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伊丽所著的《探秘大秦帝国》是一部大型历史文集,是又一部简明的大秦帝国历史科普读物。此书文笔轻松潇洒,推理严谨缜密,对大秦帝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独辟蹊径的另类解读。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人们惯常的历史文化认知的颠覆、纠正和反驳,独特性和原创性即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为著此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大江南北,探寻了所有跟大秦帝国有关的历史古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书以历史为据,深究了大秦帝国文化的源流与发展脉络,阐述了大秦帝国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的精神内涵,以历史典故、精美图片展示了秦文化的独特魅力。
徐伊丽所著的《探秘大秦帝国》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融文学、史学为一体的学术佳作。
作者认为:秦人和匈奴人本同祖;兵马俑既非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也非秦宣太后的陪葬物,而是秦昭襄王布设的疑兵军阵;焚书坑儒,“坑”的并不是真正的儒生,而是欺世盗名、招摇撞骗的方士、术士、江湖骗子;针对宋代苏洵从宏观角度分析得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结论,从微观角度对六国灭亡的原因进行了逐一剖析,指出“六国破灭,各有其弊”……
本书富有论辩性,但并不强加于人;有学术性,但并不故弄玄虚,有通俗性,但并不庸俗媚俗;有形象性,但并不玩弄辞藻……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然而,赢政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反而是在逆境中学会了保护自己,学会了自我强大,并将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处世哲学合理且巧妙地运用到治国方略之中。
一个坏人,可能会在坏的环境中变好;一个好人,也可能在好的环境中变坏。赢政就是在坏的环境中变好的一个。
赢政从小受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他父亲逃回秦国后.他和他母亲的生计都存在问题。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在赵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靠他母亲是教育不出一个杰出的、君王的。当然,他父亲也是个无才之人,所以,他的早期教育可想而知。
赢政回到秦国后肯定恶补过,但是到底能学多少,又学会了多少,都不得而知。单从他为人处世以及广揽群才上看,赢政从书本上学的不是很多,而是从他身边的人身上学了不少。也就是说,他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学我所用。他善于观察,敢于创新,有思想,会运筹帷幄,知错就改,敢作敢当,勇谋皆具备,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简明却又不简单,有着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赢政还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霸主而骄傲,而轻视身边的贤臣良将,从而不思进取。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君王必备的条件。
所以,我们研究秦始皇,以及秦始皇现象,是要全盘来看这个问题,而不要局限在某一个事件和一点上不能拓展。那样,我们的视野就不会开阔,看问题就会有些片面,离真相也就会越来越远。
秦始皇赢政是一个思想超前、很有魄力的皇帝.他的功劳真的盖过了三皇五帝。在他短短的统治时期为后世留下的财富,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接受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也是一个超级暴君。
我却不这样认为。
时过两千余年,中国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统治。不论对错,它都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分。若没有这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境地,我们很难想象。而早期的秦始皇现象,就是典型的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产物。所以,怎么来评论这个人物,都不为过。
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永久地埋藏在了历史的书卷中。现在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我们可以跳出某一个固定的思维,来探讨秦始皇现象,以及秦始皇这个人,我们就不难发现,秦始皇不但不是一个暴君,而且是一个难得的仁君。他之所以被人骂成千古一暴君,其主要原因,一是,统一战争太惨烈;二是,统一以后修建各类工程胡乱征罚徭役;三是,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事件。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三种情况,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有必须的,也有虚构的,但总体上都被夸大了数倍。
我不知道,为什么史书上的秦始皇是一个暴君。历史上,大兴土木的皇帝不是秦始皇一人,汉武帝和隋炀帝跟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秦代的这些国防工程,都是利国利民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好事,算不上是滥用民力和暴政的。
