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勒里·奎因为了弄清一医学上的一个问题,前往荷兰纪念医院观摩一次外科手术。可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病人道恩夫人却神秘死去,一根铁丝缠绕在她的脖子上。道恩夫人是荷兰纪念医院的创始人,又是商界女巨头、慈善机构的女施主,因此,这件命案轰动了美国。纽约警局的理查德·奎因警官主持调查工作,埃勒里因为案发时在现场,也参与协助父亲破案。
据女护士露丝说,她在作准备工作时,杰尼医生曾单独一个人在道恩夫人身边三分钟,另一位护士也作了不利于医生的指证。嫌疑最大的杰尼医生行使着他的沉默权,始终对手术前的神秘来客不吐露半个字。
经过现场侦察,警方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发现一双鞋子。这时,第二起谋杀案发生了,杰尼医生被人勒死,凶器同样是一根铁丝……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长篇小说《荷兰鞋之谜》。
埃勒里·奎因的长篇小说《荷兰鞋之谜》讲述了:
埃勒里前往荷兰纪念医院,找一位老朋友商讨一个医学问题,恰好赶上了观摩一次外科手术。手术对象是百万富翁、商界女强人、医院创始人阿比盖尔·道恩女士,主刀则是道恩女士如儿子般倾力培养的杰出外科医生杰尼。可是手术还没开始,躺在手术台上的道恩女士却已经死亡,脖子上缠着一根铁丝。警方封闭医院后只在电话亭里找到了一双可疑的鞋,而杰尼医生的行动也让人无法理解……
理查德·奎因警官的性格中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与他平日办案时所展现出来的精力健旺、注重实践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那就是他常喜欢从一些基本的犯罪学概念及理论出发,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感受。此类专业演讲通常都发表于客厅炉火前阅读书报之时,而听众,则是他的探案搭档,亲儿子埃勒里·奎因。除了偶尔送来必需品的幽灵吉卜赛少年朱纳之外,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别无他人。
“案发后最初的五分钟,尤为重要,”老人一脸严肃地说道,“永远记住这一点。”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把握好这最初的五分钟,可以给你省去很多麻烦。”
埃勒里从孩提时代即被灌输以各式各样的侦查观念。时至今日,听到这句话,埃勒里漠然地望着炉火,抽了口烟,内心下意识地抱怨了一句:一个侦探一辈子能碰到几次在案发后三百秒内就到达犯罪现场的好事呢?
在家里,他一向不掩饰自己的疑问,而对此疑问,老人也只能悲伤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是啊,这种运气可不是总能遇上的。当办案人员到达犯罪现场的时候,痕迹早已烟消云散,你只能尽自己所能去挽回这个从一开始就无迹可寻的败局了。“朱纳,把我的鼻烟拿来!”
埃勒里·奎因并非宿命论者,更不是个决定论者,然而他也不是实用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他唯一能跟“主义”或“理论”拉上关系的,是他对于人类智慧坚定的信任和信仰。而这信仰,恰如思想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和成果所展示的一样,辉煌夺目。当然,这与他父亲所秉持的基本职业化理论完全相悖。因此,他非常鄙视警方那套循规蹈矩的办案程序,认为这简直是对原创性思考的侮辱。他也看不起警方那些古板的、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的办案程序——这些该死的组织机构里,总是充斥着条条框框。“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康德的观点,”他总爱这么说,“纯粹理性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因为此物独立于人而存在,一个心智能够理解得了,另一个心智必定也能看得穿。”
这就是他最简洁的人生哲学概括。但在阿比盖尔·道恩一案中,他几乎要放弃这一人生哲学了。这也许是他在整个毫不妥协的智慧生涯中,首次遭遇到如此强烈的自我怀疑。这不是针对他的人生哲学,因为在前面几起案件中,他早已多次验证了它。此怀疑是更令人难受的——那就是他曾怀疑自己是否拥有看穿另一颗脑袋中所想秘密的能力和智慧。当然,他从来都是个自负狂——“我的头脑,跟笛卡儿和费希特不相上下!”他经常如此自我标榜????然而,在围绕着道恩案件的重重迷雾中,他忽视了命运的力量——那个大胆闯入他内心坚固自信领域的捣蛋鬼。
一九二〇年代的某个一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埃勒里·奎因正漫步在宁静的东六十号大街上。他紧紧裹着厚厚的厄尔斯特长毛大衣,软呢帽低低地压在头上,挡住了额角,也遮住了夹鼻眼镜闪烁着的点点寒光。他一边在脑海中思索着手头的一宗谜案,一边向下个路口的那一排建筑物走去。手杖一声声响着,敲击在冻硬了的人行道上。
这确实是件令人恼火的谜案。从死亡到尸僵的这段时间内,必定发生了某些事情????他的眼神宁静,但紧绷着的脸颊,以及手杖敲击在水泥路面的咯咯响声,无一不暴露出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
他横穿大街,快步向着最庞大的那座建筑物的大门走去。模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宽阔气派的大理石盘旋阶梯。此石阶从人行道的两头缓缓升起,交会于上方的大理石平台。平台上耸立着装有巨大铁螺栓的双扇铁质大门,门前巨石上镌刻着几个大字:
荷兰纪念医院
他略有些气喘地费力爬上楼梯,推开其中一扇沉重的铁门,步入肃静的高顶前厅。前厅的地板由白色大理石打造,墙壁镀着一层厚重的深色珐琅。左手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扇敞开着的门,白色的门牌上写着“办公室”,而右手边的另一扇外观一模一样的门上,则写着“候诊室”三个字。正对面,也就是大厅的后部,透过正在晃动的弹簧玻璃旋转门,他能依稀看见电梯门口坐着一个白衣老头。
就在埃勒里停下来四顾之时,从办公室中走出来一位壮硕的红脸大汉。他下颌长得方正,头戴一顶黑色鸭舌帽,身披一件白大褂。
“探病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他粗声粗气地说,“先生,抱歉,不到规定时间,不得入内见任何人。”
“呃?”埃勒里将双手往大衣兜里塞得更深了一些,“我要见明钦医生,越快越好!”
