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之人文,乃儒劢斜阳也。曾国藩集其成,以圣贤精神集成,故具圣化境界。青年毛泽东也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有圣人气象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的作为,都给后人以很深的启迪!《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作者:刘刚、李冬君)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曾国藩制胜的兵法、治军行政的方针,他独特的人生观、处世哲学,他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本书用诗意的语言,谈一段往事,一个远去的背影, 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
曾国藩的史料,历来不缺。但《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写作曾国藩的事迹,用的是一种大写意笔法,纵横挥洒,繁简随心,与我们习见的史传,如同陌路。只要作者认为必要,她会用饱蘸浓情的诗意语言,形容——不是描述——传主。作者(刘刚、李冬君)无意用一种学者的严谨来约束自己对传主的爱戴之情,书中穿插着的那些评论文字,时而面冷如铁,时而心热似火,动感十足。
1.曾老太爷播下了神话的种子
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国里,有一隅之地,名日湖湘。
它头枕洞庭湖,怀抱湘江。一种幽愤的情绪,自古以来,便在这里激荡,然后不舍昼夜,流入长江。幽愤从屈原开始,一直流到王船山。
流了一千多年,沉郁至近代湘乡,到了嘉庆年间,流到曾府。
一个天命之人,降临这方水土,在老屋里,发出他第一声啼哭。
他出生的时候,曾祖还在堂上,老人七十了,名曾竟希。这一夜,老人梦见有巨蟒旋于空中,从天而降,绕宅而入,盘踞于室庭之内,良久方去。
一惊而寤,就听到曾孙生了,大喜,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就这样,他来到了人世。自他出生以后,祥瑞便接踵而至。
据说,他家老屋子的后面,原有一棵古树,为藤所缠,行将槁矣,而藤却欣欣向荣,曰益伸展,若巨蟒盘旋,枝繁叶茂,垂荫一亩,可谓天意?
老人过了七十,便从心所欲,喜欢用神秘的语气,神化其言语。
老人喜欢神话,与儿童相似,不过,儿童的神话,还是童话,而老人的神话,则趋于历史。历史与神话交错,使历史丢了诚信,神话斫了天真。
曾国藩的出生,也免不了这一笔俗套子,他的历史,也要从他出生那一天,由老爷子的口述开始。老爷子的口述史,述出了一个代代相传的预期。
历史,从表面看,是在记录过去,而实质上,是从预期开始。有了神秘的预期,人们才喜欢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进入历史的流域。
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家族里,老人不仅占据往事,还提供预期。
历史往往是按照老人的预期来开头的,这好像成了公式。
史家写,曾国藩年幼时,就天赋异禀,端重安详,有宰相貌。
好像他不是生出来的人之子,而是从天上下来的天命之子。
自初生至三岁,庭户内外,不闻啼泣声。母亲忙里忙外,他每日立于祖母身旁,纺车之侧,静静的,看花开,闻鸟语,注目流眄,若有所思。
曾家世代务农,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得了一颗读书的种子。
五岁时,受学于庭,牙牙学语,就开始学圣人言:人之初,性本善。
老头天天讲故事,讲那些神秘兮兮的故事,讲到曾国藩六岁那年,他再也讲不动了,落花无言,一笑而逝。
2.神话种子长成了当官的苗子
他生在嘉庆朝,没听过流行歌曲。
那是因为朝廷上有一位神经衰弱的皇帝。
他治国就用一个字:“禁!”禁了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关乎王朝气运,尤其是儿歌,童言无忌,直达天机。还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什么的,“凄凄、惨惨、戚戚”,都被他一禁了之。
禁了流行歌曲,那是耳朵的领域,五官之一。
显然还不够,还有眼睛的领域,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都要合乎礼,非礼勿视,因此,皇帝又禁了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王朝气数,已可知矣。
以“禁”立人,以“禁”治国,还要文化做什么?