至于说,在统一战争中伤亡惨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始皇帝也不是为了杀人才发动的战争。如果是这样,他就会屠城。但是,历史并没有记载在统一战争中有屠城的现象出现,他只是在赵国沦陷了后。处死了一批他和母亲当年在赵国时期跟他家有仇的人,这跟屠城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笔者走访过秦赵长平之战古战场,长平一战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而当地的群众一说起秦军、秦人,就无比地激动,似乎那场战争刚刚结束,他们的亲人刚刚被秦军处死般的令他们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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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大秦帝国》是一部大型历史文集,是又一部简明的大秦帝国历史科普读物。此书文笔轻松潇洒,推理严谨缜密,对大秦帝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独辟蹊径的另类解读。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人们惯常的历史文化认知的颠覆、纠正和反驳,独特性和原创性即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为著此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大江南北,探寻了所有跟大秦帝国有关的历史古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书以历史为据,深究了大秦帝国文化的源流与发展脉络,阐述了大秦帝国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的精神内涵,以历史典故、精美图片展示了秦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本书又以实地考察和严密推理,发现了史书上的大量错误,纠正了人们观念中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可谓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兵马俑并非秦始皇陵的陪葬,而原本是秦昭襄王所布设的疑兵;秦人和匈奴人本是同祖;子婴是始皇赢政的弟弟;车同轨,其实是有轨道的;六国破灭,各有其弊,等等。
作者还系统研究了六国灭亡之各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考证了大量秦王陵的位置,澄清了人们对秦王陵的误读;分析了秦始皇、吕不韦、樊於期(wuji)、昌平君等人的历史功过和性格特征;解读了秦代伟大的工程秦直道、灵渠等的修建秘史和社会文化价值。
秦文化是秦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而丰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何使秦文化深入人心、走向世界,如何对其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创新及弘扬,也是这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阅读《探秘大秦帝国》,可以从中感悟历史,解剖历史,重新认识历史,领略秦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及精神文明之所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已经漠视了对英雄的崇拜。拿破仑、亚历山大以及凯撒等,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暴君,而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却并不这样认为。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是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出现在史书里,根植在世界人民的心中。而我们的祖先秦始皇是英雄,却被扭曲的历史给抹杀了。
民族英雄是国家精神文明之魂,是民族之魂,是文化之魂。秦始皇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英雄比高下。
咱们是应该弘扬秦始皇的精神的。因为秦始皇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革故鼎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不屈不挠、敢于创新、刚毅果敢的大国精神,才是中国人的精神。
文化情怀与社会责任
这个标题原本是陕师大教授张志春先生为我的《探秘秦直道》一书所写的序文的标题,今天我将它搬到我的新书《探秘大秦帝国》作为后记,以表决心。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文物工作者们致敬,尤其是向野外考古,以及为保护文物长期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英雄们致敬!
这段话不是虚话,也不是大而无当的官话。而是发自肺腑的感叹。我是在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下雪下冰雹,遭遇沙尘暴,四十多度的高温和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等等各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去过野外寻找文物古迹。每次或多或少都会受伤,轻则肌肉被荆棘划伤,手脚磨起茧磨起泡,重则摔伤扭伤,甚至多次人车遇险,几欲丧命田野山壑,遇到野兽、野狗、毒蛇、人头蜂,也不是稀奇的事情。这些个文物古迹,都在人迹罕至的无人之地,或深山,或野林,或高原,或荒漠,没路、迷路是家常便饭,忍饥挨饿是一种必然。
我只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物爱好者,做这些事情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爱好。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天气好,可以多去;天气不好,可以少去。而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是别无选择的。著名诗人艾青写过一首歌颂建设者们的诗,叫《帐篷》——“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住下,一个个帐篷,是我们流动的家,荒原最早的住户,野地最早的人家……”每当我在野外见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我就想,他们其实比野外建设者们更辛苦,他们所处的环境更恶劣。架大桥,修铁路、公路,在恶劣的气候下是无法施工的,而且人多,至少不寂寞,而考古工作应该更艰辛。我曾经笑话过一个考古专家,说他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他常年在野外工作,有钱也花不出去,工资全都攒下了,不是他想攒钱,是由不得他。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前段时间去秦东陵,遇到不友好的农民将我的相机藏了起来,他不说要钱,而是要给他买烟。在那种人、车都过不去的地方,别说是买烟,就是买一瓶水,也是望尘莫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主动提出给他钱的。还有一次在野外调研,尘土飞扬,却又酷暑难耐。好不容易见到山洼处有一汪清泉,喜出望外地过去掬水而饮,顿时的清爽让人惬意,却很快腹痛难耐。更难受的是,经过暴晒后用凉水洗脸,脸如同被撕裂般的疼痛。这是一生活小常识,一般人也都懂,可我有得选择吗?
