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魁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是一名受读者尊重的多产作家，他把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实践揉在一起，以《一辈子能做几件事》为题出版。

全书不仅忠实回顾了作者个人曲折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强调了作者是如何加强思想修炼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更重突出了陈元魁在文学上的执着追求。

《一辈子能做几件事》以不拘一格的散文笔法，详尽记述了作者陈元魁本人从出生到老年的整个人生轨迹，忠实回顾了个人曲折的成长过程。通过对个人学业、亲情、友情、爱情、婚姻、事业、文学追求的体验、反思、自醒，折射社会生活大背景的演变和发展；从社会发展中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的变革，折射出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生命成长过程，着重突出了陈元魁在文学上的执着追求，形象地印证了一个文学爱好者是如何成长为一名受读者尊重的多产作家，尤其是强调了作者是如何加强思想修炼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童年时代

 出生

 爷爷和奶奶

 避难

 青青幼稚园

 父亲

 文化启蒙

 童趣

 大姐出嫁

 二分部

 也是乐园

 天分初露

 官兵捉贼

 过河

 艺术的种子

少年时代

 假日

 大南门与王炮手

 赵家井与王担水

 过失

 上坟

 丑姨

 夜生活

 过年

 我的老师

 同桌

 两个男同学

 消灭四害

 校医

 报考艺校

 学画的日子

 噩耗

 父亲弥留前后

 回城

 相依为命

 奔丧

 算命

青年时代

 闲散少年

 当小工

 磨坊临时工

 杂役

 再进磨坊

 骚动

 多余人

 新兵连

 初下连队

 固疾

 变相警告

 特殊使命

 低迷

 探亲

 舞台前后

 复员

 失重

 终身大事

 并非浪漫

 沉潜

 应声虫

 双面人

 执拗

 落点

 夙愿

 跑偏

 作茧

 天使

 依赖的代价

 隐忧

 放弃天使

中年时代

 暗漩

 磨擦

 彼岸

 公差

 深渊

 碎裂

 伸缩

 突围

 清醒

 夙缘

 萌发

 痴迷

 浮升

 家居三迁

 如日是年

 弱妻

 携妻游江南

 哭二姐

 大红袍

 读书创作班

 以不变应万变

 《麒麟河》后记

 闲看半条街

 进不去的城市

老年时代

 花甲告妻女亲友书

 《麒麟河》作者告读者书

 含饴弄孙

 《麒麟河》发行前的答谢酒会

 第二次旅游

 《玉树临风》研讨会

 也是剖腹产

 《民生街》的几点说明

 第三次旅游

 出版《民生街》的准备

 《民生街》后记

 游泰山、青岛

 《民生街》获奖感言

 游黄山

 参加评奖及见解

 周末闲了喧

 《花儿怨》后记

 《花儿怨》出版前后

 花儿青春期

 方言长篇广播剧《麒麟河》问世

 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我无缘像很多书上描叙的那些孩童，从祖母或者外婆的溺爱关注中得到一些粗浅的文化启蒙。我外祖母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自然不能给我讲什么“狼外婆”的故事。我的被鸦片烟毒害的奶奶，也不会有兴致在月明风清的夜晚搂着我坐在一棵大树下，指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启发我问这问那。如果说我幼年毕竟多多少少受了些文化启蒙，我认为应该归功于我的母亲。

我母亲没文化，跟所有百姓家的妇女一样，她用有意无意记住的那些民间谚语儿歌来充实我稚嫩单纯的心灵。她这样做，完全出于做母亲的本能和天性，就像听见孩儿哭闹必须抱起来喂奶一样，她用她仅有的那些朴素的文化养料充实孩子的思维空间。她的动机很简单：把哭闹的孩子抚慰安静，把无所事事的孩子惹逗高兴，把孩子送进梦乡。然而，自然天成，母亲无意识的精神爱抚，同样产生了启蒙的效应，正如一个人无意间扔进土里一枚桃仁，数年后居然长成了一株桃树。

