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记往（上下）》可谓是沈鹏年先生的回忆录，记述了沈鹏年的传奇人生及他年轻时从事现代史和现代文学探索的足迹。本书内容中拥有大量的史料，收集了当时文人著作存稿、手迹、照片、通信等，本书图文并茂，其中不泛精辟见解，珍贵异常，也可以当信史来读。

《行云流水记往（上下）》记述了沈鹏年的传奇人生及其年轻时从事现代史和现代文学探索的足迹。全书共分仰止篇、影视篇、探源篇、海外篇和友谊篇等五个篇章。本书内容全面，图文并茂，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鹏年的优秀参考读物。

序

仰止篇

 萦怀一个多“花甲”的人生“胜缘”——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年祭”给我的启示

瞻仰鲁迅遗容的感受

阅报十年产生了迷惘

伟人周恩来启示我人生方向

周恩来像明灯影响我终生

 震动海外第一篇：梁漱溟先生访问记(初刊香港《良友》画报)

题记 梁老为何将拙文收入他的《自传》？

风号大树中天立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

究竟为何批判梁漱溟？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无我为大，有本不穷”

 心佛众生 唯显自性——亲闻梁漱溟先生的重要谈话

梁老和我谈“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老谈他与熊十力的友谊和分岐

梁老在“文革”中为何写《儒佛异同论》？

梁老谈为何给孔子鸣不平、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脉

梁老谈对待生死问题应持的态度和境界

梁老最后谈对台湾青年的希望和遗愿

 清风明月 卓荦无忝——记赵朴初先生青年时代二三事

影视篇

 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

上篇：为山九仞

下篇：功亏一篑

 名著《围城》从小说到荧屏

《围城》引起的回忆

《围城》怎样改编上荧屏

最早评价《围城》的共产党人

世纪新元忆《围城》

探源篇

 国共合作营救“郭沫若归国”秘闻——蒋介石对郭的“赦令”怎样公布的？

郭沫若归国问题补正

陈布雷与郭沫若

畏垒鼎堂诗寿倡和

共产党功不可没——再论郭沫若的归国问题

中日两“夫”的友谊及教训

 鲁迅和《新青年》的若干花絮——在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采访札记

题前的话”

鲁迅和《新青年》的最早接触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五体投地地佩服”

《新青年》主编谈《呐喊》

鲁迅“旧梦”的重温

“遵命文学”索引

《新青年》促成《一个青年的梦》

刘复幽默遭忌 鲁迅仗义护友

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游戏”文字

《新青年》要鲁迅劝钱玄同写稿

“阿世”、“禽男”到“新旧冲突”的典故

 鲁迅先生与铃木大拙——写《金刚经》偈语赠日本僧人

 郭沫若为何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回答我“质疑”的郭老亲笔信

 郭沫若为鲁迅研究工具书题字——拙著《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封面的由来

 郭沫若谈鲁迅与创造社“宣言”合作——郭老给我的信和谈话

 对鲁迅《斯巴达之魂》的“寻探根源”——钱锤书先生在“文革”中给我回信

 共产党慧眼识真才——记袁殊与张爱玲的成名

张爱玲的“白璧之玷”

《杂志》社使张爱玲“红”遍上海滩

《倾城之恋》从舞台到银幕

 文以载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

《鲁迅风》里看性尧

从王任叔离沪前的信再看性尧

从投稿《古今》论性尧“白璧之玷”

 “年青的期待”——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提供一件历史资料

 《十日谈》与“打鬼运动”

海外篇

 当代“鉴真”的传奇人生——关于美国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长沈家桢博士

 古玉兰下忆静波——记我的乡亲严家淦先生

上篇：古镇、名园、岁月

中篇：故家、老树、沧桑

下篇：相思情在天涯

 陈立夫誉大陆的《观音宝相》

 记摄影大师朗静山

 郎静山与枇杷图

 “飞虎”情系中华——记克莱尔·李·陈纳德

友谊篇

 郭沫若六十年前对一个青年的厚爱——我提供他的译诗佚文、他介绍优惠购书

 丰子恺“往事憬然”忆鲁迅——“文革”中我与丰老在日月楼中“苦中找乐”

 《鲁迅传》创作组的“政委”——缅怀杜宣同志

 张爱玲论唐大郎的诗文——《大郎小品》中的张爱玲佚文

 陈从周情系徐志摩

我是“书迷”的“多元论”者

陈从周三莅寒舍欣赏徐志摩“手迹”