我在野外考察调研只是一个过客,而我们的考古人员少则三五个月,多则数年地奋战在野外,与荒漠为伴,与枯燥相依,为抢救、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文物,奉献他们的青春,奉献他们的健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致敬呢?
我的生活无比单调,除了看书就是写作,偶尔思想抛锚,也还是为了文化,好像也不会也不想干其他的事情。这十来年越来越偏激,跟秦汉文化较上劲儿了,跟陕西的文物古迹较上劲儿了,可上靠不上专家,下靠不上学者。只是这样一来,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因为年轻人要么不爱好这种枯燥的研究,要么都为生计忙碌无暇顾及,偶尔有能说得来的朋友,却都是些长者,他们有的不屑一顾,认为我剑走偏锋,算不上主流研究,不愿跟我做过多的交流。有的也有时间、有兴趣,也愿意交流,可是由于体力的原因,是不会跟我去田问考古访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老者有着他们一成不变的思维,认为我的举动就像个爱玩耍的孩子一般,只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吃点儿农家菜而已,从不当真,让我感觉很无奈。更有如同莫伸先生般的学者,因为无法改变我偏执的思维而见面就争得面红耳赤。好在是事后也不当真,争过也就过去了,该怎么相处还怎么相处,也算有一点儿乐趣吧!
有一个外国学者对我的作为也不解。他说:“你一个小女子,一个民间人士,居然做这么大一个课题,到底是为什么呢?”历史在有的人眼里,是枯燥无味的;而在有的人眼里,却是津津有味的。只因为我年轻的原因,大伙儿都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在短平快的当今,能扑下身子做学问的可能真是凤毛麟角,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对什么都好奇的人,而眼前的我不像个他所理解的中国式青年。
年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来西安采访,当他们的中国编导见到我时,都有些绝望,认为介绍的人在跟他们开玩笑,糊弄他们。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他不可思议地一直盯着我看,好像眼前的我是一部电影,在快速地转换着角色,他稍不注意,就又看不懂了似的。我也在纳闷儿,我就那么不靠谱儿吗?
当我把书稿交给朋友们看时,他们都否认是我的作品。因为我在朋友们的眼里就是个孙猴子,一刻也不得停歇,做的事情却都是跟潮流、时尚相关,谁相信我会在繁多的事务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自觉地搞研究呢,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也有朋友很不解:“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如你所说,兵马俑是秦昭襄王的疑兵,又怎么样呢?是你能长一块肉,还是国家能给你评个奖?历史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人们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你操那闲心干什么?你能让时间倒回去,让事情重来吗?”问这个话的朋友一针见血,话粗理不粗。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关心。
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教授,不是秉着对后人的责任认真地做学问,更多地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而草草地收集资料加以整理,就算是成果了,这是对后世的一种误导。历史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虔诚地敬历史就是敬祖,我们是人,不是凭空而出的怪兽。是人,总要知道自己的出处:是人,我们就要追溯我们的根源。今天,我们进入了文明社会,我们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是因为我们以史为镜的结果,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的法则,那是因为有着无数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我们才会成长起来发展壮大。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情怀和文化责任,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祖先,到那时,我们的后人会如何来评价历史,又如何来评价我们呢?因此,我们是不是也要秉着对历史的认真,对祖先的敬仰,对社会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关爱,留给他们一点儿真实的历史呢?