母亲熟记的谚语儿歌(或者称为摇篮曲)似乎并不多，却足以滋润我的像白色海绵一样吸水性强的大脑。母亲依据我的接受能力，从简单到复杂，从一两句到数十句，循序渐进，直至把我送进幼稚园接受最简单的汉字教育。

最初，也就是在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一定是这样逗我的：在炕上，她让我坐在她的对面或者怀里，用一只手握住我的右手或左手的四根指头，让手掌最大限度地亮在她的眼前，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蘸点唾沫，然后用那润湿的指尖一下一下点捣我的手心，边捣边念：“点点窝窝”，或者“点点窝窝，海棠罗罗。”手心的神经十分敏感，往往点捣几下，我就会因心里愉悦和手心痒痒而咯咯咯地笑起来。当然，作为一两岁幼儿，当时我不会知道这些的。但是后来，母亲在看顾亲友家的小孩儿，再后来当保姆照看别人家孩子时，总要重复这种最简单的游戏。显见在我小时候，母亲不会不这样实践。

于是，每当母亲逗惹邻居亲友的婴幼儿，或者搂抱着大姐出嫁后生下的外孙哄惹逗笑，我就像看到了母亲往昔爱抚我的情景：她一定像搂抱着外孙那样甜蜜地搂抱着我，让我的头枕着她的左胳膊，脸颊贴着她的胸脯，屁股坐在她蜷起的右大腿上，她一边缓缓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一边用右手轻轻拍我的后背，边拍边诵唱：“娃娃悄悄儿，买给个刀刀儿，刀刀割手哩，买给个老草驴，老草驴叫哩，一顿鞭子打着跳哩。”母亲温软的摇晃的身子胜似摇篮，那背上轻浅有节奏的拍击又似浆片落在水上，搅出细微水花的进溅声以及迷朦的水气，涸散成一片朦朦胧胧的梦境……

倘若我不肯睡，母亲也不坚持非要把我送进梦乡，就再度用谚语儿歌哄引我的热情与活泼，她会用左手托起我的一只手，又用右手一根一根扳我的五根细嫩的指头，每扳一指说一句：“大拇指，二拇指，中三郎，四宝弟，尕拇指儿驮驮子。”反复几次。

到了能记事的年岁，母亲说给我的谚语儿歌具有简单形象的生活内容。无论在院里或者炕上，母亲与我面对面坐好，她用两手分别托握住我肉肉的左右手，一推一拉摇晃着我的身子，抑扬顿挫地念诵道：“打罗罗，喂面面，阿舅来了撒饭饭，你一碗，我一碗，吃上肚子疼了我不管。”有时为了加强效果，母亲把最后的我不管三个字重复着说几次，一次比一次紧张，同时用手痒搔我的肚子，直把我逗惹得笑得前仰后合了才罢手。

一旦我的肚子真的因为受凉或者饮食不适而闹病，母亲就把手掌在热炕上焐热后轻轻地揉我的肚子，同时不忘念上一段：“肚儿肚儿再甭疼，我给你请个肚司工，吃点药，打个针，一泡稀屎送出门。”

谚语儿歌的内容随着句子的拉长而渐渐丰富起来，我的认识能力也同时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求转化，也就是说，我已经感受到一种趣味，一种引诱力，每当跟母亲在一起，要么请求母亲说一段新的谚语儿歌，要么自己重温已经熟记在心里的那些段子。我当时最喜欢挂在嘴上念的是这一段：“古今儿古今儿当当，猫儿跳到缸上，缸扒倒，水倒掉，猫儿跳到锅里烙馍馍。馍馍烙下了八十八半个，你半个，我半个，给挡羊娃留下少半个。挡羊娃来了要馍馍，馍馍来？狼抬(注：方言，即叼)了；狼来？上山了；山来？雪盖了；雪来？消水了；水来？和泥了；泥来？抹墙了；墙来？猪毁了(这里的毁同拱)；猪来？猪家爷儿打死了，猪尾巴儿来？顶了门了。”

