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是阎连科感动千万读者的长篇散文，一部跪着写的书。书写父亲、四叔、大伯几位普通但又伟大的农民父辈，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

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散文协会和《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评为2009年度优秀作品。阎连科说：“《我与父辈》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是一颗钻石，和书的厚重相比，所有的奖项和盛誉都显得太轻了。”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我与父辈》无疑是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

序 逝水流长

前面几句

第一章 我的那年代

 1.小学

 2.《红楼梦》

 3.枪毙

 4.写作

 5.寂冷的光亮

 6.高考

第二章 想念父亲

 1.土地的身影

 2.盖房

 3.打

 4.失孝

 5.病

 6.战争

 7.命运

 8.罪孽

 9.清欠

 10.结去

第三章 大伯一家

 1.人物

 2.织洋袜

 3.偏爱

 4.暴发

 5.盖房

 6.相媳

 7.尊严

 8.赌博

 9.走向短路

 10.电视

 11.铁成

 12.连云

 13.歇息

 14.后事

 15.面向死亡

 16.去处

第四章 我的四叔

 1.日子与生活

 2.一件布衫

 3.静夜

 4.一桩事情

 5.一头沉

 6.收麦后

 7.在车站

 8.回乡

 9.返

 10.墙里墙外

后记 心和土地

事实正是这理儿，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面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着急的样儿，从哪儿把那东西猛地找将出来了。

二年级的开学之前，是个寒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儿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书包，二姐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味弥漫，美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候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世界的光亮。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烦泼不安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细腻，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洞穿人心，明细温柔，宛若风光对季节的问候。那时候，我与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到似乎有假，如同温煦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透明而清净。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里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地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性别的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般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须由60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段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不仅合理，而且蕴涵深意。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她漂亮，高瘦，稍有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一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自己肚里去。那病也就一定生生地传染于你了。同学们还盛说，屡次看见她在屋里熬中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什么的。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们，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的。可是我却不。我喜欢坐在最前排，坐在她的鼻子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语文、道算术，说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和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也看见了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西药片。P9-12

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我与父辈》那样不需构思、不事雕琢，笔握在手里，文字就从笔尖流落出来。写作中，乱绪的情感在心里自纠缠到从顺，伤情伤心，常常会写着写着，拿起纸巾去眼睛上擦擦抹抹。文字间，没有震撼的跌宕，也没有大喜大悲的起落。可就是，内心里有一种隐隐不断的苦楚酸痛，像含着黄莲的自语。直到写完，直到出版，直到今天的再版，都还因为酸痛，不愿再去回忆那块土地上的家事遗物。

在别人，《我与父辈》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而在我，那是一次对父辈的写作祭奠。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逝水流远，情感却从来都靠在岸边，没有被带离过半步；逝水流长，时间又在这文字中凝结下来，让人站在岸边去观望、遥想那流水和流水下凝重的缓慢和停滞。写过很多各样的东西，《我与父辈》在出版过程中却少有地顺畅，自然也没人让我删节修改，且到了读者手里，多都说好，多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多都开始修正对我这人和这个人的写作的一些看法。而且书也销得很好。有着许多各样的好评和奖项。因为它不像我的其他小说样，每一部都有长年的构思和写作前的推敲思索，所以，这成绩让我有些意料之外，有些措手不及的惶惑，也就开始再一次地去想那来自内心的情感力量和不去逃避的那种生活实在的真实在艺术中的份额，是占着艺术灵魂的精神地位，还是艺术舞台上错综间的一个角色——哪怕它是一个精神的主角。思前想后，悟来悟去，却终是一种犹豫的不定。似乎不明就里，又似乎了然于心。最终还是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口的所以然，但又很清晰地明白，作家于读者而言，必然是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以魂灵换魂灵的互为，而非售物购物的那种街面交易。

现在，《我与父辈》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读者再看这本书时，我是可以大胆地说句：逝水流长，《我与父辈》也许正是你在漂泊中寻求的一段河岸和你在流浪时息桨歇脚的一个码头呢。

