奔流不息，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总有些特别的机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了，197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79年孙兰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是这个专业的指导教师。当年这个专业共录取8人，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的；其中李景治就是北大国政系1963级学生。他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执教，后来破格提升为教授和博导，2000年后还担任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我们1979年录取的研究生中，只有孙兰芝一个女生。这批研究生多是老五届，一般都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考虑她有家庭和孩子，许多事情需要提前安排，我特地给她写了信，让她早做入学准备。原来她在辽宁一个县委党校工作，终因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加上她刚刚调到省教育学院工作，学院主要领导也不甚同意放行，她就放弃了这次读研究生的机会。她曾在《生命的远行》一书中以“未遂研究生”为题，写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表达了她的遗憾。她说：“没有做成高放老师的学生，实为终生遗憾。”她虽然没有念成研究生，但是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学，以期弥补。1983年暑假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青岛举办讲习班，约我去讲课，孙兰芝参加学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勤于思考，学习期间敢于提出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有关会议，她经常参加。1987年他们夫妇调到北京(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就更多了，我写的书送给他们，他们写的书也送给我，互相交流，彼此受益。

去年，我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主编《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我约他们夫妇参加，他们写了两个人物：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他们又诚意邀我为《告别未名湖2》作序。他们这么支持我负责主编的丛书，我们之间又有多年交往的情谊，我也就难以推辞了。今年3月18日，他们组织参与《告别未名湖2》的一些北大校友在大兴天兆食府聚会，请我出席，我亲身感受到了大家对出版这部文集的热情和期待。我在会上也谈了我与北大的三段情缘和愿意尽量写好序言的情愫。我在会上还说明我将要写出的序言定名为《必须牢记的历史》，这将可以与钱理群教授写的《不可遗忘的历史》相呼应。我希望并深信这本书和我写的序言一定能散发出正能量，激励人们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左”的错误。聚会后，几位同志送我回家，几天后我收到与会者王智钧同志(曾任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写的五首诗。这些诗抒发了他反思历史的感悟，也表达了对我的情意和期待。其中两首如下：

困惑

困惑人生路，迷茫时代中。

痴心跟领袖，骄子做农工。

理想成虚梦，雄鹰入雀笼。

春来清“左”毒，岁月转头空。

高放先生为《告别未名湖2》题序  历史须牢记，大师修道深。

忘年交友谊，清“左”遇知音。

五届未名忆，三缘博雅心。

序文能量正，米寿杜康斟。

我愿意为本书写序，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老五届大学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值得一书。他们一般是从1949年至1953年上小学，随后上中学，1960年至1965年考上大学的优秀青年，接受了12年完整、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至于大学教育，在那个“运动”多发的年代，能在大学安静地读上两三年书就不易了。在他们之前的大学生，又有谁在课堂上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呢？这代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执政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们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和一部分干部子弟(那时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好的是很难上大学的)，几乎是国家提供全部经费培养了他们。他们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报效之情。但同时，后来愈演愈烈的“左”的流毒也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激情似火，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由于引导不当，“文革”之初，他们和中小学生一起被当成“点火”工具，使“文革”凶焰迅速烧向全国。应该说，这代大学生大多数本来已经从书本等渠道接触到关于民主、科学的价值和其他多方面的人类文明的知识，他们已经或正在学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世界。事实上，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除极少数人之外，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清醒，继而反思：为什么“文革”中一方面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顶峰论”？为什么一边高喊为民、为公，另一边却大搞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封妻荫子？有的大学生当时就对“文革”采取了批判态度，因此而被批判、被整肃，甚至惨遭迫害。“文革”对于国家、民族、百姓来说，都是～场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在动乱之中，无安定可言，甚至被挑动相互斗争。对于发动“文革”的执政者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它打乱了正常的国家秩序，使大批无辜党员、各级干部受到冲击，甚至摧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专制特权的弊端，暴露出腐败的真相。对于一度被宠为“小将”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仅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离开学校、城市，下放社会底层；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农村、军垦农场、边疆和厂矿后，也从社会底层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对工农大众的疾苦、思想和愿望有了真切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这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51岁)。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以燃烧的激情和沸腾的思想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1979年教育部责成我主持编写供全日制文科院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这一年人大举办五四运动60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我提交了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个人迷信，从斯大林起大搞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深重危害，分析了个人崇拜(当时还使用“个人迷信”的译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根源，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震动。全文发表于《世界历史》同年第4期，并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0期。1980年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我进而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的报告，指出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种，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这两篇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论文，在社会上大有影响，使我于1981年以副教授身份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国际共运史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博导是由各重点大学从教授中遴选最优者报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人民大学由于1978年才复校，校内尚未评出教授，1983年我才由国家教委批转为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开设过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多门新课，主编过多部教材和辞典，出版过10部专著，被全国34所党政军民院校聘请为兼职教授、讲座教授，到港台地区、美国、澳大利亚等处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遇到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未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首先在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胜利，而在俄、中等东欧、东亚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少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富有封建专制主义遗产。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理应是着重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善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将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又拒不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更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自己培植了高薪官僚特权集团，终于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急路线、极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等“左”病之源，“左”祸之根，“左”毒之基。改革开放促使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看来只有着力清除根深蒂固的“左”，又切实防止倒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右，全面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自1997年70岁离休以来，依然活跃在北大等多所高校讲坛和多家文坛上，不断呼吁推进改革开放。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延聘我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又培养出5名，目前还继续指导3名在校生。唐朝李商隐的名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指引我为社会主义教研工作鞠躬尽瘁，奋斗到底。