起初听母亲说出这个“古今儿”，觉得十分有趣，跟着念。记熟了就向母亲提出一串自己无法理解的问题，如：“猫儿怎么会烙馍馍？”、“狼到家里抬馍馍，大人见了不害怕吗？”、“狼是啥样？”、“猪尾巴儿那么软那么细，能顶住门吗？”等等。有时问姐姐，问父亲，大人的回答总是不能让我满意，或者当时满意，过后想想又不满意了。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偏爱这首“古今儿”。一段不长的俗语顺口溜，竟然包容了那么多生活内容，体现了那么多的描叙手法，让我形象地领略了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流传意义。当初，不懂得从生活现实到自然法则，再从自然法则回到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转换规律；不懂得人与馍馍，馍馍与大山，大山与狼，狼与雪之间，也就是人与大自然与野兽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不懂得写实与虚拟，具体与夸张等等描叙手法。然而，顺口溜里的猫儿、馍馍、挡羊娃、山、雪、狼、泥、猪、墙……毕竟有效地充实了我的幼稚好奇却又空洞的心灵，使我对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产生了兴趣，朦胧意识到客观世界的浩淼与繁杂。

还有一首民谣顺口溜我也喜欢反复地诵说。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是风趣、诙谐，只因为说起来琅琅上口，内容古怪，心理上能得到某种满足，因而说起来格外卖力：“喜鹊喜鹊嘎嘎嘎，你们家里来亲家，亲家亲家你坐下，吃了烟了再说话。亲家你的丫头担水不担水，担子担上了溜瓜嘴；你的丫头揉面不揉面，坐在案板上揉尻蛋；你的丫头扫地不扫地，扫帚夹上一溜屁，你的丫头铺炕不铺炕，被儿裹上了当和尚……”常常说得忘形，接连反复好几次，尤其说到“揉尻蛋，一溜屁”的时候，还要加重语气，手舞足蹈，觉得发泄了什么，很是得意。每当见到这般情景，一向纵容我的母亲就会板起面孔制止我，不许我津津乐道。成人后，才明白母亲当初制止我的用意。民间口头流传的谣歌、谚语，有精华也有糟粕，常常是诙谐风趣中包含着粗俗甚至下流成分。我当时乐意重复那些自认为很过瘾的句子，完全是无意识的恶作剧，仅仅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某种情绪，而绝非出于什么下流动机。母亲制止我，体现出她的见地，容忍或放纵自己的孩子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粗俗的、饱含嘲讽挖苦意味的生活现象上，毕竟是不对的，母亲显然是对的。P16-18

凌晨突然清醒，通常，趁我清醒，进入脑海的必然是写作的事，构想情节或者安排当天的写作内容，并成为催我起床的最佳理由。今天却怪，脑海空洞着，而且潜意识里陶醉着这种空洞，能让自己充分体会偎窝子的惬意，进而觉得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去设想不去计划不去追求，让自己庸常地度过这新的一天甚至余生，没什么不可以，并且认为一直被我视为生活甚至生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其实是可以缺少的，可以丢手的。周围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不看书不关心文学，不是照样活得像模像样自得其乐？

这种念头这种情绪要是出现在十年前，哪怕五年前，都会令我惧怕并痛恨自己，可此刻我却承认它出现得合情合理，不但不令我警惕，反而让我觉得轻松，因为我得尊重一个事实。这事实是，这种念头这种情绪不是外部因素造成，比如一粒从远处溅进来的火星击中并烫伤我的皮肤，并把灼烧的疼楚传导入我的心灵，而且从我生命内部最深的某一处生成，并缠附着神经向身体外部大面积扩散，以至于让我感应到它的到来和形成，已经无法用惯常的意愿可以阻止和改变，至少是不那么轻易地阻止和改变。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热衷于奔跑，并吸引那么多追随者的阿甘，奔跑途中突然停步回身永远放弃奔跑，我想我在此刻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作为小说家的村上春树，在跑完百公里超长马拉松途中形成的“跑者蓝调”，让我更为感同身受。

