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立国之本，民族之魂。整理、发掘国学之精华，继承、弘扬其优秀传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意义极为重大。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研究国学的同时，吸取、融合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本书对每一学科的介绍，大致为：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与范畴，学科发展史，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现状与今后方向。对书采用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对于说法不一者，作客观的介绍，由读者判断。

国学中很多由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如春秋学以《春秋》为研究对象，通鉴学以《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这两部著作，都属于编年体史书，故本书春秋学、通鉴学涉及编年体的内容。由《资治通鉴》而产生了《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故本书通鉴学又涉及纪事本末体的内容。

本书对每一学科的介绍，大致为：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与范畴，学科发展史，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现状与今后方向。视各学科具体情况，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本书采用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对于说法不一者，作客观的介绍，由读者判断。现将第一批问世的四十门学科，归纳为几种类型，作为导读。

版本学 李欢

本草学 魏文静

避讳学 刘志刚

辨伪学 杨绪敏

博物学 汪志国

谶纬学 徐兴无

敦煌学 邵文实

方志学 倪毅

风水学 彭玲

佛学 季芳桐

红学 袁红梅

辑佚学 王卫婷

校勘学 武秀成

金石学 徐琳

经学 王韦

老学 吕俏霞

郦学 陈桥驿

龙学 张叔宁

律学 李玫

名辩学 胡晓刚

墨家 胡运宏

目录学 徐雁平

农学 唐秀珠、曾京京

谱牒学 曾京京

尚书学 王韦

诗词曲格律学 周悦

书画学 戴明峰

术数学 朱霞欢、赵益

数学 张俊飞

通鉴学 郝润华

文选学 孔祥军

文字学 何毅群

物候学 惠富平

姓氏学 王红霞

训诂学 景凯旋

音韵学 吴永坤

舆地学 朱智武

职官学 邱敏

诸子学 刘云

传注学 王福利、王靖懿

附录 中华文化及其演变与传承

后记

避讳学

刘志刚(南京师范大学)

避讳是我国古代及至近代特有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辞海》“避讳”条云：“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试想，对君主之名，臣下及子民俱避而讳之，不敢援笔书之，不敢扬声呼之，无非是彰显君名之贵、君权之高。可见，避讳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历代君主建立与维护自己至高无上威权的一种体现。

追根溯源，避讳起源于周代，但最初不过限制人们直呼君主之名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规则。但凡事自有发端，后世即不免铺陈繁衍。避讳自周代兴起后，历秦汉、唐宋，直至清末，前后两千余年。两千余年中，避讳现象逐渐发展为一种制度，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如由最初的只讳君主之名，发展到讳家族尊长名，甚至讳个人名，其规则亦日趋繁密。究其发展原因，则既有封建社会制度强力所致，亦有在避讳风气之下，人们竞相逐效之故。

避讳的发展，给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不说，也给后人对中国传统史籍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是因为避讳现象发生在史书上，便多有改易文字的情况，而中国历史绵久，朝代更迭频繁，各朝各代所讳不同，而避讳方法又不一，于是两千余年历史积聚下来，因之而造成的传统史籍淆乱之处着实不少。

避讳自身的逐渐发展及其对传统史籍研究造成的困难，已使得人们对避讳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成为必要。历史上，历代对避讳情况进行记载与研究的著作很多，如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桥的《野客丛书》、王观国的《学林》、周密的《齐东野语》；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而近人陈垣所著之《史讳举例》八卷，更是对历代避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颇具成果。在对避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门新的学科——“避讳学”相应而生了。陈垣这样定义“避讳学”：“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

避讳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对避讳规律的日渐掌握，而这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判定古籍版本的时代、鉴别作者的真伪及考证作者的年代。这一切都给古籍文献的考证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所以避讳学必将最终解决由避讳造成的史籍混乱现象。避讳学实为史学之一有力的辅助科学。