 科学之光艺术之美——记爱国科学家许宝脲的坎坷一生

 神秘的书屋和奇特的教授——木简书屋主人、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范纪曼

 从周楞伽遗简看文人风骨——给我和致性尧的信

 我《爱黄裳》的史证——关于郑振铎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及其他

 当黄裳“粉丝”(fans)要甘受委屈——我“心甘情愿”为他作牺牲

后记：向读者交心

附录：沈鹏年写作生涯六十年

1946年春，我去看望张琼、贺树两位老师，随身带了厚厚一本“剪报集”。贺树老师头上依旧戴着绒线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围巾，捧着小茶壶，坐在藤椅里。他接过我的剪报，笑道“什么‘宝贝’呀！”翻阅一过后，咳嗽二声，茗了一口茶，这是他的习惯动作。直率地说：“工夫花了不少，剪贴还算认真。不过有点‘纯资料观点’，比较燕杂，缺乏条理，看不出你自己的中心思想……”我一下子面孔发烧，有些手足无措。张琼老师给我端了一杯茶过来，对贺树老师说：“不要这样严厉嘛！小沈埋头十年，积累这本剪贴，这一点恒心，也不容易……”贺师说：“爱之深，责之严，我是为小沈好……”

贺树老师说：“青年人是应该有理想和信念的。埋头扎在书报中剪剪贴贴，总不是青年的人生目标。就算是‘研究鲁迅’，也要先解决为什么研究？为谁研究的问题……”

张琼老师在一叠期刊杂志中找出一本《文萃》周刊，拿给我说：“里面有一篇曾敏之写的文章，回去好好地看看，这篇文章是值得反复阅读的……”

文章题目是《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是当时青年记者曾敏之写的《周恩来访问记》。关于周恩来，我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西行漫记》第二章“通向红都之路”的第二节《造反者》．斯诺记述了“与周恩来的谈话”（1938年复社版第73页译题《叛徒》，今据新译文）。

斯诺1937年在陕北与周恩来初次会面：“这时一个瘦削的青年军官出现了，他留着中国人不多见的大胡子，走过来，用一种柔和而温文尔雅的声音同我打招呼：‘哈哕’，他问‘你是在找人吗？’他是用英语说的！不一会，我就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斯诺在听了周恩来用英语叙述的革命经历后认为：“他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人瘦瘦的，中等个，身架略显单薄。尽管他留着又长又浓的黑胡须，但仍有着一副孩子气的相貌，一双大眼睛热烈而深邃。他有着某种吸引力，这似乎出自他那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这也是我从字面上获得的对周恩来的初步印象。

张琼师母要我阅读曾敏之写的访问记，是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离开重庆的前夜”，和一个青年记者的“纵谈”。

在记者笔下，“周恩来穿着派力司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颜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只是“他的眉宇间紧锁着忧郁”，“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雾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周恩来接见了这个青年记者，应他请求，“沉浸在回忆的海洋里”谈了“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谈到阅览和读书，周恩来说，“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在当前为国事奔波的百忙之中，还“要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包括京沪平津的）共计二十余种。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近二十年来做事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

P16－18

溯自明清之际，正当西洋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亦发生丕变。由宋明理学而转为义理、词章、考证三大流派。降至同（治）光（绪）两代而至末造，不但对自然科技之学黯然失色，即如清初学风亦浅淡蜕化，唯记闻之学聊备风规。迨至清末民初，即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新闻文艺发展，即如记闻旧学亦形色有异，何况余者。由此递变，经民初五四运动逐渐而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间，惶惶不可终日，有能抱残守阙，蛰居浩劫之中而依然耽嗜书史，沉潜于记闻者，已无多子。但吴会之间，由来固多埋光抱道之秀士，如古吴东山沈鹏年，即足为例。今沈君以所著《行云流水记往》一书嘱书，即此并序其难能可贵之实尔。

时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下旬

戊子年冬月之杪行年九一

南怀瑾

英国托·亨·赫胥黎（1825～1895）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写道：“我充分意识到老年人对于自己年轻时所做的种种事情，比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一代对它有兴趣得多。”对此我深有同感。我是正在迈向“期颐”的高龄老人，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拙著《行云流水记往》就是明证。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二代宗师南怀瑾先生宠赐序言题封，以光寒篇，铭感无已。