门卫摸了一会儿下巴。“明钦医生,是吗?你跟他事先约好了吗?”
“哦,他一定会见我的,”奎因迅速说道,“麻烦你了。”说完,他从兜里摸索出一枚银币来,“劳烦你找一下他,好吗?我这事儿是十万火急,耽误不得。”
“这儿不准收小费的。”门卫一脸遗憾地说,“那我现在就去通报。对了,你的名字——”
埃勒里眨了眨眼,微笑着收回那枚硬币。“埃勒里·奎因。禁止收小费,嗯?你叫什么名字?卡戎吗?”
门卫疑惑不解地望着奎因。“不是的,先生。我叫艾萨克·库珀,是这儿的‘特别接待员’。”他指了一下大衣胸前的圆形金属牌,拖着步子离开了。
埃勒里走进候诊室,坐了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他忍不住皱着眉头,无意识地用手杖随意敲打着地面。一股轻微的消毒剂的味道直直刺向他敏感的鼻腔,令他心神不宁。
很快,一位身材高挑健硕的白衣男子忽然冲入房间。“埃勒里·奎因!真的是你啊!”埃勒里立即起身,他们俩热情地握着手。“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还是老样子,四处侦查着呢?”
……
P3-6
《荷兰鞋之谜》(一个异想天开的标题,不过在阅读过程中就会得到解释)是公众所了解到的,奎因父子破获的第三起案件。第三次,我负责将其介绍给大家。看起来,我之前为埃勒里·奎因的小说所做的差强人意的介绍,并没有使他的出版商失望,同时也没有让这位全能的绅士本人失望。他严肃地断言,将他的回忆录小说化并付诸出版,是给予我的奖赏——尽管从他的语调中,我猜测“奖赏”一词的本意是“惩罚”。
自从第一本和第二本书面世以来,尽管我是他们的至交好友,但除了已经写在书里的一星半点的暗示,我能告诉读者的关于奎因父子的情况少得可怜。他们要求对自己的真名严格保密,而他们父子俩是纽约警察机器中的重要——我甚至可以说是主要——齿轮,特别是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更是如此。他们繁盛的记忆涵盖了纽约警察局的大量旧案,这些在中央大街和他们八十七街由旧公寓改造的私人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那间私人博物馆现由几位感情丰富的人满怀感激之情维护着——他们的感激之情都事出有因。
至于近来,整个奎因家族——也就是理查德·奎因警官、埃勒里、埃勒里的妻子、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以及吉卜赛人朱纳——仍居住在意大利安宁的山区里,从追捕犯罪的舞台上退休了。
我清晰地记得了不起的阿比盖尔·道恩像其他不堪一击的受害者一样被谋杀的时候引起的恐慌和模糊的猜测,它们以纽约为中心向外扩散至整个文明世界。她当然是一位国际知名人物——这位怪人在商业上几乎不作为的态度、悄悄积累的庞大财富和最普通不过的家庭纠纷立刻就登上了报纸头条。她和世界上差不多二十位顶尖人物一样,身为一个“新闻人物”,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倾尽全力维护自己的隐私,却始终未能逃过新闻记者无孔不入的眼睛,一切都被摊开在世人面前。
在解决围绕阿比盖尔-道恩之死的古怪和复杂的谜团时,埃勒里的执着、他对涉案人物的操控——这些人有的有名,有的有钱,有的则声名狼藉,以及他在最后对真相的惊人揭露,让老奎因的威望更添几分。而且不必说,私下里也使埃勒里作为警方咨询顾问的声誉大大提升了。
请记住,《荷兰鞋之谜》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尽管在警方的记录里名字有所不同,为了小说的结构,有些细节也进行了修改。
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埃勒里无可置疑地发挥了他智慧头脑的全部能力,无论是蒙特·菲尔德的复杂案件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弗兰奇百货大楼谋杀案,都没有让他将智力运用到这种高度。我非常肯定地说,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敏锐的逻辑头脑在犯罪分子的阴暗内心中走得更远,或者战胜过比这更扭曲复杂的谜题。
祝各位读者阅读愉快!
J.J.M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