避讳的起源及发展

关于避讳的源起年代，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法较为流行，一为“夏商说”，一为“西周说”，一为“春秋说”。

“夏商说”认为避讳之风俗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如明人钱希言在其《戏瑕》中提到《山海经》中曾把夏后“启”写作夏后“开”，并认为这就是夏人避讳之例，即避讳夏国君“启”字而改用近义词“开”来代替。但这一说法有孤证之嫌，如陈光坚在《讳源略》中就认为避讳源于夏启的说法证据不足，他指出《尚书》中便对夏商诸国君的名字都直书不讳。如《尚书·五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成贰。”同为夏之国君，讳“启”而不讳“太康”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而且联想到其后汉朝日趋严格的讳法，如果说《山海经》中所以易“启”为“开”，乃是汉朝人在抄录古书时避汉景帝刘启的讳，似乎更有说服力。

“西周说”则以西周为避讳兴起之始，如《左传·桓公六年》中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也说到周人：“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礼记·典礼》更是提到当时避讳的规则“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后来《左传》中对此规则加以发展，增添了“不以畜牲，不以器帛”两条，于是形成了有名的周人“六避”说法。由此可见，避讳现象在西周时便已存在的证据颇多。

“春秋说”认为避讳始于东周春秋时期，如前面提到的陈光坚便持此种说法。另外，清代赵翼也持此说，他在《陔余丛考·避讳》中即反对“西周说”。他举例说春秋时因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于是后来有晋国改司徒为中军，宋国改司空为司城，而鲁国则改掉了国境内具、敖两座山的名字的事情发生。赵翼说这些人均生于西周末年，若西周时已有避讳风俗，他们又为何会取这样的名字呢?赵翼的说法初听似乎颇有道理，但若联系当西周之末、东周之初时的天下形势，则未必站得住脚。当周平王迁都于洛邑后，周王室名为天下共主，而其威势已衰，诸侯势力却愈渐强大，周礼不为诸侯所尊重并常被逾破之的现象时有发生，则上述赵翼所举的例子似可理解为诸侯国君恃己之强，逆周礼而行之的避讳举措。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春秋时晋成公名“黑臀”，楚国有公子名“黑肱”，郑庄公名“寐生”，又如鲁僖公名申，蔡庄公名甲午等等。“黑臀”、“黑肱”、“寐生”均与“六避”中的“不以隐疾”条相对，而“申”与“甲午”则又不符于“六避”中的“不以日月”条。这些都是诸侯强国的“违规”之举，并不可以据此而怀疑避讳在西周时期的存在。

避讳源起之“夏商说”、“西周说”、“春秋说”三者相较之下，还是避讳源于“西周”的说法更为合理。只不过凡风俗伊始，规则都不会十分严格，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当时的一些古籍中发现时讳时不讳的现象。前面提到的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等有违周人“六避”的例子主要是因当时“王室日衰，诸侯权重”而造成的，不必去说，而当时即使在王室内部自己亦常有“不避”的情况发生，如周厉王名“胡”，周僖王又名“胡齐”，这就没有避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来王室之中又有名叫“满”的。还有周襄王名“郑”，与他同时的诸侯卫成公也是叫做“郑”，如此则臣下连国君的名字都没有避讳。当权者中已是如此，民间则更不必说，以向民间采风而成的《诗经》为例，其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等句，“昌”、“发”就当避周文王、周武王的讳而未避。这些例子不能说明西周时无避讳现象，但也说明了当时避讳的疏简。

自西周始，以至于战国，避讳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避讳得以充分发展并逐渐制度化是在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混同天下后，着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避讳作为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自然也不例外地得到了推广与发展。汉朝建立后，除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外，为钳制人民思想，汉政府还进一步推广儒学，在思想上实现了“大一统”。随着儒学在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确立，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逐渐完备起来。