文化式微了。然而天算之学,却兴盛起来,成为显学,那是与算命有关。
如果说康熙纂《数理精蕴》,如同文王演《周易》,尚怀有天下未定、天命未归的远虑,那么乾嘉以来的天算之学,则未尝没有变易的先觉在里面。
学者算命、知命,就帝王学而言,是乱世之前兆,天命已飘摇。
对内禁了,对外呢?如法炮制,也还是一个“禁”字。
禁的对象,那时,主要就是传教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禁传教,禁礼拜,关闭教堂,关押传教士,并遣送回国。
这还是轻的,在湖南等地,迫害变本加厉。传教士兰月旺,以“夷人潜入内地”之罪名,竟被湖南巡抚抓起来,处以绞决。夷教受难,东西文明发生冲突。
皇帝拒绝了天使——传教士,却招来了魔鬼——鸦片烟。
禁了传教,又来禁鸦片,无论上帝的,还是魔鬼的,都禁了。
然而,嘉庆一朝,传教士和鸦片烟,还未成气候。
令朝廷为难的是,一禁,来了鸦片;再禁,起了“邪教”。
中华之外还有新世界,可皇帝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先是乾隆帝以天下自居,拒绝了马嘎尔尼;接着嘉庆帝又以礼仪为由,再次拒见英使。P1-3
李冬君女士所著《儒脉斜阳》,内容一如副标题所示: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不过,我是把它当“曾国藩评传”来读的。关于大儒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坊间另有货多料足的好书备选,对这本正文仅十多万字的小书,我不妨另有期待。何况,作者也志不在此。
曾国藩的史料,历来不缺,且不说传主本人海量的日记、奏折等第一手资料,故对学者来说,只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熟悉并撰述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并非多大的难事。曾国藩之难,在于此人大脑之不同流俗,见解之清新不俗,行为之特尘脱俗。绘出曾国藩,不难;理解曾国藩,太难。若满足于铺陈史事,摭拾史料,则戎马一生、书卷一生、官场一生、困顿一生的曾国藩,仅仅资料就足以供大于求,作者哪怕在评论上“不著一字”,似也不难把传记写得烈烈轰轰,热热闹闹。
显然,李冬君志不在此,她避易趋险,笔墨性喜在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上空盘旋。
读者会发现,书中提到曾国藩的事迹,用的是一种大写意笔法,纵横挥洒,繁简随心,与我们习见的史传,如同陌路。只要作者认为必要,她还会用饱蘸浓情的诗意语言,形容——不是描述——传主。作者无意用一种学者的严谨来约束自己对传主的爱戴之情,书中穿插着的那些评论文字,时而面冷如铁,时而心热似火,动感十足,赋予作品强烈的另类气息。比如,写到曾国藩在解决了洪、杨之厄,决计进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作者于不动声色间,竟然写下如此声色大动的八个字:“金陵城下,枯杨生花。”
几年前我还读过李冬君女士的大著《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于她针对中国王权主义思想的种种高明见解,极为感佩。正因为曾经用了极大心力来汲探孔子思想和儒学传统,当她通过曾国藩这个特定人物来回望儒门一脉时,几乎一抬腿就站上了一个思想制高点,那些珠玑般闪烁的见解,也由此构成了本书的突出特质。每当需要对曾国藩的性格、思想及性格上的矛盾进行正面攻坚时,作者从来不曾退缩过,她那些精到的见解总是能够及时闪身,像一盏盏思想射灯,把我们曹操般复杂的主人公瞬间照得雪亮。说到曾国藩拜唐鉴为师,“用理学的挫刀,天天修理自己”,作者概括道:所谓修身,就是“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而“内圣就是‘换一个人’出来”。作者意犹未尽,继续畅论道:“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的那样,用‘抱鸡卯’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说实话,得到如此高明的见解,真不枉“开卷有益”了。作者曾如此概括曾国藩:通过修身,曾国藩“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而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曾国藩面子上‘居敬穷理’,可骨子里却还是个‘南蛮子’,有杀伐决断之气,也不乏仁民爱物之意。”谈到曾国藩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作者又有如此眉批:“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
读史,主要是读史识,史识是史传的源头活水。欲知曾国藩其事,大可另寻他籍;欲识曾国藩其人,不妨由《儒脉斜阳》而入。
周泽雄
本书的成书过程是很有趣的,原版后记中已作了交待。时隔六年之久,这本小书给我带来了很多读者朋友和受读者爱戴的荣誉。期间又有幸偶遇了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孙轶女士,她很欣赏我的书写,在她推荐下,山西教育出版社决定再版这本小书,还要作为重点推出。
幸莫大焉,但在此更上一层楼,反而惴惴不安。就像每当我受到读者朋友嘉许之时,私下总是遗憾到心虚,回忆书中写得还不够完善之地,叮嘱自己下次书写得要更好些。
的确,正如我的好友周泽雄先生代序中所言,所幸本书的视角和立意,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来看曾国藩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将曾国藩捆绑在已经走向衰亡的满清王朝身上,从这点出发,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可以翻翻小书,谢谢!
在此,感谢本书编辑李梦燕女士,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所有为本书辛劳的明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