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精英的声音，寻找智慧的光芒　　《杨澜访谈录之崛起》中，杨澜为你讲述陈可辛、刘晓庆、李安、谢飞、基努里维斯等人的传奇故事……　　睿智的对话、思想的碰撞，揭示走向辉煌的成功之路　　1.《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锐意求新，突出人文和国际化特点，以精彩人物、精彩话题为主要特色，关注人的性格特征和独到见解。这是一档收视率很好的节目，能带动相应图书的关注度。　　2.作为主持人的杨澜，早已是成功人士的代表，她访谈的对象也都是名人、明星，她与那些各个领域的名人和时下明星对于生活、事业的探讨，对人启发很大。　　3.访谈内容涉及名人、明星的生活哲学、奋斗历程，能够鼓舞读者，让读者振奋，产生阅读的兴趣和欲望，对正在奋斗以及已有所成就的人都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引导和启发作用。

　　本书为大型电视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的实体书之一。　　《杨澜访谈录之崛起》甄选时代热点人物，包括好莱坞电影巨星基努·里维斯、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号称“铁娘子”的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银幕上的“功夫之王”甄子丹、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　　畅谈的话题不仅围绕时事或事业，更以他们的经历、感受为中心，抽丝剥茧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对话透露出了他们各自的生活态度、事业追求和人生感悟。

用文字推拿生存的疼与痛——毕飞宇

聆听青春与梦想——陈可辛邓超

做癫狂的自己——陈奕迅

“硬汉”的沉默力量——甄子丹

危机中的女人——董明珠

韩老的大美之情——韩美林

一路演戏的坎坷——黄渤

偷取一个灵魂——基努·里维斯

站在风口上——雷军

走不出的梦境 走不进的现实——李安

爱，我依然相信——李亚鹏

戏里戏外——刘晓庆

重塑自我——莫文蔚

主题VCR——濮存昕

非典型80后——王自健

电影文化的反思者——谢飞

我的足球宿命——徐根宝

我的疯狂你不懂——庾澄庆

聆听青春与梦想

——陈可辛邓超

《中国合伙人》以“新东方学校”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个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他们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成功地创办新梦想英语学校，却因为理念不合，而最终分道扬镳。

杨澜：我记得上一次跟你做访问的时候，是你刚刚拍完《投名状》。

陈可辛：2007年。

杨澜：在那次采访里，我曾经问了你个问题，说到你的另外一部戏，就是《甜蜜蜜》，我当时间你：你为什么会用一个内地人的视角去拍当时的香港，今天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视角来拍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地故事，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可辛：最大挑战当然是细节的准确性。因为我不能不懂装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基本上没在内地生活过，所以要拍那个年代的故事，确实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情感与成长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与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其实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时代，跟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像的。

杨澜：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能够捕捉到那个时代的细节的?

陈可辛：我看了很多北京的老纪录片，有一个叫《北京记忆》，我看了很多有关老北京的东西，不过我还不能确认它们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找不到。北京是一个变化得很快的地方。

杨澜：对。

陈可辛：一而且我是一个永远抱着以前不放手的那种人，非常执着在“回不去”这个问题里面。所以我在北京是恐惧的，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来内地拍戏，我像是在跟北京赛跑。那个时候是1984年，就是洛杉矶奧运会开始前，也是北京改建的时候。所以你到哪里看，都是…… 杨澜：王地、吊车。 陈可辛：然后到这里去找灵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心里真正有底，于是我找了一个年轻的内地编剧，他帮我填满了剧本的细节，包括很多非常精彩的对白。从那个剧本写出来后，我就心里有底了，因为那个剧本有一个思路，就是不管我自己有没有在剧中的那种环境下生活过，我完全能进入那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有八九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经历的人，会看得更过瘾，但是就算没有，也完全看得懂，因为它是一个令人非常共通情感的东西。

《中国合伙人》中三个角色的原型，被认为是新东方学校的三位创始

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然而陈可辛自己却说，邓超扮演的孟晓骏，

更像是他本人的缩影。1962年，陈可辛出生子香港一个泰国华侨家庭，  父亲陈铜民是：一名电影编剧。对于父亲，陈可辛说道：“我从小到大，看

到父亲每次回香港都是为了同一．个梦想，就是当导演，却不停地受到打

击。”陈可辛十三岁时，父亲陈铜民的导演梦想最终破碎，带着全家回泰

国定盾；而五年后，儿子陈可卒却独身前往美国留学，去追求父亲未完成

的“电影梦”。《中国合伙人》里的不少桥段，正来自于他的那段经历。

陈可辛：当时我做餐厅服务员助手，那些服务员就会给我小费，有些服务员给我五块钱或者七块钱，可能他们拿三十块就给我七块钱，还有些服务员甚至给我三毛钱或五毛钱。我记得，我得穿带着很多口袋的衣服。 杨澜：为什么呢? 陈可辛：因为一个餐厅有五个服务员，我为五个服务员服务。那五个服务员在五个区域，每当他们给我钱，我就得放在不同的口袋里，这样我才知道谁对我好一点。 杨澜：你知道谁对你好一点，你下次帮他时你就收快一点。 陈可辛：对，东西就收快一点。我记得我一吃完饭，就进厕所里面去数钱’结果有一次，我口袋里的两块就掉进了马桶里，在那个时候，两块钱已经是很多了。 杨澜：捞起来了吗? 陈可辛：得在马桶里把钱掏出来，不过这一段就没拍了，前面的情节都拍一7．o包括有一段，我记得因为有个服务员特别抠门，而且也对我们很凶，有个英国的老太太看不过眼，就走过来把二十块美金放在我口袋里。