与前代相比，秦汉时期的避讳要求已渐趋严格。如但凡取作帝名的文字，即不许在任何地方使用。像秦始皇叫“赢政”，于是当时月份中的“正月”便被改成了“端月”。汉高祖叫“刘邦”，于是，凡有用到“邦”字的，都换成了“国”字。“端”者正也，“邦”者国也，为尊者讳，择意同者以避之，正是避讳方法之一。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避讳在秦汉时期相对于前朝的趋于严密。

然而就避讳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秦汉时期的避讳毕竟还处于稚嫩期，而且在东汉黄巾起义之后，天下纷崩，战乱频仍，相应地，其间避讳的发展也较缓慢。两晋南北朝之际，是避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一方面玄学思想的幽远恬淡使得一些士家大族对避讳并不甚关注，例如在取名问题上有“同名不讳”的现象，以东晋王羲之一家三代为例，王羲之有五子，分别名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又有子名桢之。又如王湛的后代里有叫坦之的，又有名讳之的。陈寅恪先生曾论证说名字中的“之”字是当时五斗米道中的暗记，但无论如何，却说明了这一时期“同名不讳”的现象。不唯士家大族中是如此，即便皇族中亦对避讳不甚关注，如北魏献文帝名叫“弘”，其子孝文帝取名“宏”，齐高祖萧道成字“绍伯”，而他的父亲名叫“嗣伯”，这又是“同名不讳”现象。可见，南北朝时，自皇族以至士大夫阶层都是避讳观念不甚强的。但是另一方面，避讳在这一时期又有一种荒谬的发展趋向，似乎与前面所说的避讳观念正好相反。如南朝时有一个叫徐积父的，因父亲名“石”，于是终生不用石器，不踩石子，如果遇上石桥则叫人背负着他过去。徐积父因避讳而如此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简直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荒谬程度。总之，这一时期是避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后，避讳才真正充分发展、完备起来。唐朝建立后，当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际，避讳亦大为发展，如避讳方法中的“缺笔”、“改音”即始于此时。其实，唐代有关避讳的法令还是比较宽大的，如唐武德九年，唐太宗曾下令像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显庆五年，又有诏曰：“嫌名不讳，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然而，与此时法令的宽大相反的却是实际上避讳风俗的大为兴盛，这也许是臣民出于对皇上的敬畏而做出的宁可避之的万全策选。另外，这时期的避讳还有某种畸形的发展趋势，如因唐朝皇帝姓李，竞致有朝廷颁令天下，禁食鲤鱼之说。一字之讳，竟废天下鱼食，实令人讶然。

宋朝立国后，在继承唐讳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对避讳的要求更趋繁密。宋代最突出的，是避嫌名的现象日渐普遍，即对同音字、近音字的避用。嫌名之讳，实起于汉末三国之时，但长时期未形成定制，至宋代方才颁布文书令，使避嫌名成为定制。宋人洪迈曾在谈及宋朝避讳时说：“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洪迈还提到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举子们小心翼翼地答题以避免出现讳字的情况，“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宋代讳法之苛密，由此可见一斑。

与赵宋分别鼎立一时的契丹辽国与女真金国，最初因起自朔漠边荒之地，本身文明不高，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避讳意识的程度，但随着其与宋朝之间发生战争并在战后发生长时期的和平交往，避讳的风俗也逐渐传播到原本质朴的北国。但相对于宋朝盛极一时的避讳风气来说，辽、金的避讳之风可说相对减轻很多。而且辽、金时代的避讳还有自己的特点，即辽人或金人往往一人同时有两个名字，一为本国名，一为汉名，他们往往是只避汉名之讳，而不避本国名之讳。辽与金相较，金国的避讳程度又盛于辽国，这是因为其各自与宋朝的交往活动有疏有密，辽宋之间战争本少，长时期的对峙又限定在北方边境一带，因此辽国受宋朝的影响较少，而其时也是避讳在宋代相对不甚盛行之际，而金时则一切相反，不但宋金战争导致金国进占了宋朝半壁江山，同时南宋时期也是有宋一代避讳之风最盛的时期。