一

《行云流水记往》留下了我年轻时从事现代史和现代文学探索的足迹。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陈独秀、现代文学史上的周作人，都是敏感人物。研究他们的人几乎无一不受到灼手焦指之痛。1962年我根据周作人先生向我提供的他的《日记》，以及陈独秀在“五四”前后给周作人的亲笔信，写了《鲁迅和（新青年）的最早接触》、《陈独秀对鲁迅小说“五体投地的佩服”》等篇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上；当时在上海抓意识形态的张春桥立即下达“禁令”。他除了通知《文汇报》不再刊登拙文外，又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规劝后幸未处分。朋友说：“比起1984年编选出版《周作人早期散文选》而遭‘左’兄错误批判的许志英教授，实为万幸。”我说：不！当时我是“上影”厂资料组组长，电影《鲁迅传》是上海市委和中央文化部共同确定的重点任务。我遵循周恩来总理“以鲁迅为中心把有关资料收集起来”研究整理，“不割断历史，教育后代”的精神，是无可厚非的……心怀鬼胎的张春桥并不是对我网开一面，而是“邪不压正”！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号召要“抢救史料”，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蒋文杰（虞丹）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发表《精华欲掩料应难》。说抗战时期的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谜”。上海市电影局顾问柯灵更为明确地指出：“周氏兄弟是现代中国卓有影响的人物，鲁迅先生巨人式的存在不必说了；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他在民族大义上令人叹惋的失节，是多种复合因素造成的时代悲剧。”（见文化出版社《柯灵文集》第一卷第41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单位领导——上海电影总公司导演室支部书记葛鑫等同志为“抢救活资料”要我从事周作人“落水”问题的学术调查。好友宋涛、许爱兴等同志出于对我的关怀，真诚地警告我：“这是戴着锁链去走钢索，要吃‘生活’（即“挨整”）的……”但正如赫胥黎所说：“我在青年时代，有那么一点点固执的脾气。我觉得一切可以预料到的不幸给予我的痛苦，比起要我放弃那些我认为是应当做和已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时所感到的痛苦，要小一些。”（见197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第4页）当时我认为，奉组织之命调查这一“多种复合因素造成的时代悲剧”，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任务。因此，我带着葛鑫同志亲手交给我的局、厂党委介绍信和三百元预支车旅费上路了。在北京受到国家安全部钟子云部长、中顾委李葆华委员等首长的接见；访问了抗战时期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万复、陈涛、李才、高炎、张靖、罗铮等老同志。经钟部长批准后，查阅了“国安部”有关档案材料、对袁殊等同志作了谈话录音。三次去太原访问王定南，访问记录都经王本人签字认可。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史组副组长许宝骙五次来上海我家，主动向我说了这件“时代悲剧”的内情。我把全部调查材料交给组织。支部书记葛鑫亲自审阅材料并签字加盖公章，写了此事的报告，书面汇报电影局党委。至于我个人，正像在《鲁迅传》创作组负责资料工作时一样，虽然在工作中接触、获悉了大量当时属于“机密性”的材料，按照“组织原则”，从未随便泄露。

刘金同志以知情者身份，在国家新闻出版局主管的《新闻出版报》及《吹沙居乱弹》一书中，一再写道：

“现在有人一口咬定：‘毛鲁会见说’是‘沈鹏年伪造’的，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见学林出版社出版《吹沙居乱弹》第28页）

刘金同志还写了《局外人语》、《何前恭而后倨之甚也》等文，发表在南京市政协的《爱国报》，对此事再作澄清。原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同志，对此事写了书面意见予以高度评价。“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张琼纪念室”，公开陈列了张琼有关此事的历史档案材料……——文证俱在，何用词费。两件事的原委真相，彰彰在人耳目，敬请大雅诸君明鉴。

四长期以来，我一直把王元化老师给我的箴言作为我学术探索的座右铭：为学不作媚时语，独予真知启后人。如今王元化先生已归道山，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响往之。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世苦短，何必恋恋于无谓之争！至于我本人，仍不屑和谁去争。释氏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坠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无上正等正觉。”——谢谢读者，无量寿佛！

戊子岁暮八四老叟沈鹏年于姑苏澹泊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