杨澜：巨款。

陈可辛：我拿着这二十块，我都快哭了，我说我不能收的，因为我是服务的助手，我不能收小费的。

杨澜：对。

陈可辛：她说你收下吧，她还说那些服务员要在这里待一辈子，你还会世界很多的地方，你的未来是很宽的。真的，当时我都想哭了。

杨澜：真的是让人挺感动的。

陈可辛：对。

杨澜：她不知道那句话，对那个年轻人有多么大的激励。

作为片中孟晓骏的扮演者，邓超的追梦之路似乎比导演陈可辛来得

更加叛逆。1979年，就在陈可辛赴美留学的前一年，邓超出生于江西

省南昌市一个干部家庭。青年时代的他，更像是片中佟大为所扮演的：I：

阳——放荡不羁、离经叛道。十三岁时，邓超就打了耳洞，染了头发，

时常混迹子舞厅，甚至为了自己的舞蹈理想，离家出走。

杨澜：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你要做出这种决定?  邓超：可能是他们不想让我去舞厅跳舞。

杨澜：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舞厅跳舞呢?

邓超：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就因为那个时候染头发，我觉得可能就会变成社会上的人，别人也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你。但是在父母眼里，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上清华北大。后来我一天不回家，两天不回家，刚开始是试探性的，后来就变成一个礼拜不回家，所以父母就会对我很失望。 杨澜；后来你是到广州去了对吧? 邓超：东莞，当时那儿还挺乱的。 杨澜：到了那儿以后有没有一点儿后悔?其实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可能都向往外边的世界，可真到了外边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简单。

邓超：当时他们(父母)找我，我挺感动的。他们就在那儿等着我，他们居然能找到我，太难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什么的。他们只能一家歌舞厅地轮着找，总算找到我了。 杨澜：那你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他们的呢? 邓超：他们就在电梯底下等我，远远看着我，我觉得这两个人好面熟啊。我以为他们会揍我，会骂我，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没有。他们说，只要我回去，怎么都行。 杨澜：你跟他们走了? 邓超：他们怕我会被绑架，怕我被别人欺负，他们还带了户口簿等各种证件，准备随时要拨打11。之类的。 杨澜：所以那时候你也会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吧? 邓超：会理解，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更理解了。

1998年，“浪子回头”的邓超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从此走上了演

艺的道路。就在这一年，在香港凭借电影《甜蜜蜜》一举成名的陈可辛，

来到了世界电影中心的奸莱坞，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情书》。

对于那段日子，他说道：“我到了美国，发现美国有制度，但比香港更死板、

更权威，自己完全没有话语权。面对他们的业界文化，我都不知道找谁

去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后来，陈可辛毅然回到香港，继续追求自己的电影梦想。他说，自 己跟別人唯一的区別，就是自己的坚持。片中的孟晓骏，在失意中回到 北京。在破旧的厂房外，成东青为他理发，孟晓骏从此打碎过去的自己， 重新面对人生。巧合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幕就曾在邓超身上上演。 2012年，为了实现大学时代的话剧梦想，邓超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创办“超 剧场”。在剧院的阳台上，奸兄弟也为他理了一次头发。 杨澜：为什么要在剧院的楼顶上剪头发? 邓超：来不及，没时间嘛，几个股东要开会，股东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正好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剪头发的片段，那应该是孟晓骏最挫败的时候。 杨澜：其实也挺感人的。 邓超：我觉得写得很好。 杨澜：就是哥们儿之间不用那种特别肉麻的安慰? 邓超：好像老家也有这个习惯，出远门都得剪个头发，挺感人的。

对于创办剧场，邓超说道：“我们不是赶潮的人，我们是创造的人。

话剧市场处在低谷才好呢!我们让大家看看什么叫高峰。”然而在国內，

不管是话剧还是小众艺术，要办剧场，不仅会让人费尽心力，还可能是

蚀本的买卖。

杨澜：会不会有人跟你说，邓超你有毛病啊，你是个明星，用这点时间你可以又拍一部戏，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邓超：其实这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也是让自己活得有意义的一个体现。我也是在很多段人生经历里面去看人生，其实是一个人生剧场，所以我觉得做剧院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每天在剧院后面看成百上千人，跟着这个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看各种剧情，体会各种悲喜交加。无论他哭或笑，都是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共鸣。或者说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演完之后我谢幕，观众鼓掌，我再站起来他们再给我鼓掌，然后我的幕关上又打开，我再次鞠躬，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死了都可以。