在蒙古人入侵中原，覆灭南宋，建立元朝之后，避讳的发展状况亦急转直下，由繁杂转为疏简，这是因为蒙古政权与辽、金政权有相似的一点，即其本身兴起于边荒文明不高之地，本无避讳之风。自蒙、宋对峙直到元朝灭宋，两国之间基本处于残酷的战争状态，根本没有和平交流的过程，所以元朝政权受宋人风俗的影响相对较弱。蒙古人以质朴之风“入主中原”，大大削弱了原本处于极盛发展状态的避讳风气。

明朝建立后，避讳之风却没有因汉人江山的恢复而迅速复兴。相对于宋代，明代避讳的情况是大大不如。以明朝皇族为例，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后，谥“懿文太子”，然而其子即少帝名“允坟”，“文”与“坟”同音而未避，同时少帝年号为“建文”，这又与其名音同。还有建文帝的两个儿子，一名“文奎”，一名“文圭”，如此则父子三代名字中均有同音而未避者。其实从当时的大明律上亦可看出明代避讳的情况，大明律上明确指出了皇帝名号二字只犯一字的并不以触讳论罪，而明代帝王多以二字为名，于是这样便省却了诸多麻烦。

然而整个明朝的避讳情况并非都是如此疏简。万历之后，避讳之法渐趋繁密，至崇祯时，避讳要求已经相当严格，如《日知录》中所记载：“崇祯三年，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不过此时已经是明朝晚期，所以终明一代，避讳相对来说并不十分严格。

与辽、金、元相同，清朝以原本相对质朴之边远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其最初也无避讳一说，只是在入关后，在汉人文化的影响下，才渐渐习染这种风俗。清人避讳自康熙朝始，直至辛亥革命后王朝终结。其中以雍正、乾隆两朝最为严苛，这从两朝文字狱的频繁大兴即可看出。以乾隆朝时的“王锡侯字贯案”为例：其时有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康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后被巡抚海成以私造典籍罪向皇帝告发。乾隆阅过该书后，发现书中竟然直书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于是大怒，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而江西巡府海成也因未能及时发现《字贯》中含有该避讳而未避讳的文字而被撤职查办。

辛亥革命后，帝制被取消，随着作为避讳主要内容的避君主讳的不复存在，避讳制度也终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避讳给予人们的影响却远未终止，其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历程中，已然为人类留下了众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以供后人研究掌握。

P32-34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人称西洋学术为‘新学”，中华传统学术为“旧学”。又有《国粹学报》(邓实主编)、《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谓“中学”、“旧学”、“国粹”、“国故”等词，逐渐为“国学”一词所代替。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民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曾设国学研究机构，江苏省曾设国学图书馆，都出版刊物。“国学”成为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

国学是立国之本，民族之魂。整理、发掘国学之精华，继承、弘扬其优秀传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意义极为重大。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研究国学的同时，吸取、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国学博大精深，今编写《国学四十讲》，非敢班门弄斧，我们的用意是普及国学知识，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几千年来学术之真相及其变迁之大势，展现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年轻一代热爱祖国的感情，也为有志于治国学者带一段路，以便进一步地深造。

国学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门类繁多。我们编写的《国学四十讲》，不像目前市场上流行的那些国学概论、国学常识、国学要览等书，只有少数几门。而是汇集了四十门，其中有热门，也有冷门，有显学，也有绝学，约稿不易。它们是：

版本学本草学避讳学辨伪学博物学谶纬学敦煌学方志学风水学佛学红学辑佚学校勘学金石学经学老学郦学龙学律学名辨学墨学目录学农学谱牒学尚书学诗词曲格律学书画学术数学数学通鉴学文选学文字学物候学姓氏学训诂学音韵学舆地学职官学诸子学传注学