我对朋友说:“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发展,不管人们对文化多么漠然,不管我个人的研究是否有意义,每一个人还是都渴望得到历史真相的。我认真过,我坦然了。”
我写这本书也许是出力不讨好的。市面上关于秦帝国的历史书籍一太多,可能不会有市场。我也注意观察了一下,市面上的书有三种:一种,是纯历史的,如《史记》《秦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汉书》等等一大批正史;另一种,是学术性较强的考古文献类书籍、;第三种,是介于正史和野史之间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三类书各有利弊,谁也替代不了谁。但是,前两种学术性太强,就是专门搞研究的也会看得枯燥无味,后一种却又不敢当真。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写下去,不为名利,有没有市场不是我的错,就看读者怎么理解了。因为我这本书肯定不同于以上三种,我想尽可能地将一个真实的大秦帝国和秦始皇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两千多年的各种传说和谜团不再神秘。
为了写《探秘大秦帝国》,我几乎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埋头在浩瀚的历史书籍里面,办公桌上、床上、餐桌上、梳妆台上、汽车里、提包里,等等。凡是我经常活动的地方都堆满了历史书籍,就是便于我顺手随时随地就能翻看。将我彻底融人到那段历史之中,就是做梦也是梦回秦帝国,以至于梦醒后,我都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痴迷于秦帝国文化。有的是后天的,有的却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秦色尚黑,数尚六,我从小就喜欢穿黑衣服,至今打开衣柜满目漆黑,睡觉的枕头、床单都是黑色的,而我的幸运数字也是六。从小还有一个习惯,我喜欢的人不管他是高官或者是平民,只要我认为是好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而我所喜欢的历史人物秦始皇赢政,我却是听着人们骂他的坏话长大的。为此没少跟人吵架,以至于好多人想跟我吵架,一见面就大骂秦始皇,所以我经常是伤痕累累,至今也如此。熟悉我的人都笑我是属龙虾的,咬住什么就不会放,为此断头送命也在所不惜。没办法,生就这么个死性子。但是,能被我认可的人,也绝对不会是等闲之辈,既然是这样,我为此付出,也是值得的。
我认可秦始皇赢政,这是扎根于心的。我说他不是暴君,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或者有意要跟人们过意不去故意找茬,或是为名利找噱头。随着近二十年对秦帝国文化逐步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因为我能为我的观点负责。我庆幸我拥有这种文化情怀,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来承担这份社会责任。
我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的家乡湖北生了我养了我,我却将我人生中最精华的时光都交给了陕西的文化事业,尤其是秦文化事业。最后陕西省政府肯定会授予我文物级别的老妪爵位,为此我将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这么说来,我就远不如秦始皇时期我的两位老乡昌平君、昌文君了,他们俩最后之所以反叛,是因为他们所依赖的秦国要攻打他们的故乡楚国了,而且是让他们带兵去打自己的亲人。这个可是对人性的极大挑战。所以,这两位英雄明知死路一条,最后还是选择了和故乡和亲人同归于尽,这种气节比战国时期的魏公子印可强多了。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卫鞅攻打魏国,骗俘魏公子印,而到了秦惠文君六年,魏公子印却带领秦兵去攻打魏国,俘虏魏将龙贾,斩首八万。每当我看到史书里有对昌平君、昌文君反叛行为的贬斥,以及现在的史学家对这两位的不屑一顾,我就特别生气,历史上有这样情怀的人真不多。说别人容易,要是你是昌平君、昌文君,你会怎么做?也像魏公子印一样,将屠刀架在自己亲人的脖子上卖主求荣,还是与国共存亡?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秦帝国统一之前的历史,整个就是一个乱世、黑社会,尔虞我诈,言而无信,道义全无,实在找不出几个正人君子。所以,我不得不向我的这两位老乡致敬。当然,我也不是叛徒,文化不分家嘛!文物遗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很坦然。
我真对得起文化了,因为我的生活被两种方式所占有,一种是埋头书海,一种是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是写这部书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寻访了无数跟秦帝国历史有关的古迹。一遇到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钻到某一种思路里拔不出来,但是,又找不到相关证据来证实的时候,于是就独自开着车背上行囊去盯野考古以寻求佐证。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世上无难事,只怕徐伊丽上心,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有收获,也能拓展思路。所以,我就迷恋上了这种生活方式,虽苦,但是,我很快乐。