我比北大老五届学子约年长20岁，当今属于“老一代”。如果说老五届学子是“五子”变幻的五彩人生，我则是“七子”变幻的七彩人生。我在“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之外，又多了“靶子”和“黑子”。1957年反右和“文革”初期我险些作为“靶子”被击毙，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人视为“黑子”。我想：即便是太阳上的黑子，人们也是无法把它除掉的。实际上，我是极其微小的质子，虽然难以为太阳增辉，但是绝不会为太阳添黑。现在我和北大老五届学子一样，都已经成为“赤子”。我竭诚希望大家不要仅满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奉献社会，活出精彩人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普通个人也能在历史上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滴水成川，就暗含这个哲理。无数个人的绵力，也会形成历史的巨大合力。愿与大家共勉之。谨此为序。

序末我愿赋七言律诗一首，为北大老五届学子平生纪实写照。

青春惊喜耀金榜，矢志兴邦拜杏坛。

博雅塔边聆教诲，未名湖畔理疑团。

腥风血雨从天降，剑影刀光遍地寒。  五彩人生堪细绘，根除“左”祸万民安。

2014年6月4日初稿

6月11日修订

一代风华家国情

丁广举孙兰芝

2013年8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该书由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院士题写书名，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老师作序。钱老师在序文中说，《告别未名湖》一书记录了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包括“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老五届”，泛指“文革”前考入高校、“文革”开始时（1966年6月）还在校的大学生（即应于1966—1970年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因当时北大理科实行6年学制，文科实行5年学制（个别专业除外），故北大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年入学、文科1961—1965年入学的本科生和“文革”开始时还没有毕业的研究生。这些当年的学子，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这是一段“左”的路线统领、知识分子横遭厄运的年代。可以说：北大老五届是共和国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优秀可爱、意气风发的青年！然而，他们在“文革”时期严重受到极“左”思想路线的愚弄和作践；“毕业”离校后，绝大多数运交华盖，沉入社会底层，历经各种磨难，时势沉浮，不懈努力，奋斗有成。北大人崇尚科学、民主，酷爱自由、平等，常被局外人误认为是游民浪子。恰恰是，北大人心中怀着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愈是时势板荡，愈能显示出这种忠心赤忱。可以说，世上鲜见一所大学，能像北大一样，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命运如此安危相系，休戚与共！运蹇时乖的北大老五届学子，虽然历尽困厄，但对国家与民族的爱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坚守中奋发，在顺势中努力，与时代同步，做出了这一代北大人的贡献！

《告别未名湖》问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北大校友们的热切关注，认为“这是做了一件非常有社会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事情”，填补了我国反映老五届知识分子生活的一段历史空白。老五届之前的“右派文学”，特别是“知青文学”，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各种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层出叠见，目不暇接；但缺少反映50多万老五届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极少看到老五届的形象，甚至连“老五届”这个词都难于见到。《告别未名湖》则以纪实并抒情的散文体式，书写出这一群体经历的诸种磨难、精神坚守和顽强抗争，从而树立起老五届知识分子群体的鲜明彤象！

众多报刊和网络媒体转载了钱老师所写的序和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北大校友会不仅在校友网上刊登了书讯，而且在《北大人》杂志上作为“特别推荐”介绍了本书，并特别指出：“在近年出版的众多与北大相关的优秀文集中，之所以‘特别推荐’这本书，不仅因为在北大历史研究以及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史研究中，‘老五届’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不仅因为对‘老五届’所遭遇的苦难历程的回顾对于今天‘红潮’涌动的社会现实有特别深刻的警示意义，还因为渗透于书中的对生命、自然和知识的热爱，以及基层人民所怀有的对他人朴素的温情和关爱，具有穿透时间的永恒价值。”多位校友阅读该书后感慨不已，奋笔赋诗，以抒情怀。校友们普遍认为：应该把我们的经历、磨炼和思考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责无旁贷！

根据一些校友和朋友的建议，原编委会的几位校友商定：立即组织编辑《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并迅即于2013年10月18日发出《征文启事》。徐志仁校友（经济系1962级学生，北大山西校友会前会长）主持的山西北大校友会会刊《山西北大人》2013年第3期刊发了该《征文启事》，并全文刊载了钱老师所写的序与奚学瑶、张从两位校友的跋，以及一些校友读《告别未名湖》一书后所赋的部分诗作。