我们计划先推出以上四十讲。还有四十余门，正在物色作者，它们是：

兵学楚辞学春秋学词学道教内丹学董学(董仲舒)杜诗学尔雅学法令学法医学(宋学、宋慈)赋学工艺学古文学管子学甲骨学简牍学考工学考据学礼学理学历法学 年代学曲学泉学(钱币学)三通学申韩学沈学(沈括)史学诗学诗经学诗品学水利学四史学唐诗学天文学刑幕学徐学(徐霞客)玄学易学营造学禹贡学中医学庄学(庄周)

这是计划中的第二批篇目，拟编为《国学四十讲续编》，继续出版，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国学博大精深，虽然我们列举了八十余门，仍难免遗漏，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以便补充。

下面对这八十余门的设置原则、排列标准，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1.不能认为国学中无自然科学。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本书(含第二批篇目，下同)既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农学、物候学等)。

2.清末至今，陆续发现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以及古代竹木简牍、帛书等，俱为中华之瑰宝，国学研究必不可缺之内容。本书既有传统学科，也有新兴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

3.按传统的分类，《诗经》、《春秋》属于经部；按当今之分类，《诗经》属于文学，《春秋》属于史学。本书一律按汉字拼音顺序排列，以免搅扰不清。

4.本书有大门类，如诸子学，学者不止一人，著作不止一种，本书作综合性的介绍。有小门类，如诸子学中之墨学、老学、庄学等，本书作专题性的介绍。

5.书中有某些门类，内容互相关联，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本书之介绍，各有侧重，不相重复。

6.国学中很多由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如春秋学以《春秋》为研究对象，通鉴学以《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这两部著作，都属于编年体史书，故本书春秋学、通鉴学涉及编年体的内容。由《资治通鉴》而产生了《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故本书通鉴学又涉及纪事本末体的内容。

本书对每一学科的介绍，大致为：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与范畴，学科发展史，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现状与今后方向。视各学科具体情况，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本书采用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对于说法不一者，作客观的介绍，由读者判断。现将第一批问世的四十门学科，归纳为几种类型，作为导读。

1.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郦学。本书郦学的作者指出：郦学以北魏郦道元的著作《水经注》为研究对象，故名。作者在介绍了郦道元的家世、生平及撰写《水经注》的动机之后，考论了《水经注》的内容，涉及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名学、文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后，阐述了郦学研究中考据、词章、地理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情况，并介绍了国外汉学家郦学研究动态。结语是：郦学研究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且还有“不断升温的趋势”。

2.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本书方志学的作者指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各类方志及其书目提要，历代有关修志的诏令、规章条例及其他文献，还有古今论述地方志书和修志诸问题的各种论著。方志的内容，大致包括天象、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科技、社会生活、名胜古迹、人物、少数民族、自然灾害等方面，主要具有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实用性等特征。其性质当是“一方古今总览”或“一地百科全书”。作者对方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方志理论的萌芽、发展、成熟与方志学的形成，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进行介绍。结语是：方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年轻的学科，因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重要的使用价值而成为国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本书避讳学的作者指出：避讳学是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陈垣先生下的定义‘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作者在介绍避讳的起源及发展之后，说明避讳分为国讳、圣讳、家讳、个人讳四大类，避讳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笔三法，还有改音、拆字、覆黄、以官名或地名代替人名、不称名而改称字号等法，造成了名实上与文字上的诸多混乱。避讳学形成后，则可利用避讳知识推证历史真相。

4.以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本书校勘学的作者指出：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对象和历史，古籍讹误原由，校勘方法和学养的学问。作者在介绍校勘目的与原则之后，逐一说明古籍讹误的类型为：误字、脱文、衍文、误倒；校正术语分别有：改(正)、补(增)、删、乙(移)。在扼要分析古籍致讹的原因之后，申述了陈垣先生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校法”，并有所发挥。理校法的依据为事理、文义、语言、典故、史实、制度、体例、历法等，“此法须通识为之”。对校、他校二法最为常用。四校法的运用，涉及目录学、版本学、古代小学以及其他古代文化知识，可见校勘者之学养至关重要。最后，列举校记写法，供读者参考。

