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美”（beauty contest）在西方是开展得较早的赛事和活动，由于这种活动能激发人们对美的追求，满足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使民众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入其中，于是它又是一种娱乐大众或大众娱乐的活动。商家则可以借助这样的活动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繁荣和发展商业活动。于是一些与“选美”有关的商事机构，如服装、首饰、化妆品业也会积极组织、资助此类的活动，可以通过选美活动打开他们的商品市场。一般讲，选美主要是社会参与的在女子中评选美人的活动，中国古代也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考试是政府选拔人才、官吏的主要手段，也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考试的结果是以张榜的形式公布的，如古人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列为人生两大喜事，科举张榜称之“科榜”，中国人把女子喻作美丽的花，于是，从女子中挑选美人就叫做“花榜”。古代中国禁止或限制好参加社会性劳动或活动，只有被称为“妓”的女子可以从事娱乐业，所以，古代的花榜又特指在妓女中的选美。与西方选美更主要的不同是，花榜选美与商业活动无关，只是一种娱乐活动。
宋代是中国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势必促进城市消费和娱乐业的发展。在唐朝，文人骚客会选一二名妓作为红粉知己，唐朝文学家刘禹锡《赠李司空妓》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拜见了李司空，李司空有一位十分宠爱的歌妓杜韦娘，于是作了此诗赠给杜韦娘，“司空见惯”也成了中国的成语。而到了宋代，大城市里娱乐业发展，妓馆林立，“历花丛数十载”，“阅尽名花”者不乏其人，于是使一些人产生了在花丛中评选名花，在妓女中评选美女的念头，并付诸实施。据《醉翁谈录》中讲：宋朝丘郎中有位门客叫翁广元，他精于音律，擅长诗文，每有宴席、必到场。宋朝士大夫的宴会中必有“诸妓佐樽”，翁广元又凭借自己的阅历和经验，“熟谙具姿貌，妍女竹丑，技艺高下”，将自己了解的妓女中挑选出28位，并以名次先后排列，由于翁广元的评选“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也就是讲他的评选符合实际，于是人们争相传阅。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关于“花榜”的记录。看来，评选花榜还是个人的兴趣和行为，但传阅花榜已成为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
花榜的结果，榜上有名者自然喜形于色，对她们的生意、身价大有好处，但榜上无名，名落孙山者则心态失衡，生意上受到打击。于是，有的妓女为使自己榜上有名，不得不通过手段取悦评花榜者。《云溪友议》中讲：宋朝有个叫崔涯的人，天天出入妓院，对妓女妄加评论，一次，他在妓女李端端处受到怠慢，便写了一首《嘲李端端》的诗作为报复：
黄昏不知不知行，鼻似烟囱耳似铛。
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日初生。
诗文传出，李端端的声誉和生意大受打击，于是只得向崔涯求饶，崔涯又另写《赠李端端》诗一首：
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
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诗文被人传颂后即扭转乾坤，李端端所在的妓院又门庭若市。
嫖妓是劣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禁止官吏嫖妓，对读书人进妓院也有制度上的禁止和限制，如官吏或读书人进了妓院还有风流事，那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清代上海人毛祥麟《墨余录·南花小史》中讲了许多此类故事：明末，华亭（今松江）石臼铺沈氏家族中出了一位叫沈浚的人，他从小受宠爱，长大放荡不羁，他曾出游苏州，“日往来平康，品诸色妓，作花案”，一次，他在苏州虎丘梅花楼为花场，邀招苏州妓女五十余人到场，并从中点评“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这是苏州有史以来公开的规模较大的花榜评选。活动结束后，沈浚还率诸妓“彩旗锦噫，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不过，没过几天此事传到苏州知府那里，沈浚立即被拘捕，尚未审讯就被“立毙杖下”。所以，中国有花榜的历史很久很长，但花榜并不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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