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鲲博士的学术与职业生涯很不寻常。他是多年在从事工业技术操作和深层的研究之后，才正式进修神学和文化学的。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既有思想的层面，也有个体的深切领悟。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道德之重重危机，可说是促使他书写《契合与转化》这部著作的主因。他尝试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并且深信这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

今天中国社会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当代宗教一文化的研究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危机”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本书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会通”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之更新的问题。

序言

第一章：绪论——宗教与文化更新/1

第二章：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5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6

 第二节 佛教在中国本色化的过程与结果/18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28

 小结/33

第三章：基督教与欧洲文化的会通/39

 第一节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40

 第二节 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61

 第三节 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66

 小结/69

第四章：宗教与文化的会通——基督教宣教学的反思/75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76

 第二节 宗教在文化中的沟通与传达/83

 第三节 宗教在不同文化中“处境化”的探讨/90

 小结/98

第五章：中国文化更新的思考/103

 第一节 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与转机/104

 第二节 中国文化更新之路—“创造的转化”/117

 第三节 从基督教观点看“文化更新”/128

 小结/130

第六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的回顾与展望/136

 第一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的回顾/137

 第二节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146

 第三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的展望/158

 小结/169

主要参考书目/176

1.汉朝时代

佛教传人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譬如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便传说有博士弟子从月氏国使臣口授佛经。然而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人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但据近代学者考证，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非出于汉人手笔。

然而由史料来看，后汉桓帝年间(公元158至166年)，楚王刘英，崇奉黄老与浮屠(即佛陀)之教，桓帝宫中亦建有黄老及浮屠之寺。到了后汉献帝之世，又有笮融建佛堂，并率众修持颂经法会。以此可见，佛教传人中国，有信史可查至迟是在后汉桓帝时代。其实，佛教传人中国乃是渐进的，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一些佛教的事物。至于中国人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后汉时代才开始。

汉朝末年传人中国的佛教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安息国(在今伊朗境内)系统，另一个是月氏国系统。这些外国僧人的姓氏，均系中国人依据他们祖国的国名而安上去的。因此，安息国的人姓安，大月氏(音“支”)的人姓支，天竺(印度)的人姓竺，康居国的人姓康。至于初期的中国僧人，也随西域来华的僧人而姓。直到道安(公元312—385年)之时，才将中国僧尼姓氏，统一为“释”。

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安世高为代表。安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在后汉桓帝时到洛阳，在二十多年内，译出三十余部小乘“一切有部”的佛经。月氏系统是大乘学派，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他与安世高同时期到洛阳，他也译出十三部十七卷佛经，主要是大乘中观学派的经典，尤其是《般若经》最受注意。他们是中国初期佛教的两大译经师，对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三国时代(公元221—265年)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是在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到洛阳，译出《僧祗戒心》，又请印度僧人担任戒师，依戒律规定为中国信徒受戒。这是中国佛教有戒律和受戒之始。当时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而朱士行即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和尚，也是第一个到西域取经的汉人，只可惜客死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康僧会则祖籍西域，但出生于交址(越南)，他在吴国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到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孙权为他建佛寺。号为建初寺。此为南方有佛寺之始。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支谦居士，他祖父是归化中国的大月氏人，他自己则生于中国，因此精通六国语文，是著名的译经大师。他在汉末由魏国避难至吴国，被孙权礼聘为博士，潜心译经，译出《阿弥陀经》、《维摩经》等佛经共四十卷。他们的译文典雅，而且能准确地表达出佛教思想的要义，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很大。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力，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人中国，时机上可算是“乘虚而人”，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

3.西晋、东晋时代(公元265—420年)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盘》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的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其中后赵(公元319—352)的石勒石虎，前秦(公元351—394)的符坚等人，更是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因此，佛教在中国北方开始盛传。

此段时间，正是儒家势力衰微，而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与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大感兴趣。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在此时大盛，也与此有关。日本当代佛教思想史权威柳田圣山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恐怕不纯然是教理的理解问题，而与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喜欢探究超自然的能力有直接的关连。佛教首先即以此通俗信仰的形态，生根于中国社会之间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大半的高僧都是以译经为主，但也有不少是属于“神通类”的高僧。佛图澄即为其中最出名、影响也最大的一位。佛图澄是龟兹人，他未曾带一卷经典来华，未曾译过一句经文，却以神异称誉一时。他的受业弟子几乎达万人。又有释道安等高徒。因此，他可以算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佛图澄于西晋末年到中国，被鲜卑族的石勒石虎父子招迎。后来他就以石氏父子为中心，在华北教化百姓。他的神异据说是包括各类神通，诸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等，他也以这些神异来化解胡人野蛮的习俗，来推广佛陀的慈悲教诲。因此，外来的佛教能立足于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有赖佛图澄的神异。

道安(公元312—385)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他不通梵文，却写了不少佛经的注释书。他还编集译经目录，为僧尼制订行仪，统一僧尼姓氏，使佛教完成组织化的教团。对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道安的弟子很多，但以庐山的慧远(公元334—417)最著名。他成立教团于江西庐山中，是东晋的佛学中心。

东晋之世，除了道安及慧远，还有法显及鸠摩罗什(公元344—413)最为著名。法显西行求法，而且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鸠摩罗什则是龟兹人(今新疆库车)，被前秦符坚迎来中国。他在十二年间，译出了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佛经，其中包括《般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等重要经典。直至今日，许多佛经诵本，仍采用鸠摩罗什的译本。他的弟子中，有号称“关内四圣”的僧肇、僧■、道生和道融四位杰出的弟子。P6-9

庄祖鲲博士的学术与职业生涯很不寻常。他是多年在从事工业技术操作和深层的研究之后，才正式进修神学和文化学的。过去十多年来，他除了全职参与教会的牧养与教导工作之外，还特别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真理上的追求与探索深表关怀。

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既有思想的层面，也有个体的深切领悟。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道德之重重危机，可说是促使他书写《契合与转化》这部著作的主因。他尝试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并且深信这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

我诚恳地推荐这部富有创见的著作给所有关注中国“精神文明”的朋友们。

庄祖鲲博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既有思想的层面，也有个体的深切领悟。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道德之重重危机，可说是促使他书写《契合与转化》这部著作的主因。他尝试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并且深信这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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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邦博士 中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