5.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本书金石学的作者指出：金石学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和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玉器、钱币、玺印、兵符、铜镜、砖瓦、陶器、明器等也在研究范围之内，可称为古器物学。金石学的研究意义，在于考订、文章、艺术三方面，与字学、文学、史学、经学等学科都有关系。它接近于现代的博物馆学，与现代的考古学有一定的渊源，但有区别。考古学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而金石学不重视田野考古及地层关系。传统的金石学终于为考古学所替代。

6.迷信与科学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本书风水学的作者指出：风水学(堪舆学)是去除迷信成分后，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作者在说明风水这个术语的定义，风水思想的萌芽与风水理论的发展之后，阐述了形法派与理气派两大流派的形成与特色，阳宅(活人住宅)风水与阴宅(死者葬地)风水两大类型的范围与规定。最后介绍海内外风水学的研究成果与现状：学者们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知识，对风水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了景观风水、建筑风水、地理风水、学术风水、《易经》风水等流派，认为风水理论中确有科学成分，可以借鉴到现实社会中去。由于风水学内容艰深，往往难用文字表达，作者采用多种图表，一目了然。

余不多举。

范文澜先生强调文化交流的意义，他说：“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明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佛教本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传人中国后，逐渐扎下了根，成为中国的宗教之一，与儒、道鼎立。明清时期，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传统数学与之融会贯通，并运用于修订历法。我们遵照范先生的观点，在本书收罗的八十余门类中，包括了佛学、数学，并予以解释。

在本书即将送交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际，作为第一主编的我，趁撰序的机会，诚恳地表示如下的谢意：

1.感谢陈桥驿先生，他以郦学权威，亲自撰稿，使本书大增光彩。

2.感谢为本书撰稿的全体中青年专家学者，他们都认真执笔，一丝不苟。其中冷门(如谶纬学)、“绝学”(如音韵学)的撰稿，尤为难能可贵。

3.感谢江苏省社科联的重视与支持，将《国学四十讲》列入资助项目，并作为“江苏社科学术文萃”书系的一种。

4.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为本书题签，使本书大增光彩。

5.感谢主编胡阿祥教授，他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主动承担了全部工作。

本书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追求清新、流畅、深入浅出的文风，使读者爱读，易懂。但书中的缺点、错误还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指教，当于再版时改正。

卞孝萱

2005年春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

20世纪初，在西学的冲击与刺激下，“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其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昔章太炎以“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并以“国学”的兴亡与国家的兴亡相连。学人之研习国学、大众之了解国学，意义由此可见。及20世纪末，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后，总结、弘扬国学，成为一股潮流，一批国学大师的经典著作重新印行，并在学人中大受欢迎。然而，时至今日，在大陆高等教育中，国学的讲授却未成系统，不少高校甚至废而不讲。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今后学术的发展，影响一代学人的素质。

考虑及此，1998年，我在为几家出版社策划图书选题时，便报上了“国学课堂书系”。起初的想法是：约请对国学有专深研究、备知其间甘苦的学者分头撰述；每年做一辑，每辑出五六本；每本约十五万字，选国学的…个门类，讨论其学史(由古至今的基本情况)、知识(如学科体系、结构、主要内容)、方法(指研究方法及其进步)；读者对象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学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以及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我想，这样的计划如果付诸实施，则五年下来，必然形成规模效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并成为扩大出版社影响的名牌书系。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乎我的意料。期以五年，而且是经济效益一般的长销书而非畅销书，终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下决心承担这一工程。转机出现在2002年底。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征求选题意见，于是我又报上了“国学课堂书系”，在并无多少的期望中，却得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充分肯定。与我直接联系的是沙铁军先生。沙先生对如何做书显然十分老到，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学课堂”宜定位为大众国学基本知识普及读物，而为了使读者收一卷在手、国学毕陈之效，建议由“书系”改成“大书”，即在一部书中，反映中华国学的基本面貌；每门国学以三万字左右的篇幅，概述其学史、知识与方法。又在此期间，卞师孝萱先生的公子、资深编辑卞岐先生建议书名定为“国学四十讲”，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我接受了沙先生与卞岐先生的合理建议。从2003年春节至今，出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毅然搁置下其他的大量工作，设计、规划全书，确定了八十余门国学选目，然后约请合适的作者。作者来稿后，则无论出自大家小家之手，我都逐字读过，在此过程中，或统一格式，或商请修改，或直接改定。而经我定下的稿子，再送交卞孝萱师审阅。这样的工作流程，经历了整整两年。最终的成果，就是这部由四十二位认真负责的作者、两位名副其实的主编共同完成的一百二十多万字的《国学四十讲》。