杨澜．什么都值了?邓超：什么都值了。人不能总想自己，人也不能总过一种算计的生活吧!杨澜：我喜欢你刚才这句话，这是你真正爱自己的表现?邓超：对啊，就是这样。杨澜：所以你要实现你的那个梦想?邓超：对，就是。杨澜：而不只是按别人的方法去活。

2000年初，随着內地电影市场的繁荣，众多香港导演来到内地追求电影梦想，陈可辛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2005年，他与内地合拍的《如果．爱》一片，获得极大成功。之后，他又出品了包括《十月围城》《投名状》在内的电影，叫好声不断。陈可辛说，这些电影都是用商业大片的包装，文艺电影的内核，去满足他的自我创作。然而，他的坚持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2011年，电影《武侠》上映，陈可辛希望以此颠覆传统武侠片的模式，让人们从中探讨科学、人情以及天理循环等哲学理念。但是正是这部有某种创新意味的电影，却遭遇票房和口碑的惨败，陈可辛也由此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疗伤期。 杨澜：当时伤到什么程度呢? 陈可辛：非常受伤。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特别矛盾，因为心情特別复杂。《武侠》首映的那天，就是我妈妈进医院的那天，我妈妈也是在《武侠》上映的那两三个礼拜后，病情不停地变坏。

杨澜：恶化?

陈可辛：是啊，不停地恶化。结果我妈妈在《武侠》下片之前就去世了，其实在病床边，我就不停地跟我妈妈讲，《武侠》非常好，让她不用担心。在《武侠》整个失败的过程里面，我都在医院陪着她。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一定熬不下去了，是癌症，其实我用了自己对我妈妈去世的哀伤，去避开了《武侠》的失败给我的痛苦。当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又回来面对《武侠》的失败，再用《武侠》的失败给我的伤，来避开对我妈妈去世的哀伤。这是我心情非常复杂的一段时间。六 杨澜：两边都是很痛苦的?： 陈可辛：是的。我知道，要是没有了其中的一边，有可能会更痛苦。 杨澜：更无处可去了? 陈可辛：对。 杨澜：在你决定要投资《中国合伙人》，并且要把这个故事拍出来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这样一种“我要做给你们看，我要证明给你们看”的想法? 陈可辛：又是又不是，因为我的直觉是不会，我觉得我是挺成熟的一个人，很早我就去面对自己的缺点跟失败。 杨澜：自己已经面对了，就不会管别人说什么了。 陈可辛：对，不用人骂我，我就自己面对。 杨澜：我很能理解。 陈可辛：我通常是很早去面对，(吴)君如有的时候都会说，你不用那么早先骂自己，别人都还没骂你，你就先骂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在心底里非常好胜，虽然表面不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成功的，没有不可能，只是觉得《武侠》真的是……有一点……哎呀。 杨澜：不甘心吗? 陈可辛：不是不甘心，是累。要是没有《中国合伙人》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因为《中国合伙人》确实是让我有了热情，在开机前，我一看剧本就有了热情，就是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想上班，想开工。

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电影外的陈可辛和邓超，他们的命运似乎交

织在了…起，还原亍让人激情飞扬的、关于青春和梦想的故事。然而，

电影预告片的最后，却提出一个令人冷静而发人深省的问题：究竟是我

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这似乎也是导演陈可辛对自己的

疑问。

杨澜：如果今天让你来回答那个问题，是你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你怎么说?你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陈可辛：我觉得，我不可能改变世界。但世界也没改变我。我在拍戏的时候，看了一篇微博，令我很感动。说是在美国有一个人，在反越战的时候去示威，他每天都去，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就说自己要反战。有记者就过来问他：你觉得你你一个人能改变这个国家吗?他说：我知道我不改变一个国家，我来不是为了改变国家，我就是为了使这个国家不能改变我。看到这些，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人活到最后，终究会明白自己不能改变世界。而当他们成功的时候，大多数人却都改变了。

杨澜：是自己改变了。  陈可辛：虽然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让世界改变，但其实世界没有改变，这时候一定要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要随波逐流。

杨澜：这部电影对于今天二十多岁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邓超：我觉得我们不管活在哪个人生阶段，其实都像照镜子一样，只是角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一直说的，我跟那个时代不远也不近。

杨澜：反正所有人在青春年华都是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邓超：对。  ’

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有这样的冲动和梦想去改变这个世界，然而很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经历了摸爬滚打，经历了一些沧桑，也会不由自主地叹一口气说：“好吧，世界已经把我改变了。”然而或许我们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陈可辛导演所说的：“即使世界把我们改变，我们也依然有权利去保留自己的一份真我，不被完全同化，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保留这一份真我的时候，或许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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