《告别未名湖2》的编辑宗旨与第1集完全一致，以“毕业”离开北大后的经历为主题，以“毕业”后前十年的境况为重点，真实记录“文革”期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农场、工矿接受“再教育”、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到边远乡村教书，经受心灵煎熬的种种经历。此项工作，得到广大校友踊跃而热烈的响应。从《征文启事》发出之日起，到2014年1月31日截稿，仅仅百余天，就收到短信几百则，文稿百余篇。这些文稿书写了以在苦难中奋斗为主调的色彩斑斓的历史，可谓是：跌宕起伏人生路，含泪泣血报国篇。

这些信，这些文，用爱心，用真情，用热血，把你带回一段艰难的岁月，带回美丽的校园，带回师友的身边；那是滴血带泪的诉说，有苦有乐的回忆，激情燃烧的感慨——那些朴实、幽默、真诚、深邃的文字，或让你感动涕零，或让你荡气回肠，或让你唏嘘不已！

这些信，这些文，真诚、华美、不落俗套！文如其人：北大人敏慧、睿智、倔强、刚毅！北大人有境界，即使“处江湖之远”；不忘恩，永远感念母校！今天的社会是有等级的，很多事不公平，抱怨没有用；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态度，即在逆境中坚持，坚持自己最基本的原则，充实自己，不断地学习，一直前行，永不停步！青春不再，情怀不改！

这些文章，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叙述了个人所经历的思想困惑、身心磨难、奋斗历程和事业成就。可以说，这些文章是一曲曲壮歌，足堪告慰母校，告慰师友，告慰平生。少量文章涉及了在“文革”期间自己或他人受到创伤的悲情经历。

说到“文革”，我们深感痛心。“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场噩梦。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建了一个越南战争纪念碑，以追悔其教训和怀念战死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他们有勇气真诚地诉说自己民族的罪恶。而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应当有这个胸襟和勇气。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人们对“文革”还有许多混乱的看法，甚至讳莫如深。

作为一代北大学子，虽然我们均已年届畹晚，但是永远感念未名湖赋予我们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始终珍视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反思与守望的作用，期待“以人为本”的理念带给人民更多的福祉。出版这套书，也是期望能在读者的心中碰撞出火花，从而树立起反思“文革”的纪念碑。

为编辑出版《告别未名湖2》，2013年10月以来，编委会安排六次聚会，先后有二十多位校友出席，谋划、商讨组稿、审稿、编辑、经费筹措等事宜；2014年3月18日聚会，特别约请了为本书作序的高放老师莅临。

著作等身、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国内出版的多部辞书和书刊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学家、国际共运史学家、政治学家、思想家，德高望重的高放先生为本书作序，我们深感荣幸。高放先生1927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6—1948年是北大学生；1973—1978年是北大教师；1990年以后，受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因缘际会，高老师与北大学子可谓师生缘深，是我们的师长。87岁的高老师能为本书作序，我们倍感亲切和欣慰。在此，衷心感谢和祝福高老师！

在此，我们也衷心感谢九州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等人士的热情支持。《告别未名湖》1、2集的编辑、发行工作具有连续性，这里要特别感谢汪惠民、郭俊杰校友和清华大学校友、现清华艺友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世盐先生给予的有力资助；感谢同侪同舟同命的清华大学老五届校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对关心、支持该书出版的各地北大校友会、所有校友及社会人士深表谢忱。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此，我们心情沉重地报告：为《告别未名湖》第1集撰文的刘蓓蓓、马洪路、王玉珍和为本集供稿的牛辉林等4位校友在2叭3年先后谢世。他们的德才和为人处事诸多方面都令人敬佩；他们悲天悯人，努力工作，成绩斐然，值得赞赏！广袤神州，茫茫人海，我们有缘共享过燕园一片天！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

北大“老五届”是近万人的群体，如今分散在海内外各地，有大量值得书写的人和事，一部文集不可能囊括以尽。在《告别未名湖》第1集的跋中已说到：作者来自北大当年18个系中的15个，由于信息所限，许多同学未能知晓并参与此项活动，难免有遗珠之憾。这次收文覆盖了当年全校所有18个系，所有的年级，不仅限于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

全书编入80篇文稿和多首古体诗，分为“边塞风霜、乡村岁月、厂矿纪事、军垦忆往、杏坛耕耘、流年履踪、碎影散记、师友情深、读《告别未名湖》感赋”等几部分。文稿的排序：大体按文稿的内容，“对号入座”；各部分的文稿，基本从高年级到低年级排序；同一届者，按各系当年的代码先后排序，即01数力系在前；同系同届女生在前；同系同届同性，按姓氏笔画从少到多排列。鉴于一部书的容量有限，对部分赐稿忍痛割爱，诚望见谅。在此，再次衷心感谢各位校友的热情参与、理解和支持！

文集编委会的组成，各系都有代表；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协商安排了主编、副主编和常务编委。

我们的编辑工作，限于水平，定有不当，欢迎读者批评指谬。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