这里——这个新版的机遇，我不想感谢读者，也不想感谢出版者和那些对《我与父辈》诚意赞许的批评家和给了它许多荣誉奖项的评委们，我只想感谢在逝水流远中那属于父辈的岁月和逝水流长中永远凝视着我的生命的灵魂。

用“心和土地”来说、来写一篇文章是一桩迂腐、老迈、过时的事，甚至会酸溜溜到让人不甚愉快里，但我还是要在这儿硬着头皮说心和土地这桩事儿。

《我与父辈》能够获得读者和同仁的广泛喜爱，这原是我不曾预料到的。我的写作，在这许多年来，磕磕绊绊，都是行走在某种“背离”的道路上，让人失望，被人短长，乃至被大家批评和唾弃，对此我都已经习以为常到如同擦净了桌子必然还会落灰那样，而永远地不去擦，倒也不觉得桌子有多少灰尘了。不擦不抹，不管不顾，倒也有着一个好，就是反而可以放下包袱，真正随心所欲而为之，不管读者，不管评家，只管自己的内心——把文学简单到只有一个标准，或说只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标准，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你的内心交付出去了，有多少人说好说坏你就不用管它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交付内心是有方式、方法的，写散文、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舞台剧那样表演，也不可能如电影那样表演。散文或小说，你交付内心的渠道甚至不是语言与构思，不是人物和故事，更不是技巧与技术。最好的交付的方法是，从实写来，让你和土地融在一块儿，把你的心交给土地就行了。那块土地上有房舍、有河道、有人流，有寂寞和繁闹、有恐惧和安慰、有出生和离去。那土地上虽然贫穷却也富裕到应有尽有着，缺什么它就有着什么呢；什么多到了极处它就反而缺着什么了。

你的心，无法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周全、平均分配，让世事万象在你的写作中都得到你的周全、你的爱。那么着，就把你最真实的内心交还给土地去——把你所有的情感都放在那块或穷或富的土地上。土地是你情感的库藏，是你心之落处和存放处。把你的心交给土地了，完完全全、无所保留地交给土地了，土地会适时宜量地把你的心交给那块土地上的人、那块土地上的事，和那块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气流。

你所要去做的、能够去做的，就是把你的心交给那土地。《我与父辈》的写作，正是把心交给土地——而不是交给你笔下创造的人物、语言、叙述和技巧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写过很多带着强烈尝试的小说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和《风雅颂》，我需要一次不带任何尝试的写作和回归，从走得很远的绝峰回到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土地上，让写作中的张扬、狂欢和有意压抑的情感，一是一、二是二地回到土地的纯净和质朴中，把叙述中的技巧、技术从写作中剔除到一干二净，穷穷白白，除了心和土地其余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我与父辈》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我毕竟那样去做了。不构思、不设计、不精雕细刻和推敲琢磨，让笔沿着你最心疼、心暖的思绪走下去，有之则言，无之则止，让你笔下的一朵云、一根草、一声鸟鸣都和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都和那块土地的黄土生长在一起。

我尝试着这样做——只有把心回归土地的过程和体验，而没有自己要在那土地上栽树和盖房、立碑和占有的半点贪念和欲望。

终于写就了《我与父辈》这本所谓长篇、其实并不为长的散文了。写完后，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同仁朋友去出版，到这儿，这件事情也就画下一个句号过去了。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热情和同仁对这本书的爱，这让我感到我虽行走在“背离”的路道上，但你把心交出去，把心交还到和你生命相连的那块土地上，读者和同仁，就还依然与你同道地牵着手，彼此的心，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况下，都是纠结在一起，同苦同乐、同笑同泪地一块儿跳动和起伏。这让我感觉到，质朴不是无华的实在，而是一种写作的境界和高度。

《我与父辈》的经验是，作家只应有用心写作的义务，而不应有其他要求的权力和想念，因为说到底，读者和同仁朋友对用心和土地写作的人，是会用心和土地般的宽容去衡量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