面对着一长串的电脑文件目录、一厚叠的打印书稿，以及两年工作过程中的两百多封电子邮件，我既如释重负，又感任重道远。如释重负者，多年的心愿终于有了个了结，而两年中积压的许多事情也可以宽心地去做了；任重道远者，这已经完成的四十门国学外的另外四十余门国学，它们有的已有初稿，有的已有作者，待喘口气后，卞师与我还是想勉力将之完成，那将是又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我们又将为之付出至少两年的心力!虽然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更多，但为普及、弘扬中华国学，用去宝贵的、苦短的学术生命中的四年时间，我们感到还是值得的。

沉浸在国学之浩瀚海洋里的两年中，我时时有着这样特别的感受：积累深厚的中华传统国学，真的是博大精深。如我这个年龄的学者，有懂一门甚或几门国学者，但绝少懂多门乃至全部国学者。以我个人言，学过历史、地理、文学，而又兴趣广泛，涉猎庞杂，但在看稿改稿的过程中，既每多发见与惊喜，从而感叹中国传统学问之互通互证，治学者万不可故步自封、狭隘偏激；也常显所知甚少，如对有些国学门类，我是不敢妄改一字、随置一问。我想，与我年龄相近的国学研究者、爱好者，读此《国学四十讲》，也会有与我相近的感受。至于小我一辈的年轻学人，我相信他们读此《国学四十讲》，所获会更丰，感受会更强烈；而长我一辈的学者，当然也会有所收获，毕竟国学浩博无涯，能为大成至圣通才者，古今几人?是则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确实不可不懂国学。进之，无意于研究国学者，读此《国学四十讲》，也会不乏助益，因为理解中国现实的社会，也不可不懂国学，从某种角度言，源远流长、与时俱进的国学，也是社会、人生、思想、智慧、知识、方法等等的宝库!

《国学四十讲》能够完成，我要感谢沙铁军先生的支持与督促，感谢卞孝萱师的指导与把关，感谢诸位老中青学人的理解与撰稿。没有他们的支持、督促、指导、把关、理解、撰稿，则《国学四十讲》只能停留于想法阶段，而浅学如我也是不可能担此主编之重任的。

胡阿祥

2005年1月29日谨记于三栖四喜斋

2005年初《国学四十讲》送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后，由于种种原因，出版耽误了一段时间。而在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工作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江苏省社科联长期以来，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致力于推进社会发展、学术进步与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省社科联领导多次强调，总结、研究、发展国学，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基础工程。正是在这样的高瞻远瞩下，“国学四十讲”有幸成为江苏省社科联的资助项目，并被列入“江苏社科学术文萃”书系。我们根据江苏省社科联及其约请的茅家琦、李良玉、赵生群、许结诸位先生的意见，又对《国学四十讲》作了修改、补充与提高。现在《国学四十讲》就要问世了，在此，我要代表本书全体作者以及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向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道清先生、总编室主任王建槐先生，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孙燕丽女士、副主席廖进先生、学会部主任陈晓明先生、副主任程彩霞女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胡阿祥

2007年4月20日再记于三栖四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