阿甘是由于恹倦，村上春树承认其中包含“心灰意冷”的成分，那么我呢？

已往也出现过对写作意义的怀疑，并导致情绪上的低迷，产生放弃写作的念头，但时间很短，好像是生命自然循环周期中某个不可短缺的环节，很快就能过去，接着而来的是又一轮的创作冲动和写作实践。现在想来，对写作终极意义的怀疑并由此产生的创作激情的低落，多半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干挠，比如作品不被重视，写作实践遇到不公平对待，诸如此类干扰产生的写作热情的低落，往往会因为自我证明而出现新的暴发和冲高，一如受压的弹簧，在压力松动时弹力会更足，但如果弹簧的强度在自身的结构中出现问题，其性质只能另当别论。

那么，我自身结构中究竟出现了什么质的裂变？是才思枯竭还是热情减退？我以为是后者。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我的文学热情的减退呢？这种不知不觉地热情减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回顾自己的创作实践，尤其是近十数年创作中的情绪起伏，至少有两件事可以重提。其一，在设计《民生街》装帧扉页时，是否在扉页印上“风流河湟三部曲”第三部的名称，颇费了一番思量。第一部《麒麟河》，在《雪莲》连载五年，单行本刊行三年，获得读者好的口碑。第二部《民生街》已进入印装阶段。在行将面世的《民生街》扉页印上计划创作的第三部《花儿怨》，最朴素最明确的用意是提前告知关心我的读者，我还要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而最真实最本质的用意是，给自己制造一种动力，以便促使自己完成第三部的写作，这个动力是给读者或者社会的承诺，必须要遵守，我用“不能食言”来鞭策自己实现承诺，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我发觉我对文学的热情已经变瘦变薄，而我的心灵却还澎湃着创作的意愿，我清楚，冲涮和淹没我创作激情的那些外力来自何方；我更清楚，自己体内还储藏着怎样的创作能量。在愿望不能指靠激情的时候，我只能指靠自己的诺言。其二，早在十数年前，也就是在我的文学热情逐日上升的那个阶段，我有了撰写自传的念头，以“我的青少年时代”为总题，陆续撰写并发表了数十篇记叙童年、少年、青年生活经历的文章。综合起来，可以视为自传的前半部分，我一直在等待某个适宜的时机，开始自传后半部的写作，计划写作的后半部分，是从我调进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直至退休后的生活，核心是我的文学创作。我把这一阶段视作生活乃至生命的华彩阶段，觉得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生存体验和写作感悟需要写出来与人共勉，事实上，我却在寻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放弃这个打算。文学被社会实践逼往边缘，腐败的恶气弥漫进文学殿堂，抹杀和改变着她的崇高和神圣，更多更多的人在浅俗的娱乐中自我陶醉，谁还在乎某个文学园林中踽踽独行者的吟哦与叹息。我自以为有意义的事情，对别人未必真有意义，如何提升我的创作热情，从而让内心澎湃的创作激奋得以充分渲泄，是我今后必须面对的最实际问题，当然，这取决于心情。

如今，我的“风流河湟”三部曲第三部《花儿怨》已完成定稿付梓出版，此后能不能再写长篇小说？眼下难以绝决地说个“不”字。这种前提下，盘点一下自己的文学求索道路，倒成为必然或者必要。通过盘点，至少明确了一个事实，文学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她引领我走了最适宜我的一条道路；她充实了我的生活乃至生命，培养并巩固了我的自信，为我赢得了尊重；她让我证明了自己的生存价值，让我逝去的岁月清晰得可以检视，可以重新品咂重新触摸，让我留在世上的足迹永葆鲜活的生命气息和思想色彩。基于这点自知之明，我把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实践揉在一起，以“一辈子能做几件事”为题出版。

于201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