我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当花上十天半月,就为了找几个字的资料实在是浪费时间,在我的生活中,时间是那么的紧迫,那么的珍贵,它就像牧羊人一样赶着我这只小羊不停地向前奔跑,让我疲惫不堪,却又不敢停下来。每每这时,我又在想,是不是按照我这个年龄和学识。还不够资格写这样厚重的书?否则,为什么我写这么几千字会这么艰难呢!想想一些专家都是眉毛胡子一大把的老者,我跟这些人一起开会有过多次被服务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误解的经历,我才明白,写这类的书真费劲,可能一本书就是要从年轻时写到老吧!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后悔。 我不愿意给秦始皇写传记。一则,给这位伟大的人物写传记,是一件很烦琐的事情。现在,任何一个秦文化专家对秦帝国的历史能了解到十分之一,就是非常了不起了,而我只能算是一只蝙蝠。说是作家,却要跻身到秦文化专家行列;说是秦文化专家,却又只是一知半解。其二,现在市面上卖的关于秦帝国、秦始皇的书籍数不胜数,就是《秦始皇传》也有十几个版本,但是几乎大同小异。知道的人们早都知道,不知道的在《秦始皇传》里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也就没必要滥竽充数了。其三,写传记多为流水账,主要是记载这个人的生平事迹,让后人对他有个全面的认识。正因为全面,反而有好多细节和真相容易被人忽略,更多的时候是读者容易受到作者的思维影响。缺乏或者懒于去思考和探索,直接输入脑海,直接引用,容易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最后形成习惯,将错的当成对的了。
比如,我收集到一本书《秦人治水诗联精选》,这本书对郑国渠的介绍是“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张家山泾河出口,秦王政元年(前246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郑国渠全长126公里……”。王学理老学究在《咸阳帝都记》里也是说,郑国渠乃秦王政元年(前246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两本书里对于郑国渠的解说,也是前矛后盾的。于是我又上网查询,翻阅其他人写郑国渠的书籍,以及到郑国渠实地去考察,发现所有的介绍都是一样的。随行的朋友给我介绍郑国渠,也说是赢政元年开始修建的。这个直接引用《史记-六国年表》明显是错误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得很清楚,秦王政九年加冕,平嫪毐事件,十年吕不韦受牵连,韩国已经看出了秦国的野心,秦国要向东扩展,第一步就是要开道就得拿韩国开刀。韩国由于受申不害变法的影响,从上到下遇事不会像楚国一样用拳头说话,而是采取各类权术,也就是靠玩弄小伎俩来达到目的。韩王安原本就是一个懦弱的人。当他看到虎狼般的秦军即将向他们开拔过来,、很是焦虑,便和韩非商量削弱秦国的力量。这时,才派遣郑国来秦国修渠。郑国乏秦的计划很快就被秦王政知晓了,秦王政便下《逐客令》,李斯呈上《谏逐客书》。此时正是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整整错了十年,可前面一说反倒还成了官说了,引用的人也都不加分析。秦王政元年,在此之前,秦国连续三年死了三个国君,赢政是第四个国君,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登基为王,能有什么威力?怎么会对东方六国造成恐慌?赢政元年晋阳反叛,将军蒙骜平定了叛乱。在这王朝更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内乱和外患了,秦国自己都自顾不暇,哪儿有工夫去威胁他国呢?当然,《史记》关于郑国渠的修建时间也是不严谨的,三处提到了,却三处时间都不尽相同。但是,除了《史记·六国年表》以外,其他两次倒是时间相差不到一年,也还勉强可做参考。 《史记》是一部千年史书,却也是错误较多的一部书。就记载秦始皇时期到秦帝国灭国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也是错误多多,让人看得云山雾罩。后来的史学家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纠正,所以后人也不知道对错,也就自己相信哪种说法,就引用哪种说法,反正错了,自己也不用负责任。就像从古至今,人们都习惯于说“只羡鸳鸯不羡仙”,每每我看到相关的文字,或者情侣之间相互缠绵时引用这句话,我就暗暗好笑,心想,这真是为日后天天出轨埋下伏笔,找到冠冕堂皇的依据了,一因为鸳鸯是公认的鸟类里的花心大萝卜。有研究数字表明,鸳鸯一天能出轨二十二次。你的配偶要是有能耐,也过一天鸳鸯的生活试试。但是,也不知怎的,人们就习惯了这种说法,也就千百年地延续着、引用着。
我从来不怀疑司马迁的执着与严谨,毕竟这么浩瀚的内容,跨越的年代这么久远,难免出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史记》也给咱们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只要下点儿功夫,还是能找到真相的。
本书不是在给秦始皇立传,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可能,将一个真实的秦帝国和秦始皇,以及秦始皇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将史学家们号称的秦皇千古之谜,尽最大的可能按照我所找的蛛丝马迹一一解开,不论正确与否,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和研究。我认为,世界上没有谜,只要用心挖掘,真相就在眼前。借此书一角发表一下内心的感慨。
本人虽无才。但是,我认识了很多有才的人,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人生的启示。向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
徐伊丽
2013年6月8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